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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扩内需要把“三驾马车”拆分成“多驾马车”
发布:2021-03-08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阅读:1735次   

两会是对自1959年以来历年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由于两场会议会期基本重合,而且对于国家运作的重要程度都非常的高,故简称做“两会”。


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的新动能有哪些?如何提高消费和投资在扩内需中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3月7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伟民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并作出解答。

"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21世纪》:对比前三次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杨伟民:

五年规划都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体包括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等;


“十二五”规划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编制的,所以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挑战,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把扩大内需放在重要位置,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两同步”;


“十三五”规划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制定的,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理念的升华。在“十四五”纲要中,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十四五”规划最大的不同有两个:一是时代背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我国发展全面打压、遏制;二是“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此前的四个五年规划,都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展开的。目标不一样了,历史方位不一样了,所以,“十四五”规划的基本逻辑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1世纪》:“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在哪些领域?


杨伟民:

从外部环境看,主要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必须增强在充满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谋发展的本领。如,我国进口中最多的就是高技术和资源型产品,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受阻将对我国产业链带来影响。为应对这种风险,就要增强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同时,也要推动绿色发展,做好碳达峰、碳中和,降低能源资源的对外依存度。


从国内来看,挑战和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少子化和老龄化和居民杠杆率上升过快等。如,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上升速度快,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只有40%多,居民收入与居民债务之比是比较高的,因而会导致消费率下降,影响消费增长,反过来又影响了供给侧的增长,乃至影响经济增长。


《21世纪》:如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解决好重大攻关项目的“卡脖子”问题?


杨伟民:

第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强国家队建设,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第二,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就是为了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


第三,激发人才活力。其中很重要的是,要按照中央关于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的精神,依据新的专利法,给予职务发明人以产权激励。从“谁出资谁拥有”,变为“谁研发谁拥有”、“谁转化谁受益”。这样就可以明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形成更多科创企业。


改革是发展的新动能

《21世纪》:你此前在发言中提出,新发展格局“新”在供需、需求、分配、生产和贸易等多方面。在你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主要在于?


杨伟民: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释放结构性红利和体制性红利。总书记去年在看望经济界政协委员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总书记说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就是我们的潜力所在,这些问题解决了,就会转化为发展动力。


举例来看,在供给侧我们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如高技术产业中需要大量进口芯片。在需求侧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这样才能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但这一过程中又涉及到改革。因而,改革可以激发结构性和体制性红利,是发展的新动能。


《21世纪》:如何解决好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杨伟民:

国内大循环中有很多堵点,如创新、农民工、房地产、物流、杠杆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一些消费品供给短缺等。


比如,房地产问题。部分城市的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地方政府都希望土地卖高价、房子卖低价,这是一个矛盾。一些城市,一方面商品住宅一房难求,另一方面办公楼却大量空置,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低,北京的占比是30%,上海是22%,深圳是16%,而东京、纽约、首尔、伦敦等大都市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都在40%-60%。所以,需要调整用地结构,这期间又涉及税收制度改革。


再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畅通生产、分配、支出三环节循环。在生产端,有利于延长人口红利,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并进一步形成终身职业;在收入端,有利于增加劳动者一生的总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在支出端,有利于扩大劳动者消费,支撑全国消费扩大,通过消费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


再如,加快发展供给短缺产业。我国不少消费型产业供给不足,表现为净进口率(进口-出口/消费支出)高。具体来看,第一产业中主要是农产品、乳制品;第二产业中主要是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日用化学产品、医药制品,比如日化净进口率高达35%,其中主要是化妆品大量进口;第三产业中主要是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和广义的文化产业,如广播电视电影的净进口率达到了30%。


要把三驾马车拆分成四驾、五驾、六驾

《21世纪》:国内居民消费仍受制约,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如何提高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杨伟民:

可提高居民收入,同步或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调整分配格局,降低房价房贷压力,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居民消费率。


从整个需求体系来讲,过去我们讲三驾马车是非常必要的,主要分析投资、消费、净出口在经济增长当中的贡献率。现在我国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内需中究竟要提高哪些方面。


我认为在扩大内需中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90%,而消费的贡献率是-20%左右,净出口的贡献率是20%多,今年这种情况应该会调整过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我们希望能更多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


要关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比例;消费中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比例;投资中制造业投资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与国有单位投资比例等。


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提高内需中消费的占比;消费中,提高居民消费占比;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占比下降;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比例提高,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下降,民间投资占比提高等。


《21世纪》:在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时,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哪个更重要?


杨伟民:

总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计算发现总消费中政府消费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未来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时,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


居民消费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过去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在逐步提高,这是符合城市的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这一趋势的。当然城市的消费力也比农村要高。


《21世纪》:除了消费,投资在拉动有效需求方面能怎么做?


杨伟民:

从2020年的情况以及之前的情况来看,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主要是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后劲不足,扩大投资需要增加有效投资。


虽然投资占经济的贡献率总体来看可能会下降,但是投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投资一般分成三大类——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我认为未来应更加关注如何提高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


我们不能总是靠房地产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总靠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为了维持经济的正增长加大了专项债规模,所以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对投资的贡献率是比较高的,而制造业的投资相对来讲还是不太稳定、不太理想。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去年才有的,近年来制造业投资总的来讲都有所不振。


制造业投资中,应更加关注民间投资。因为民间投资中除了一部分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的较少,还有一部分主要是用于投资制造业。所以,制造业投资到底能不能上去,关键是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为什么上不去?我认为与市场压力较大有关。市场没有扩大,消费的量没有扩大,土地等融资成本还比较高,因而投资后的盈利资本回报率比较低。此外,对于餐饮、酒店等行业,目前的供给已经饱和,当然,未来的潜力很大,应扩大这方面的消费和优质供给,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供给能力,也会给民间投资一个比较良好的预期。


总的来看,我们既要关注三驾马车,但是还要把这三驾马车再拆分,拆成四驾、五驾、六驾,具体来看究竟问题在哪里,要采取哪些措施去解决。


区域差距不能完全以GDP总量衡量

《21世纪》: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下一阶段要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杨伟民:

建议重点关注农业转移人口、蓝领员工的融入城市,即享受户籍人口享有的全部公共服务。


《21世纪》:如今随着落户政策的放开,跨地区人口流动的限制减少,这会否进一步放大地区间的产业升级差距与收入不平衡的程度?如何缩小区域间差距?


杨伟民:

流动人口减少是不是趋势还有待观察,去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当然其中也有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因素。


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地区间GDP的差距。但有些地区的人口流出,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慢、收入低,导致人口流出过多,人口流出多又拖累经济增长,人口继续流出,形成恶性循环。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稳住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人口的收入。


缩小区域差距,主要看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和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等这些方面。区域差距不能完全以GDP总量来进行衡量,各地条件不同,总量上不同具有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