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　

胡鞍钢

　　（50人论坛.北京）一、研究背景和调查方法
　　最近连续发生影响国外的重大事件已经引起国内外对我国社会稳定问题普遍的关注。目前我国社会是否又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主要表现为哪些特征？影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是否需要支付社会稳定成本？采取哪些措施维护社会稳定？本文采用对干部和公众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两种方法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分析。
　　衡量社会是否稳定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包括：(1)社会冲突，如罢工学潮、示威游行、上访请愿、聚众闹事、民族冲突、暴民骚乱等；(2)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各种犯罪、事故灾害等；(3)社会心理，如公众对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政府效率、政治参与等看法。分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包括：(1)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失业率、痛苦指数（通胀率加上失业率）、贫困率、成灾人口、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社会保障覆盖率及水平、企业实际赋税、农民负担；(2)政治因素，如官僚作风、腐化堕落、渎职失职等；(3)环境因素、如各类污染物排放；(4)文化因素，宗教、迷信、舆论等。 作者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主观看法，利用问卷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是利用主观指标即人们对社会形势和问题主观看法及满意程度来反映社会发展形势的现代调查方法。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如果说公众情绪、公众意向、公众调查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那么干部看法和观点同样也是我们了解和判断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二是客观指标，利用经济社会统计资料计算和分析，客观地反映与社会稳定相关的现象。
　　1999年5月10日我在第27期全国市长研究班讲课之前，对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北京之外）的56名地县级市长（其中地级市长47人，县级市长9人），就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稳定问题作了专题问卷调查。尽管该调查样本数较小，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们本人的看法也反映了所在地区的情况，也代表了当地负责干部的看法。同时我还利用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1999年3月对城市居民社会稳定状况跟踪调查（以下简称社发所调查），作部分问题问卷对比分析。该项调查样本为1500份，调查地点集中在北京、哈尔滨、广州和武汉四大城市。两份调查材料相互补充，还可以充分地了解这两个不同被调查对象对这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此外作者在问卷调查的初步结果的基础上，又提供重要数据计算和背景分析，以便供有关方面参考。
　　二、对我国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
　　90%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不稳定、很不稳定时期。其中认为社会不稳定时期的人占78.2%；认为很不稳定时期的占10.9%；只有10.9%的人认为我国仍然社会稳定。在社会所调查中公众表示中国社会不稳定和较不稳定的占25.9%，表示较稳定和稳定的占44.9%，表示一般占29.2%。但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比较，认为稳定的比例在下降，而认为不稳定的比例在上升。与地方市长的看法比较，公众还倾向于认为稳定与较稳定比例较高。
　　作者研究表明，从改革以来中国平均每十年左右同时出现经济增长下降或衰退，失业高峰和社会不稳定高峰，已先后出现了3次（指70年代未80年代初、80年代未和90年代初以及目前）。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相互作用、相互叠加的必然结果，以出现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尽管目前中国还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最近爆发的法轮功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幸亏中央作出及时处理，但也深刻提醒我们，一有风吹草动或突发性事件（无论是对外或对内）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时，有可能演变为造成国内外严重影响的不稳定事件。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社会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这是最高的国家利益，也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更是我们慎重处理重大国内外事件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消除各种事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负面影臁?lt;BR>　　地方市长认为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位是民众不满情绪增加，依次是上访事件增多，社会治安情况恶化，各种纠纷事件增加，出现请愿游行，以及其他社会不稳定现象。
　　在计委社发所调查报告中，约有43%的人对自己生活水平不满意。由于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相当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下降，引起被调查对象接近一半的人不满意，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社会稳定的标志是民心稳定，而民心稳定的标志是对自己的生活和收入的满意程度的百分比占绝大多数，即改革与发展应使绝大多数人口受益，并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
　　3/4的地方市长反映所在地区目前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或越来越差。其中认为所在地区社会治安有所恶化的占65.4%，治安状况越来越差的占9.6%，约有25%的人认为所在地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
