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多变，面对制造业回流、关键技术和产品“卡脖子”、保守主义思想抬头等恶劣条件，中国如何应对？

林毅夫对南方都市报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发展经济，最重要的都是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做好自己的事。如果一个国家能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林毅夫称，虽然有些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但制造业之所以没留在本国，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制造业回流就要采取保护主义，这也意味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效率也非常低。“保护主义、鼓励制造业回流，从经济发展来看，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林毅夫认为，中国应发挥比较优势，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林毅夫表示，中国每年为世界GDP增长贡献30%左右。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既有最大的市场，又有最快速扩大的市场。他认为，中国倡导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其他国家为了自身发展，也期望乘中国发展的春风，为此必须开放市场。

“所以打破保护主义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自身优势发挥出来，用市场扩张来化解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林毅夫说。

如何破解“卡脖子”问题？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应利用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对一批核心产品和技术进行攻关。“我相信中国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不管任何产品和技术，只要有决心，应该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攻克。”

林毅夫同时也认为，对一些可能被“卡脖子”的产品或技术要有备胎，但企业能够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便宜的时候，还是买比较好。“这是中国的智慧。”

林毅夫表示，从过去的经验看，中国的产品一般在国际上价格较低。只要中国攻关成功这些“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相信中国可以比现在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不仅提供给中国自己，也提供给全世界。

台湾拥有台积电等企业，台积电是全世界芯片生产公司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最有竞争力的厂商之一，而大陆是全世界芯片需求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两岸能否在芯片等“卡脖子”领域开展合作？

林毅夫称，去年两岸之间的贸易中，台湾有1400亿美元顺差，实际上反映了大陆对台湾以芯片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巨大需求。

林毅夫表示，大陆未来继续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不管哪个国家和企业只有充分利用市场，才能让科技研发的投入转化为利润，再依靠利润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他认为，这为两岸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条件。

林毅夫直言：“相信两岸更进一步合作是台湾的机遇，也有利于大陆的发展，可谓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而且我希望是不会分。”因为，从国际贸易或区域贸易理论来看，在经贸合作中，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大经济体，反之，若经贸合作不能顺利进行，小经济体受到的损失也会远远大于大经济体。

“大经济体像航空母舰，小经济体像小渔船。”林毅夫打了个比方，碰到同样的风浪，航空母舰依然平稳，但小渔船可能会翻船。

林毅夫说，两岸都是中国人民，都希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相信台湾人民在分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得到的好处，一定远远大于大陆人民。希望两岸进一步加强合作。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也是“两会”的焦点之一。

林毅夫观察到，与“十三五”规划相比，“十四五”规划从20篇80章缩减为20篇65章，减少了15章。

不仅章数减少，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也有所缩减。“十三五”规划有25项指标，其中14项是约束性指标；而“十四五”规划的指标减少到20项，其中约束性指标有8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十四五”规划未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每年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

在林毅夫看来，上述变化反映“十四五”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谓新发展理念，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林毅夫统计，“十四五”规划的65章内容中，有7章与科学技术、自主创新有关，有4章与数字经济有关。

林毅夫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他表示，目前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535美元，2020年人均GDP按美元计统计结果还没未公布，林毅夫称预计在10500美元左右。他判断，如果“十四五”期间能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2025年前我国可以跨过目前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这是人类经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林毅夫称，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16%，而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比例超过18%。也就是说，当中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提高到34%左右，翻了一番多。

林毅夫称，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国家，许多传统产业还较发达国家有差距，中国具有后来者优势。在一些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产业中，中国又有弯道超车的优势。中国拥有众多人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具有巨大潜力。

“但不能把全部力量都用在挖掘潜力，追求增长速度上。”林毅夫还表示，中国目前收入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还要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在3月3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也表示，积极应对老龄化列入今年重点协商议题。

在林毅夫看来，目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人口增速较慢。为解决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他称，目前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但其他国家男性的退休年龄一般在65-70岁。

另一方面，林毅夫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来提高人口质量，增强人力资本。

中国目前还有没有人口红利？林毅夫称，对此学界有些争论。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30%，而发达国家一般低于5%，美国目前仅为1%左右。如果将这部分农业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制造业服务业，将成为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

林毅夫认为，另外若把现有制造业里的劳动力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例如从劳动密集产业，逐渐转到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中，此过程将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延续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