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本文系作者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