　　上述看法与作者最近的一项研究基本吻合。一是各种刑事案件居高不下。改革以来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曲线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期的"严打"，1981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为89.0万起，1984年降至最低点51.4万起；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1991年分别为197.2万起、221.7万起、236.6万起）；第三次是近年来，一直在160万起，其中盗窃案件占65.6%。 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介绍，1998年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各种刑事犯罪发案率呈上升势头。据统计，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在1998年1-9月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为135.2万起，比上年同期上升5.8%。二是各种法律案件一直呈迅速上升趋势。1980年全国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为76.4万件，1989年为291万件，1995年为455万件，1997年为529万件，90年代年平均增长率为8.9%，其中民事案件占62%，经济纠纷案件占28%，刑事案件占8%。 三是近年来各种劳动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据统计，全国城镇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由1992年的8150件上升到1997年71524件，增长了8.8倍。 四是各种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例如集体上访、请愿、集会、游行、静坐、阻塞交通、拦截火车、冲击党政机关等不安定事件，有的行动还相当偏激，这些群体性事件大都是由于以下原因引发的：因企业债券不能按期兑付；因企业效益不好，拖欠职工工资；因企业亏损无法兑付群众集资款；因企业减员、下岗职工未领到生活费；因农民负担过重；因非法传销；因拆迁赔偿等等。 五是各种黑社会组织迅速崛起，不仅进行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暴力犯罪，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进行有组织的走私、骗汇逃汇、诈骗、偷税抗税、地下经济等，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社会不稳定因素大多数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以往时相比出现如下新特点：一是矛盾的复杂性加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言，处理各种具体利益关系的矛盾，比起过去来要错综复杂得多了。二是矛盾的群体性突出，许多相同利益的人群在利益受到伤害，诸如拖欠工资、退休金、农民负担过重、征地搬迁安置等，易于酿成群体性事件。三是矛盾的冲突性趋强，先是比较温和的、限于本单位、本地区，进而对抗性明显加剧。
　　几乎所有的地方市长认为社会不稳定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或严重影响。其中63.6%的人认为会产生影响；有34.5%的人认为会产生严重影响，只有1.8%的人认为无影响。
　　地区性的突发性事件主要造成本地区的社会不稳定，同时也会波及到全国和周边地区。有71.7%的人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对突发性事件会导致本地区社会不稳定；有18.8%的人认为可能波及到全国；有9.4%的人认为会波及到周边地区。最近以来，许多局部性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连锁反应"，规模从小到大，危害日益加大，后果日趋严重。 这表明，任何突发性事件爆发首先影响本地区的社会稳定，也对当地领导人构成最大压力。中央应当明确规定各地区党政一手是保持社会稳定主要责任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使其突发事件控制在本地区范围内，及时处理，亲自处理，迅速上报真实情况，依法管理和处理危机。尽管这是治标的措施，但还是极其重要的保证社会稳定的措施。
　　
　　三、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期，各个阶层、集团、人口群体利益迅速分化，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冲突，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各种经济社会风险日益增多，易于引起社会不稳定。许多因素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地方市长认为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首先是下岗人员增加；依次是腐败现象严重；农民负担过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在计委社发所调查中，1998年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按其重要性排列是：腐败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下岗人员增加；农民负担过重。1999年的调查排序则变为：腐败现象严重；失业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治安恶化；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无力。腐败问题仍是第一位因素，但是下岗失业上升为第二位因素（见表1）。
　　该项调查报告还指出，城市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既是一个弱势社会群体，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目前生活不满意的程度比重较高，因此是政府尤为关注和援助的特殊社会群体。
　　近年来，经过反贫困行动，如1998年仅中央安排的农村扶贫资金就达183亿元，农村贫困人口明显下降，但是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在扩大，约在2000万人左右。作者对有关部门的统计和调查资料估计城镇贫困职工和贫困人口：一是根据全国各级工会统计1997年全国贫困职工为297万人，扶助贫困职工资金为27483万元，年人均补助为204元，月人均补助为17.8元。 二是根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城镇约有320万最贫困人口；国家支出照顾困难户救济款3.6亿元，还不够建外交部一座新的豪华宾馆式办公大楼的钱，人均年救济款只有112元。 三是由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推算，全国城镇最低收入中最困难户约580万户，合计2100万人，人均月收入为182元，相当于城镇居民收入的42%。四是由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推算，全国城镇贫困人口96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2.6%。由此可知城镇贫困人口的相对总人口比例比较低，但绝对规模比较大，由于大规模职工下岗，相当多的人群实际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生活状况恶化，成为社会的弱势集团，这不仅包括原有的孤寡老人、病残人员、特困人口家庭，而且也包括不少新加入最低收入阶层的下岗职工及其家庭。如果说国家"八七"扶贫计划是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话，那么在城市也应实施反贫困计划，并列入"十五"计划之中，所不同的是要尽快建立保护弱势集团、面向全体职工和全体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因为一这制度可以使低收入家庭和弱势集团人员首先受益。只有使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受损并得以补偿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中国收入分配差异》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1年的0.281上升为1995年的0.388。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类似于目前的美国的水平，略高于东欧国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各国基尼系数变化量看，东欧国家上升了10%，高收入国家几乎无变化，中国则上升了38%，在同期各国不平等性程度上升幅度最大（见表2）（World Bank, 199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曾提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指基尼系数超过0.4），并提出我国收入差距上过快警告。他们一项新的研究表明，1996-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457，呈逐年上升趋势。若按五等分方法计算（指按低收入、资低、中间、次高、最高分为5组），其中各收入组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06%、8.63%、14.14%、21.77%和51.40%。这与按基尼系数方法计算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官员腐败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地方市长多数认为在惩治腐败方面上没有显著成绩。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6%；认为不显著的为21.4%；只有12.5%的人认为是显著的。在计委社会发展所的调查中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在惩治腐败方面进展显著的占5.8%；较显著的占26.2%；没变化的占22.6；较不显著的占25.2%；不显著的为20.2%，后三项合计为68.0%。
