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3日的202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发表演讲时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可以概括为提高“四个比重”，做好“一个畅通”，即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国内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居民消费在国内需求的比重；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加强科技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的比重；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双循环的畅通性。

    他认为，中国要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需求的增长能够快于出口的增长，弥补出口增幅放缓带来的供需缺口；使居民消费的增长快于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投资的增长，同时也要快于出口的增长；适当降低政府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适当降低企业部门，特别是银行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占比；要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的比重。

    （一）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高国内需求比重

    杨伟民指出，中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使国内需求的增长能够快于出口的增长，弥补出口增幅放缓带来的供需缺口。出口总量要保持继续增加，但是未来在整个总需求中的占比可能是相对下降的。同时，要增加进口，特别是消费品的进口，实现进出口的基本均衡。

    他介绍，从2017年投入产出表看，中国的总供需格局，即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都是97.2万亿元。但是细分看，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这个缺口就是进口和出口的差额。这种格局静态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出口增幅减缓，而国内需求没有填补这个缺口，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速下滑。

    2018年，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109万亿元，也是均衡的，但同样是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只是缺口相对变小为0.7万亿。主要原因是2018年美国发起贸易摩擦，中国出口减少，而进口扩大。同时，国内的需求也没有填补出口放缓带来的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17年的4.7%变成了2018年的-7.2%，导致2018年经济增速比2017年下滑0.2个百分点。

    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增幅波动很大，但是总趋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增速在不断放缓，这与经济增长下滑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出口增幅放缓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看来，在出口增幅放缓的情况下，需要国内需求弥补出口放缓带来的缺口，但近年来代表消费的社零总额增幅并没有增加，反而增幅也在放缓。出口增长和社零总额增幅放缓的直接结果是，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下滑。

    2018年，中国88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2007年以来的历史峰值相比，其中60种产品产量出现负增长，1种是零增长，27种正增长，出口产品和这一情况大体类似。工业产品产量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业增速放缓。

    （二）扩大国内居民需求，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

    在杨伟民看来，扩大内需主要应该扩大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使居民消费的增长快于政府消费的增长，快于投资的增长，同时也要快于出口的增长。同时，中国要继续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但要相对降低投资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对于政府消费，可以考虑稳定或者降低政府消费的比重。

    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是快速下滑的。2007年，中国出口在最终使用（即最终需求）的比重是28%，到2018年降到了16%，下滑了12个百分点。这12个百分点由国内的三类需求来填补：居民消费占比增加了3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占比增加了4个百分点，投资占比增加了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最终需求发生很大变化，出口在总需求的比重大幅下滑，但主要是政府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占比提高来填补的，不是居民消费需求占比提高来填补的。2013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就是居民的消费率也是在下降的。”

    （三）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

    杨伟民指出，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没有收入就没有能力进行消费。所以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同步于经济增长，最好是快于经济增长，到2035年实现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两个翻番”。从不同收入群体看，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依法调节高收入。同时，要适当降低政府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适当降低企业部门，特别是银行业、房地产业、信息服务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占比。

    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劳动报酬占比在快速提高，从2007年的41%提高到2018年的52%，但居民消费只占总需求的33%，杨伟民认为，这主要是现行统计的劳动报酬包括了许多不属于当期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项目，比如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如果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他认为，居民收入要快于经济增长。而在2013年~2019年这7年，有4年时间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快于经济增长的，有3年时间是低于经济增长的。

    （四）加强科技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的比重

    杨伟民强调，要把创新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这是“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重要提法，同时要加快“卡脖子”领域的科技研发，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重建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队”，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加强产权激励，激发创新人才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从比例上看，目前中国进口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很多都是高技术行业，比如，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软件服务、文化办公机械等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出现断供，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强调，在这些行业，要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的比重。

    （五）坚持扩大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的畅通性

    杨伟民指出，构建新格局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自己生产，也不是所有技术都自己开发，要保持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大于国内消费能力的格局，尽可能多出口。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基础上，要保持部分行业高出口、高进口的基本格局，不能要求所有的行业都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在三个方面降低进口依存度：通过科技创新降低高技术产品对外依存度，通过绿色创新降低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降低文化旅游产品的对外依存度。

    他指出，2017年，中国的进口中76%是用于生产，也就是属于生产型，而不是消费型进口，如果不进口将对生产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进口属于集中型进口，进口额排在首位的是电子元器件，其他还有资源性产品，前十大行业的进口额占全国进口额的48%。中国进口多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高技术产品，还有一类是资源性产品。

    在杨伟民看来，中国要生产，就必须大量进口；中国要进口，就必须出口换回外汇，就必须保持部分产业的生产能力大于国内消费能力的格局。比如计算机、通信是大量出口的行业，这些行业必须要保持生产能力大于国内消费能力，才能有多余的产品用于出口、换回因技术创新不足必须进口的芯片，资源不足必须进口的大豆、石油等。“很多行业的进口和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既是高出口的行业，又是高进口的行业，它们是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

    杨伟民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涉及经济发展的供需格局、内需格局、分配格局、生产格局、技术格局，以及空间格局、城乡格局、区域格局等等，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关系着到2035年能否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