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疫苗的普及会慢于发达国家，所以新兴市场的复苏可能要慢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因为疫情的影响背负了很多债务。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特别宽松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债务还没有带来严重的问题。但把目光稍微放长远一些，我们担心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得较好后，其货币政策就会走向正常化，这时发达国家可能会把资金从新兴市场转移出来，而这个时候新兴市场经济总体态势还没有开始复苏，同时承担很多债务，如果再有资金流出，对他们的影响会非常地大，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为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债务市场上敞口较大，所以要特别关注。美国批准IMF的SDR扩张，对我们可能面临的新兴市场的金融问题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准备，但扩张力度是否足够大，还需要再考虑。我们应该关注新兴市场是否会出现类似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并做好准备。

谈到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双资本”改革，资本项下和资本市场改革节奏的配合非常重要。很多主张资本项下尽快开放的专家其理由是中国体量比较大，所以热钱问题对中国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但其实尽管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热钱影响的是资本市场。华尔街目前有近5000亿美元的资金在寻找取向，投资中国是一个选项，但他们存在一些顾虑，比如如果资金进入了中国，未来资本管制会不会影响这些资金回去？50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如果3万亿人民币进入中国市场，而美国的货币政策改变的时候3万亿又同时出去，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将会很大。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能否应对这样的大进大出，还需要谨慎考虑。

从长期来说，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对全世界都特别重要。我们最近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对收入分配有很大影响。在2009年4万亿刺激之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地扩大；而2009年是一个转折点，2009年之后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渐减小，一直到2015年为止。

2009至2015年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低学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的比高学历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得快，这种趋势和2009年之前正好相反。全球都在寻找有效地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措施，但大都不成功。如果全世界都能够清楚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宏观上能够拉动增长，更重要的是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这可能对于推动基础设施投资会有所帮助。

此前有嘉宾提到中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中国消费的问题。我认为，2009年至2018年的TFP应该分成两段来看。2009至2015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确实很慢，但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TFP增长有所改善。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不仅有户口和社保，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房价。如果真正想把中国的消费拉上去，可能需要加大力度进行保障房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