　　大多数地方市长认为在干部中损公利已、以权谋私的只占少数或占极少数。其中认为占少数（指一半以下）为53.6%，认为占极少数（指不足10%）为28.6%；认为占多数（指一半以上）为17.8%。在计委社会发展所对哈尔滨市居民问卷调查中对同样问题中选择比例看，23.3%的人认为占"绝大多数"，18.4%的人认为占"多数"，13.6%的人认为"约占一半"，19.4%的人认为占"少数"，18.4%的人认为占"极少数"，有6.8%的人拒绝回答，前三项合计为55.3%，后三项合计为44.7%。这表明，干部本人和公众对干部腐败问题看法差异甚大，大多数群众认为大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损公利已，以权谋私"问题，而大数数市长却持相反看法。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那一种看法，都同意腐败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表明各种腐败是侵蚀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同样也是硬道理，只有反腐败中国社会才能稳定，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四、为什么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大多数的地方市长认为目前的再就业工程对解决下岗职工失业问题的作用一般或不显著。其中认为一般的为60.7%；认为不显著的为30.4%；只有8.9%的认为显著。为什么再就业工程对解决下岗职工失业问题不显著呢？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市场缺陷，目前我国城镇已出现三类劳动市场（见表3）：一是城镇职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福利，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失业率，高的下岗比例，低的劳动力流动率；二是城镇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表现为无福利，低工资，低失业率（仅为1.5%），高的劳动力流动性；三是专业人才市场，主要表现为年龄轻、学历高、收入高，低福利，高劳动生产率，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强烈的求职动机。目前一方面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到1200万人，再就业人员占一半，其中43.5%的人员实际上是企业内部分流，30.3%的人是社会分流；另一方面城镇国有、集体、其他经济部门又雇用1000多万农民合同工；相当多数的下岗职工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尽管他们在第一类劳动力市场属于"非自愿失业"，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进入第二类劳动力市场，他们在非技能就业方面缺乏竞争能力，因而属于"自愿性失业"，他们缺少专业知识也没有条件和资格进入第三类劳动力市场，这就形成规模越来越庞大的下岗职工人群。由于转轨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功能与结构存在严重缺陷，真实失业率居高不下，因而由政府所实施的再就业工程并不象我们所想象那么有效，对此我们应有清醒客观的估计，不能以为搞了再就业工程，就可以自动解决失业问题，因为政府本身不会创造多少就业工程，它只能解决部分职工失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把相当多数的下岗职工推进第二类劳动力市场，否则就进入公开失业队伍，以其基本的失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是"先推后保"的策略。
　　大多数地方市长认为现行社会保障体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一般或不显著。其中认为一般的占60.7%；认为不显著的占35.7%，只有3.6%的人认为显著。从失业保险看，全国城镇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的复盖率1997年底仅为54.3%；登记失业人口发放失业救济金覆盖率为56.0%，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人均每月领取失业救济金为49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1997年下岗职工没有领取基本生活费人数占下岗未就业人员比重48.8%，下岗职工人均每月领取生活费82.7元，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的15.3%；从养老保险看，1998年底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为59.6%。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应付"下岗洪水"或"失业洪水"时却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制度性根源。
　　大多数地方市长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放在各项改革最优先位置和重要位置。其中有50%的人认为应放在最优先位置，有44.6%的人认为应放在重要位置；只有5.4%的人认为放在一般位置。
　　3/4的地方市长认为今后政府支付社会稳定的成本将越来越大。其中认为越来越大的占75%；认为变化不大的21.4%；认为越来越小的只占3.6%。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计，今后6年全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需支出1140亿元，平均每年支付190亿元，（1998年中央财政通过增列支出和亏损补贴等方式共拨付补助资金和借款168亿元，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人员救济金需支出915元亿，平均每年支出153亿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需支出2055亿元；三者合计4110亿元，平均每年支出685亿元；养老资金今后6年将支付1.2-1.6万亿元；总计需支付的改革成本1.6-2万亿元之间，平均每年需支付2600-3300亿元。这表明，随着失业高峰和养老支付高峰来临，改革成本和社会稳定成本规模将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所支付上述成本的费用缺口过大，这就意味着由于失业补助金和养老金支付所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所形成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五、防止发生社会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1997年7月亚洲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不仅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地，引起世界经济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且这些危机发生国又由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
