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季，20天内我在北京连考三试：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招生考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招生考试、国家教委出国进修资格考试，三个都被录取了。刘世锦也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考虑到同在一校生活方便一些，而且社科院博士生每人一间宿舍，人民大学是两人一间，我就选择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做博士生。工业经济研究所是一个有着重要学术地位的研究所。马洪先生、蒋一韦先生是首任和第二任所长。他们都是贡献突出和声望卓著的理论界领导人，马洪先生更是参与过许多高层重要决策，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决策咨询工作的开拓者。他坚定地提倡改革，又主张稳健稳妥。后来我有幸跟着他出过几次差，聆听过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深切体会。第三任所长周叔莲是我的博士导师，第四任所长是张卓元，两位也都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理论贡献很大的学者。我在读博士期间，就知道马洪先生和周叔莲先生、张卓元先生在80年代中期写过一个著名的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送给了时任中央主要领导，后来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要搞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他们做出了贡献。而我进所时所在的工业发展研究室更是有过一位著名的室主任，1980-1981年，朱熔基先生担任研究室主任。我进所时的办公桌恰好是他用过的桌子。其中一个柜兜里还有一捆他的手稿“论企业管理”。朱熔基先生时任上海市长，我请去上海出差的陈惠芹老师请示他如何处理这些手稿，回答说“不用留了”，于是我就当废纸处理了，日后当然很后悔。两年后我也担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1998年去朱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时，他还提及此事，笑道 “你就是江小涓啊，接了我的位子，坐了我的桌子，还卖了我的稿子”，一时在社科院传为笑谈。我的导师是周叔莲先生，他是工经所的第三任所长。他早期与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人共事，研究国有企业管理等问题，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在中国经济学界，他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研究了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问题。老师给我讲过许多当年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缺乏激励机制时的不合理行为，比如，他调研中发现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为了省事，用铁锹将装水泥的袋子从中砍断倒出水泥，浪费很大。如果能用几分钱的价格回收这些袋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和吴敬莲、汪海波三人合作，写了一篇《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成为了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后来，周先生在企业改革与企业管理问题、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问题、产业结构问题、产业政策问题、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丰硕成果。周先生和学生的相处很有特点，基本不过问学习之外的事情，很少唠闲话。但谈起研究工作和学术问题，就会很兴奋，用比较难懂的口音认真讲述他的观点。周老师忧国忧民，国家发展出现大的波折时，我们从他眉宇之间就能辩认出来，学生们私下会议论，周老师又揪心了。周老师喜怒形于色，他当所长时经常听到他因着急而高声与人说话。但老师的本质非常宽容厚道，从不与我们谈论与其同辈的其他学者，即使对那些人皆责怪的人和事，他最多也就不以为然地笑一笑了之。他退休后我每去看望他，他既不愿让我久坐耽误时间，又很想多讨论一些时事和理论问题，于是招呼落座之后几乎不寒暄而直接开谈。去年周老师去世后我们全家都很难过，女儿红着眼框说周爷爷不在了，世上少了一个真心爱我的人。我很吃惊，因为她和周老师虽然常常见面，但并无长时间的相处，周老师也并不善于哄孩子，但女儿说她从小就能从周爷爷的笑容话语中感受到真心的疼爱。后来有些后辈学者认为，他们那一代人的理论研究“不专业”。这种状况确实有政治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但更多还是时代的烙印。他们在传统体制中生活了那么多年，对其弊病有深切了解，无需做那些囿于细节的模型和数据来论证，同时，又有那么需要拔乱反正的重要理念要宣扬，那么多方向性的选择要把握，如此种种，注定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当现实世界快速发生着根本变化时，他们自然会到有限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寻求解决方案。其他领域我不清楚，在我观察到的经济学领域，多数学者的研究特点，都受到时代特征和他个人经历的影响。当时，老一辈决策者和学者即使自身思想解放，也要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约束，只有折衷和变通才能前进。我听黄范章先生讲过一个例子，80年代初期兴办特区并非一帆风顺，例如港澳投资者提出让我们给土地由他们出资金搞建设，相当于我们出租土地，但在当时这是背离马列主义的原则问题，无法操作。后来学者们居然在马列原著中找到这样的表述，意思说消灭土地私有制后仍然可以有地租，只不过地租不属于私人而应该由社会使用。有此，才能将土地租给港澳投资者，并将地租改名为土地使用费，这个名称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级社科院工业经济系召收了四名学生，除了我们夫妇外，还有张冀湘和盛洪两位同学。张冀湘来自湖南，为人忠厚诚恳，学习认真踏实，很得老师和同学的尊重喜爱，是我们86级的党支部书记，毕业后一直在财政部工作。盛洪是北京人，入学时已经小有名气。他在校期间以及后花了很大精力，充满热情地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国内学术界，组织翻译了这个领域的一些权威文献，包括科斯教授的论文集《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还写了不少评介文章，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一直活跃在学术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盛洪很有特点，不认识时望过去有一点不羁，接触后就能发现他思考问题理性冷静，但为人处事真诚热情。到了北京后，我接触到更多优秀学者和大量新思想新理念，眼界和思路进一步开阔。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们都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说，从广义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动态变化，是非常有洞察力的。