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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晶: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推动金融创新
作者:唐子湉 黎华联 实习生 郭世浩    发布:2020-12-14    来源:南方日报    阅读:2378次   

 近日,国际金融协会(IIF)的报告显示,今年全球债务总额增加15万亿美元,2020年总额或将超过277万亿美元。为了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多家央行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寻求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新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金融创新应如何顺应发展?对此,南方日报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他表示,中国应加快完善数据权属与监管制度,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实现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创新发展。 

中国杠杆率增速低于全球水平

南方日报:今年疫情以来,全球债务的总量以及结构呈现怎样的变化?

张晓晶: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观察到全球范围内债务攀升。其中,政府债务攀升最快,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杠杆率超过了100%。今年一季度全球杠杆率的攀升已超过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创下了历史新高,很多国家的杠杆扩张都是过去的两倍左右。

在结构变化的层面上,最典型的特征是政府部门杠杆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加大发债,其公共部门,尤其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上升较快。相对而言,发展中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杠杆率上升的幅度较为平缓。

南方日报: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

张晓晶:今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在前三个季度上升了24.7%,预计今年大概是30%左右的水平,但仍低于全球预测35%的杠杆率增速,也低于我国2009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其中,第三季度杠杆率攀升3.7个百分点,相比一季度和二季度增幅快速回落。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提高,宏观杠杆率阶段性快速攀升过程基本结束。

由于疫情时期很多企业无法生产,小微企业需要还本付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和抗疫救援等方面的投入都导致了杠杆率的上升。中国杠杆率增幅趋缓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方面的相对克制,未置风险于不顾,没有出现“洪水滔天”,这是分子因素。此外,三季度杠杆率增幅趋缓的主因在于经济的强劲复苏,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高达5.5%。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分母因素使得杠杆率增速不断回落。

南方日报:今年全球主要央行都持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本轮量化宽松的大潮将延续到何时?

张晓晶:首先,根据过往的经验,美国是从量化宽松中较早退出的国家,而且具有引领性。因此这轮量宽能持续多久,可能还需要看美国经济复苏的程度。其次,这一政策的持续还取决于疫情的变化,目前看来疫苗有望于明年推出,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但这一过程大概会维持几年的时间。 

货币政策需维持平衡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

张晓晶:利率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风向标。从企业角度看,利率是成本。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降成本。因此,促进利率下行可以说是央行的一个目标。但另一方面,央行还需要维护金融稳定,而利率下行,往往可能带来资产泡沫。所以,利率走向还需要央行作出全面权衡。

南方日报: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张晓晶:目前人民币债券等资产在海外受到追捧,主要原因在于货币的正利率和经济的正增长,加上中国的主权信用相对较好,有利于吸引外资。当然,我们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并非以利率高低“论英雄”——毕竟单论利率高低,不少新兴经济体更高,但其风险较高。因此,要吸引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债券市场,还需要不断完善国内的基础制度,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开放。

金融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

南方日报:中国的金融创新应如何适应当下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张晓晶:首先,金融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我们观察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全球金融的发展:由技术层面的进步促成金融中介成本发生变化的幅度很小,维持在2%左右,科技并没有直接带来融资成本的下降。金融自由化、监管规则变化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才是核心。当前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反而可能提高融资成本。

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所谓金融实体之间的大循环,就要让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推动制度层面的创新,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本下降;同时还应规范金融机构的资金空转、过度流入房地产行业等行为,使得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循环。

南方日报:国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如何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张晓晶:我们非常关注下一任美国总统对金融科技的政策变化,如果拜登上台,他的执政重点将在于加强对金融和大科技公司的监管,很可能会出台关于数据隐私保护和数据权属方面的相关规则。此外,欧洲已经出台了很多针对大科技公司的税收政策和垄断罚款,未来我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将面临新规则的更大压力,原来的竞争优势可能会在新规则下化为乌有。因此国内的金融科技公司应尽快调整,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南方日报:在未来的金融发展趋势中,您如何看待广州的发展机遇?

张晓晶:首先,广州处于粤港澳大湾区,开放性的制度和规则是将来发展金融最大的优势。由于靠近香港,广州有充分的便利去学习其在会计、金融、审计、法律等各方面的先进制度,加快制度创新,实现与技术创新协同发展。

此外,未来绿色金融将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碳中和、巴黎协定等方面都会形成新的标准,广州应该在绿色金融的规则方面未雨绸缪,争取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方面,广州可以加快完善商业信息、个人隐私数据、数据权属,从各方面形成隐私保护和反垄断、公平竞争的标准,从而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