　　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其实，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目标时忽视了促进社会进步，在从事大规模投资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因此，一旦经济增长衰退和金融危机来临，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并以抢劫、暴力和动乱的形式爆发，例如，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社会动乱，不仅体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贫富居民阶层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也体现了被压制的社会一旦开始对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及领导人改善经济的能力和廉洁作风表示怀疑，就会迅速发生剧变，出现政治动乱。从所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来看，社会问题都会深入和波及到家庭和社区层面上。此外，经济压力可能会导致家庭或社区暴力以及非法活动，如毒品交易、走私活动和色情服务。显然，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发展，重视GDP增长，忽视社会保障，是"蹩脚"的发展观，但却成为这些国家长期奉行的"圣经"，也是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
　　那么，如何防止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呢？其实质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采取至关重要的重大措施。为此，世界银行在《东亚：复苏之路》（1998年12月）报告中提出，适度扩张的经济政策要有利于扩大贫困人口的收益，投资政策要实施有利于保护贫困人口和减少贫困人口的投资项目，金融政策要有利于农村居民增加储蓄和投资，收入分配政策要有利于减少不平等现象；利用劳动密集型公共事业和公共投资刺激劳动力需求，鼓励私营部门就业增长，发展劳动力市场，建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针对那些处于或接近贫困线失业者的失业救济补助体系，建立为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的正规保险支付系统；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为贫困人口创造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机会，提供公共卫生保健防疫的基本条件，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发展能力；建立确保社会公平稳定协调的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利用这些制度有效的根治腐败，改善社会结构，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社会发展，关注弱势集团利益和要求；加强公共信息传播，对居民生活条件和重要信息包括收入、失业、营养状况和社会指标等进行定期监测、及时报告。
　　
　　六、保持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
　　第一，要把促进就业增长，降低高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社会稳定目标。在本项调查中，地方市长认为保持社会稳定的首要措施是创造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其次是安排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迄今为止，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仍实行的是"增长优先"战略，而把进一步扩大就业和降低失业率目标放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倒数第2位，处于一个重要性较低的位置，而不是处于优先的位置（详细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委主任报告）。此外所规定的控制失业目标是指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实际失业率，无法反映实际失业状况。199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就业增长率仅为0.5%，这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就业增长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357万人，也是改革以来最低的新增就业人数；就业增长率弹性系数为0.064，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仅增长0.064个百分点。这表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增长，两者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3%，而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的3.4%。这一基本国情就决定了中国应当选择"就业优先"战略，即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扩大就业人口规模应当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
　　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选择发展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济；促进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增长；发展知识密集与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就业门槛低的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采用以工代赈方式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生态建设、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增长战略，吸收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为贫困地区创造就业。
　　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投资本身不会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因为政府的投资不足全社会投资总额的3%，政府创造就业主要依赖于政策投入，即为私营和个人本外资等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市场准入和竞争的条件，取消各种人为的限制，诸如注册登记、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限制等，积极开办中小银行或在国有大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贷款部，为他们提供融资渠道，使他们能够公平地获得生产性资本，包括土地、资本和信息，同时也使他们获得广泛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培训、保健。鼓励发展非正式部门，提倡多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既使是在发达国家部分时间就业者也占15%，其中日本占20%。政府应解除管制，鼓励下岗职工、新生劳动力、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防止当地治安人员的过渡干预，妨碍非正规部门发展，同时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发展国际上通行的新型非正规灵活性就业，如家庭办公、家庭咨询公司等。
