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这个机会简要谈两点看法：第一，谈点我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第二，谈一点如何畅通我们国内的大循环。

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上需要深化的问题。

简要的回顾中国发展格局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实际上是以国内循环为主，那个时候进出口的规模很小，占的比重很低，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实际上我们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开国门，不断的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循环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特别是2001年，我们加入WTO之后，我们逐步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我们大规模的从全球采购能源、资源初级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组装成工业产品，然后再卖向全球，这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这么一种国际大循环，也正因为如此，在过去十年中，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2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又一个分水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国际市场大幅度的萎缩，让我们原来所形成的国际大循环，循环不畅。

应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应对措施，包括我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叫扩大投资，还有减免汽车购置税等措施，把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转变到立足于国内需求的轨道上来。

2008年以后，外循环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逐步下降，内需的潜力则不断地释放，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五中全会提出，我们要把中国经济发展转变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轨道上来。从中国发展格局演变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内循环、外循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所出现的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这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此消彼涨的变化呢？从原因上来说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我们很容易在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我们正是凭借这一优势，积极的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全球分工，我们才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在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步的削弱，我们还能向过去那样凭借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来形成或者在巩固我们原有的国际大循环吗？印度、印尼、越南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很显然，原有的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弱。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意味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则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在原来我们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步削弱的同时，我们逐步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所以我们需要把发展格局从过去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把它转变对立足于国内大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从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来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治理体系、全球秩序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现在用五中全会的话来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立足于国际大循环，那么当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之后，我们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呢？很显然，世界经济的动荡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或冲击，这也是我们调整的原因。

那么简要的看一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工业、出口，也就是说我们投资办工业企业，生产更多的工业产品，然后我们大规模的把工业产品卖向全球，那时候我们就是世界工厂。今天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消费、服务，我们逐步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当然了，我们要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要形成五中全会指出的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我认为我们要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分别解决各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供给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这里头包含一系列问题，比如今天我们有很多短板、有很多弱项，在很多领域都存在卡脖子的现象，单靠哪一家科研院所、哪一个企业，我们很难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这就需要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逐步的化解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

再比如过去我们整体处在跟随的状态，我们离发达国家、离世界先进水平有很远的距离，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那个时候，研发或者研究是以企业投入为主的应用研究为主，但是经过40年的追赶，今天我们已经从跟随转变到并跑或领跑的新阶段，我们如何引领世界，如何引领未来？这就需要我们加大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们才有可能取得颠覆性的重大的技术创新，我们才有可能在未来创新的道路上走在世界的前面。

再比如40年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所谓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消费的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趋势明显，这就要求我们的供给结构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把更多的资源或要素转移到产业里的中高端来提高我们中高端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能力，你才能满足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你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需要。

你再比如在中低端环节，我们存在大量的产能过剩，大量的无效供给，以及无序竞争，怎么解决中低端环节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呢？同样我们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竞争中兼并重组，优胜劣汰，不断地淘汰行业内低效率、低竞争能力的企业，从而把生产和市场向高效率的企业集中或转移，从而提高行业的集中度，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提高行业的盈利能力。

五中全会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比如第一产业，他提出要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什么要提高农业的质量呢？过去我们为了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我们农业发展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为主的农业发展方针，大规模的使用农药、使用化肥，提高单产，围湖造田、围河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来扩大耕地面积，想办法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来满足中国人吃饭的需要。大家到了今天，老百姓不仅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还要吃的安全、吃的健康，你大规模使用农药、使用化肥生产的农产品，消费者就不一定买账，所以我们的农业要从过去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为主转变到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为主。

为什么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呢？如果农民种地都是亏损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从何而来，农民收入如何稳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怎么才能缩小？所以只有不断地提高农业的效益，才能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才能不断地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还强调要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很多农产品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的维持，这就需要我们在农业领域走出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农业走上规模经济的道路，才有可能让农业走上机械化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再比如在第二产业，五中全会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相对稳定。我们知道今天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后期，接下来工业占比会下降，服务业占比会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五中全会为什么要强调制造业占比要相对稳定呢？这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趋势，经济运行当中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趋势，如果过快的去工业化或者叫过早的去工业化，我们就会重蹈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这样失败的道路。所以五中全会强调，我们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在运行中所存在的矛盾或问题，也需要针对制造业加快向海外转移的趋势采取措施，让更多的制造业选择留在中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保持制造业占比相对稳定。

对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包括房地产企业在内，五中全会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业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第二句话是对于生活性的服务业要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为什么要强调高品质和多样化？这是直接针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来说的，我刚刚说了，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趋势明显，这就要求你的生活性服务业也必须能够向高端化、多样化升级，这是从供给这个角度来说的。

那么从需求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需要着力扩大消费，充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美国只有3.3亿人口，它今天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有14亿人口，我们在消费市场规模上跟美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当然消费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实物商品消费，一个叫服务消费，如果剔除服务消费，中国实物商品消费总额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但我们有14亿人口，如果比较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这叫居民最终消费率，中国不到40％，美国达到了接近70％，世界上所有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平均水平60％，也就是说仅仅中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无论跟美国相比，还是跟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

怎么提高居民的这种消费率呢？以下三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个是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消费从何而来？促进居民收入稳定增长，解决老百姓命名的没钱可花的问题。过去这些年中我们一直强调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的增长与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五中全会也强调了相似的内容，但我认为仅仅实现两个同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谓国民收入分配说的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个人这三者当中进行分配，分别形成三大收入：政府所得-税收；企业所得-利润；个人所得-工资，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政府采取了紧费降费的一系列，调整的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政府少拿一点，企业多拿一点，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逐步提高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这是五中全会的原话，也就是说在未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或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逐步的降低政府所得、降低企业所得，增加劳动所得，这样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有可能进一步的显现，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老百姓命名的有钱不敢花的问题。五中全会说，我们建立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没错，但是我们保障水平相对低下，不足以消除老百姓在未来生活中所命名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在养老、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存在的时候，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也就是有钱不敢花。所以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提高保障水平，真正消除后顾之忧，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五中全会反复强调的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在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今天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这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共性的问题，发达国家在疫情之后出现了K型复苏，什么叫K型复苏？我们观察不同层次的居民，发现一部分人的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另一部分人的状况则江河日下，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主要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市场，由此带来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那么持有资产的人一定是少数的高收入群体，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收入。反过来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则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跟过去相比，它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叫K型复苏。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我们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近些年以来，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所以五中全会强调，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到2035年要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

以上是我对于构建以国内为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不一定对，仅供在座的各位参考，谢谢。

（本文系作者2020年12月13日，在“聚焦大循环助力新消费——全联房地产商会2020年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