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至18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并为明年宏观政策定下基调。2021年适逢“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将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今年岁末的这场会议格外引人关注。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解读会议内容提到，今年宏观政策有效且精准，明年要保持政策稳定运行，既不能大变，搞非常态化扩张，也不能“见好就收”，形成断崖。

刘元春预测，财政政策方面，明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较今年略有收缩。货币政策方面，会议要求“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虽然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并不意味着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出现明显收缩。

明年宏观政策连续、稳定、可持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宏观政策定下基调，称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会议指出，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并呈现加速复苏态势，说明今年宏观政策有效且精准。因此，必须保持宏观政策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稳定运行，若半途而废，可能会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影响经济复苏的进程。

他认为，明年宏观政策既不能大变，搞非常态化扩张，也不能“见好就收”，形成断崖。同时，由于今年的疫情救助、助企纾困等一些特殊政策成本较高，持续较长时间也会给经济带来债务风险，这些“非常手段”也需要在保证经济稳定复苏的基础上有序退出。明年的宏观政策不等于一成不变，而是要在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的基础上，把握它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预测明年财政赤字率较今年略有收缩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今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按3.6%以上安排，较去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以上，是首次“破3”。赤字规模为3.76万亿元，较去年提高1万亿元，为历年最高。

刘元春表示，明年财政政策同时强调“提质增效”和“更可持续”，表明要注意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潜在风险，例如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等问题。财政赤字率不是越高越好，既要保持合理的支出强度，又要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明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较今年略有收缩。

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刘元春解读，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明年货币政策最关键的内容。虽然明年将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并不意味着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出现明显收缩，反而在基本匹配基础上，个别参数还可能略有上升。

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规定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

目前新发展格局还存在哪些堵点和短板？

刘元春表示，目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能未被充分挖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较弱，交易环节成本过高等。例如，一些中高端消费品由于管制限制无法在国内市场买到。因此会议也提出，要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

会议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本次会议关于扩内需的表述还有哪些亮点？

刘元春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是，首先会议从制度层面提出了扩大内需的要求。“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扩内需的需求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一个需求侧的改革，在消费、储蓄、投资这些基础性制度上做出一系列安排。”

其次，会议提出了一揽子的扩内需方案，而非简单地着重于短期手段。“内容既涉及短期消费，也涉及中期消费；既涉及一些机制性问题，也涉及一些制度性问题；既涉及市场消费，也涉及公共消费。”刘元春称。

正如刘元春所言，会议提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要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现代物流体系。要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避免新兴产业重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