　　第二，开辟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基金既是最重要的改革成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稳定支出，保持社会稳定就是要保证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按章（规章）、按时、按量发放到社会保障的对象人口手中因此如何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就成为中心任务，这有赖于做出新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改变支出对象。作者建议开辟如下主要资金来源是，1、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个人帐户；2、出售部分国有资产部分上市公司国有股和土地，充实国有职工养老基金个人帐户；3、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1000-1500亿元），作为今后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措施；4、将财政收入中划拔的国有亏损企业亏损补贴额（1997年为368亿元）直接援助亏损企业下岗职工或失业者；5、将对城镇居民普遍实行国家财政价格补贴额（1997年552亿元）直接转向城镇低收入人口或特别困难补贴家庭；6、各级政府用于技改资金（1997年全国为600亿元）应转入社会保障资金，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直接投资和直接干预；仅上述后4项合计每年进入社会保障资金约2500-3000亿元，若计入前2项可再融资更多的资金。7、征收按国际通行贯例，实行实名储蓄制度，开征储蓄税，对一定限额（如10万元以上）储蓄征收利息税；8、对特种行业（如卡拉OK、歌厅、游戏机等娱乐业、美容美发、城市出租汽车、广告等）征收特种行业税；9、尽快开征遗产税。
　　第三，防腐败制度建设重于反腐败的政治运动。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利用政治运动的手段来反腐败，用"党纪国法"反腐败只不过如同割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愈反愈来，愈反愈猖獗。党不满意，人民更是不满意。这不仅危及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也直接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我认为，对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构成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敌对势力，主要来看共产党内的自身的严重腐败。中国的腐败属于制度性腐败，即在转轨期制度缺陷引起的腐败。腐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官员运用权力的任意性，是一个不断制造和产生租金的"寻租"过程，诸如高关税和贸易壁垒，激励"走私"猖獗，行业垄断出现"电霸"、"路霸"，对某些地区的税收减免优惠激励"政治寻租"，信贷分配是银行人员寻租的制度根源，政府各种部门的权力滥用是各种收费的根本原因。此外，严重的制度缺陷也会使腐败盛行，诸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立法和司法力量薄弱，文牍主义等等。防腐败重于反腐败，铲除产生腐败制度根源重于严酷打击腐败分子。这就需要加快实现政府机构改革，根本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进而减少创造租金的机会。中国能否根治腐败，关键在党中央。十年前邓小平同志针对"六四"事件反复告诫，"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不然，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对人民承诺要兑现。 至今人民还不满意，这个关还没有过，中国社会仍不稳定，因此防腐败（治本）与反腐败（治标）仍然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根本基础。
　　第四，建立以国家主席为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处理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危机和突发性事件的决策机制和处理危机机制，协调各部门、各地方的行动，必须消除各种国内外事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第五，强化社会治安管理，有效处理突发性事件。今年是建国50周年，人民不仅企盼着"大庆"，更企盼社会安宁和人身安全。因此需要强化对社会治安的资金投入，特别是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团伙犯罪；建立健全城镇社区安全体系，重建农村治安体系，并增加必要的投入；建立突发性和群发性事件信息报告制度；明确地方党政一把手是当地社会稳定与危机处理的主要负责人，必要时重点城市在特定时期成立由党政一把手组成的危机处理领导小组。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不提倡、不支持、不批准在各大城市举行各种示威游行，包括有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不能开这个先例。一来阻塞城市交通，造成市民不便；二来无法控制可能出现的越轨行为，造成难以挽回的国际影响；三来可能为下一次某种突发性事件爆发示威游行带来借口；要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激化而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社会稳定，对于群众中出现对党的一些政策措施暂时不理解或提出某些不合理要求的问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引导和帮助，力戒简单生硬，对于那些称王称霸，欺压群众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严肃处理。
　　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需要了解突发性事件的机制，特点和前兆。根据沈致远先生等人研究，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级联放大"效应，造成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 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 ，在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欠拖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欠拖不能解决，或者对上"封锁消息"，最终"一触即发"。
　　及时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因应之道可分为事先防范与事后化解。事先防范可以减少损失，不会使小乱变为大乱，这就需要释放"能量"，不仅采取预防措施，而且要积极正视现实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对具有外部冲击性质的"放大型"事件的爆发反应迅速但不要激动，决策果断但不要盲目，因为这类事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诸多因素性（包括心理因素）、信息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形象的讲是，"神不知，鬼不觉"或者"飞来的横祸"（江总书记对最近国内外两大事件的评价）。这需要采用"选择性阻尼法"，即只对那些应予抑制的问题加以"阻尼"，如不批准游行，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集会妨碍他人正常活动，不允许堵塞交通要道，不允许冲击政府及要害部门和外交机构，政府信访部门主动接待，必要时党政一把手亲自接待，加强沟通，不要对群众采取粗暴态度，更不能"火上浇油"，防止事态产生"放大效应"。应以"事先防范为重点，事后化解为要点"的原则来处理突发性事件。

表1 影响我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注：公众看法引自国家计委社会发燕尾服所调研报告，1999年3月。

表2 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注：中国数据为1981年和1995年的数据；其它数据引自World Bank, 1997。

表3 三类劳动力市场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