展望未来5年，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陆磊认为，影响未来的最大问题是外部问题，也就是全球环境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货币利率是150年的历史长周期下几乎独一无二的独特的经济现象。”陆磊如是说。

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金融形势。据世界银行预计，疫情将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5.2%，陷入衰退的国家数量达到1870年以来之最。从金融层面来看，由于疫情冲击，发达国家实施了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截至2020年7月末，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至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2月底全球疫情暴发初期的1.67倍。17个主要经济体名义利率处于1870年以来近150年最低水平。

在这样的“宽货币、低利率”背景下，产生了两个偏离。一方面，在各个主要经济体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发生偏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偏离。发达国家主动的宽货币引发了新兴市场的被动的宽货币，且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跨境的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

“如果世界主要经济体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应对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良方，还是引发明斯基危机时刻发生的毒药？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陆磊强调。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宽货币、低利率”现象反映了全球经济三个内生性矛盾，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物价-股价曲线陡峭化；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关系——中心国的政策溢出效应。

他直言，对此需要反思几个问题：二战以后的宏观经济学揭示，货币高增长最终会导致高通货膨胀，但在全球的“宽货币、低利率”时代，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层层加码，但通胀作为一个全球性现象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同时，物价—股价曲线陡峭化。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深刻改变了全球金融格局，放松监管、科技革命催生了金融市场的繁荣，美国股指和上市公司总市值快速扩张。尤其是2008年QE以来的上涨幅度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增速，“宽货币、低利率”是否催生了资产价格泡沫？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会怎么样？发达经济体调整其货币政策时，一般来说会导致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乃至货币市场货币汇率发生明显波动。如果这种格局暂时不能发生有效改变，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应当如何面临这种风险？

那么，在“十四五”时期，若全球“宽货币、低利率”环境持续，将对我国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产生哪些影响？

陆磊分析认为，对银行业而言，其一，全球“宽货币、低利率”推动市场利率下行，影子银行、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金融业态，对传统银行存贷业务形成显著的替代效应。在宏观环境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的环境下，非银行金融体系将更多地承担将储蓄转换为有效投资的功能。其二，在“宽货币、低利率”环境下，存贷款息差由以往的超过3%逐渐收窄至目前的2.35%。其三，在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狭窄的息差空间下，银行业将可能更加注重专业化竞争。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宽货币、低利率”为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提供了机遇。中国的金融产品是足够具有吸引力，更需要考虑的是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就是支付、清算、结算、监管、法律体系是否适应全球化的经营市场。

谈及“十四五”期间金融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陆磊指出，逆全球化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全球金融市场共同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金融市场具有信息驱动的本质特征，对逆全球化事件冲击存在超调可能。信息冲击下金融市场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汇率、股市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偏离基本面的“锚”。

对此，他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一是继续推动金融体系开放：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高水平开放，促进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调控政策体系；三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