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是一种完全自发自愿的活动，应出于个人本心而非强迫。亚当·斯密说，行善应受表扬，但一个人缺乏仁慈或是感激之情不应受到惩罚，因为这并不导致真正的罪恶（《道德情操论》第97页和第99页。）。而当我们强迫别人行善的时候，其实是在做恶，比不做慈善的人更恶。中国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尚不健全，存在很多约束。如果让捐赠人觉得捐款像割肉一样痛苦，那他还怎么会愿意捐赠呢？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还没有到达美国的阶段，大部分还在生存线上挣扎。更重要的是，要想让企业家们慷慨捐款，首先需要有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二者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是最慷慨的国家。美国每年慈善捐款加起来大约有3000亿美元，超过芬兰、葡萄牙、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和私人基金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都做慈善捐款，平均捐款额超过1000美元；50%—60%的美国人每年都提供志愿者服务，平均接近50小时。以人均算，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和志愿者服务时间接近美国，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阿瑟·布鲁克斯《通往自由之路》）。为什么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慷慨？原因不仅仅是美国人富有。富人确实给出更多的捐款，但按占收入的比例计，在美国，有工作的穷人的捐款比例高于富人和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数据显示，慈善行为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对政府作用的信念高度相关。有调查显示，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的人比相信大政府主义的人更慷慨，无论用捐款额还是志愿者服务时间衡量都如此。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与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多的人相比，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上花钱太少的人更不愿意献血，更不愿意为陌生人指路，更不可能返还收银台多找的钱，也更不可能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和金钱的帮助。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主张大政府主义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政府的责任，和自己没有关系；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认为，帮助穷人是每个人的责任。这就表明了那种大政府主义者更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缺少同情心。以中国的情况为例，也能证明这一点。比如说茅先生，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的大部分稿费和他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的20万美元奖金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他在中国最早创办了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后来又创建了关注和培训低收入人群的富平学校，再后来又创办了乐平公益基金会。无论是哪一方面来看，他都当之无愧是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做慈善活动最多、最早的人。引了这些美国的数字和中国的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不要把市场和慈善对立起来。现在很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市场就是提高效率、配置资源。其实不然，市场经济也是提升人类道德的一种制度。慈善本身遵循的也是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你要给别人带来幸福，你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我想纠正一个误解，就是私有财产和人的慈善活动的关系。简单地说，我认为慈善本身就是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一种产物。如果没有私有财产制度，慈善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其实不是我讲的，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讲了。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是主张实行共产共妻的，但亚里士多德和老师的观点很不一样，所以他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他认为，“划清了各人所有的利益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人们的博济公益精神反倒会增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舍、节制和慷慨是人们对待财产的健康的态度，但这些品德的培养以人们占有私有财产为前提。他说，“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而这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因为宽宏（慷慨）必须有财产可以运用，在一切归公了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55-56页。）亚里士多德讲了一个简单地道理：在实行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仁慈慷慨；而在一个财产归公的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慈善之心。
为什么亚里斯多德说在公产制度下，人们没有了慈善之心呢？道理很简单，人首先得有能力才有慈善之心，公产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慈善之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公产制度导致了严重的不公平，在这种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也就不可能真正去做慈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也讲过类似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也就是说，过于贫穷不太可能有慈善，人富了以后才会乐善好施。其实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当社会极度贫穷时，人们可能为了吃一点东西就争斗起来，但是富足以后，人们就会产生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需求，会去追求做一些“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个时候人们做的很多事情在于给别人带来价值，因为给别人带来价值本身就是给自己带来价值，这些价值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货殖列传序》