可惜的是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只此一家，不管事情大小无论是否合适，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牵强的东西太多，受到人们质疑也不足为怪了。当人们在那种精致可计量的模型中间消磨很多时间之后，又会发现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规律还是非常重要的，表明了科学理解社会和经济行为、预测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可能性。后来我的研究偏向实证，分析工具也不断增多，但是这种探究规律，探究真伪的理念始终影响着我的判断和选择。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北京，经济理论界十分活跃，在引入和创新两条线上，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我记忆中起码有这几件大事。一件事是世界银行的报告。1984年，世界银行组织了庞大的团队，来对中国经济作全面考察，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与选择》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国情做了深入研究，比较分析了国际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发展的可选方案。在当时，其内容和观念颇为新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87年，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是《工业化与外贸》，许多提法对我们都很有启发。后来我选择“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与受到这份报告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第二件事是“巴山轮”会议。1985年底，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了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会议在由重庆至武汉的长江游轮“巴山号”上举行，中外都有重量级专家参加。中国方面有薛暮桥先生、安志文先生、马洪先生、高尚全先生等政府官员，也有刘国光、吴敬琏、赵人伟、周叔莲、张卓元等著名学者，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如楼继伟、郭树清等。会议的主题是改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管理，研讨当时中国应该如何在增长和改革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同时，会议也讨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宏观经济理论的相关问题。后来周老师让我看过一些当时的记录稿和给中央写的报告，说当时大家都感觉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局限性，引进一些东欧改革的理论似乎也不能解决问题。周老师还特别提到，西方学者希望用“市场经济”，而中国学者观点不太统一，有些人希望提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 有些人认为还是提“商品经济”比较稳妥，最后折衷为发展商品经济和完善市场体系。周老师对科尔奈的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理论评价很高，认为能够解释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和把握好改革目标。这些看法、提法和建议对我非常有启发，感觉到现代经济理论很有力量也很有意思。第三件事是中央决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至此，商品经济的提法被确定下来。1985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改革部署，包括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渐转为间接调控为主等。十二届四中全会还有重大的政治议题，即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一批年迈领导人退出了领导机构。总之在这个阶段，我充分感受到了国内中青年学者和学生的改革热情和责任意识，认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年代到来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改革氛围浓厚，几乎天天有讲座、周周有论坛，那些有思想有观点有口才的中青年学者是耀眼的明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去听他们的演讲要早早占座。记得有一次周其仁先生来研究生院做报告，报告厅里座无虚席，所有空处都挤满了人，周先生确实水平高，思想和口才都十分了得，一时间成为全院学子心中的高人。还有郭树清、樊纲、王逸舟等人的报告也引起较大反响。郭树清当时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又深度参与了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还参加过“巴山轮”会议，做起报告有理论有实践有比较，辞达理畅，大家都爱听。据传他的万字演讲稿是秉烛夜书、一气呵成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89年6月，我获得博士学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在工经所工作的七年间，我能放弃不少参与其它课题给自己研究成果“扩量”的机会而专心从事少数几个问题的持续深入研究，与90年代中期的所长张卓元研究员有很大关系。张老师看上去和蔼、低调、细声慢语，但他眼界开阔，笔锋利落，有原则但不固执，很有包容性，能够把不同辈份、观点各异甚至情绪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起讨论问题。他坚定地主张发展市场经济，也坚定的反对诸如“闯关”、“政府退出”这类冒进观点。他说过，我的立场是“中右”。我理解，这表达了一种支持改革开放又要稳中求进的立场。他担任所长后，特别强调评定职称时要看代表作，明确提出有一两篇好文章，胜过等身却没质量的成果。这个导向对我鼓励很大，心安理得地陷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后来我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就得益于这项政策。多年之后的2012年，我与马建堂先生、周叔莲先生一道，获得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这个奖项非个人申请，而是由近200名经济学家无记名投票产生，奖励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个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并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授奖的理由是“因其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领域的重要贡献”。能在转换研究领域和工作领域多年之后仍然以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而获奖，我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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