同时我要强调一点，不要把慈善当成施舍，其实你在实现自我的价值。如果你自己不能在慈善当中得到快乐，我建议你就不要做慈善。如果你做慈善总觉得是为别人奉献，经常要跟自己的思想进行斗争，做出很大的牺牲，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不值得你去做，你应该选择做其他的事情。当然，做其他的事情你也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现在国际社会正在兴起社会企业运动，我也在支持这样的项目，这是慈善事业发展趋势。我要强调，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就是对社会最大的慈善。如果比尔·盖茨没有把微软做成功，哪来的盖茨基金会？就社会而言，一个人捐款多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马化腾把腾讯公司的股票都捐出去，然而公司垮了，腾讯的用户都会受到影响。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待财富，最重要的还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创造财富的公正的制度环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公正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人不认为赚钱是一个体面的过程，那他就不会理解慈善。有公正的游戏规则，赚钱的人就会对社会抱有感恩之心，赚钱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的自我价值，这样从事慈善就会更加自觉。
所以公正的制度环境对慈善非常重要。现在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有效运作，市场逻辑经常受到干扰，从而令人的心态有所改变。慈善领域恐怕也要调整管控思维，如果对爱心和善心还要进行不恰当的过多管控，那就很难说我们的公共道德有多健全了。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实现同等程度的提升。我当然不赞同那种认为现在的道德不如改革开放前的说法。那时随便抓人、斗人、甚至杀人，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欢呼雀跃。现在大家看到见死不救，已是群情激奋地谴责，这应该说是进步，至少说明我们的道德意识在复苏。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生命，杀一个人像抿死一个蚂蚁一样，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你连正义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道德，还谈什么仁慈？但毋需讳言，我们的社会确实存在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是，道德危机的根源在哪里？我想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错误的，就道德本身来看道德，没有认识到道德危机的体制根源。应该说，今天的道德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今天的病许多是几十年前埋下的祸根发作。道德破坏容易，恢复则需很长时间，正如俗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最重要的原因仍是上世纪五十代开始对私有产权制度的破坏。如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一定会引起人的道德堕落。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社会正义问题。正义是你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亚当·斯密说，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是正义，他在几项基本道德中把正义列为第一，仁慈则列在其后。亚当·斯密说：“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相反，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整个宏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道德情操论》第107页。）。慈善事业和宗教一样，必须是很有抱负的、很有使命感的人来做，吸引愿意投身这项事业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并保证其资产按照既定的使命去运作。这和政府的运作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无论是商业公司还是慈善事业做起来都不太容易。在西方国家很多属于正常的自由的市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只有通过慈善的方式来解决。就像所谓的小额贷款的问题，西方金融相对比较自由，美国有几万家银行，大银行负责大企业，小银行、地区银行、社区银行，就可以负责社区企业的融资。但是在中国，金融机构严重短缺，很多服务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些有需求的普通人，如果你稍微冒一点险就可能说你非法集资，甚至有可能被判重刑，所以这个时候就迫使茅先生不得不用慈善事业的形式来运作小额贷款项目。但是现在有些人打着小额贷款的旗号做大额贷款业务，一贷就是两百万以上。好多人申请到小额贷款的牌照后做的不是真正的小额贷款，把小额贷款的名声搞坏了。所以我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商业事业还是做慈善事业，其实都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们相互之间信任度比较低，机构很难靠自己的声誉成长起来。
你来做公益，你有政府的背景，你的权威性比较大，你肯定会有很多优势。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善。
简单地说，公益活动应该更加自由化、市场化，而不是政府管辖。不能只让人家施米，不让人家奉粥。最近几年好多官办的慈善机构都出了丑闻，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它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变成安排官员的地方，所以名声也越来越差。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的方式去发展慈善事业。真正的慈善一定是自由市场体制下产生的。当然，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要因为某一个公益机构出了一点问题，就去否定它，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如果市场一出点问题，政府就赶快管起来，市场就老出问题，最后就没有市场了。以后慈善机构会越来越多，出问题的肯定会有，但不能因为它出了一点问题就关掉它。政府出了那么多腐败官员，难道就要把政府关掉政府吗？在有些情况下，市场可能没办法正常运作，所以就会出现非市场的或者说半市场的体制，但是必须要尽快恢复市场体制的运作，这才使得慈善起到更好的作用。比如汶川地震时，灾区方便面、矿泉水、牛奶等各种食物浪费得不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市场不工作，好心不定一定办成好事。如果市场运作正常，你捐一百万块钱，可以做很大的好事；如果市场失效，只能盲目地到处送方便面、矿泉水，浪费会很严重。总之，慈善事业应该是市场的事业、个人的事业，而不是政府的事业。中国的慈善事业要想真正脱胎换骨，一定得依靠民间力量，政府机构应该尽量退出来。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以那种错误的方式应对，还是要以法治的原则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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