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新场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应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

       中国经济会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上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刘世锦：2020年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5%-6%。中国经济会稳定在5%-6%的中速增长平台上，这一时期可能延续10年左右时间，这样的展望体现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我建议，2021年可以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目前采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还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现在城镇化率已达到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在全球前列。只要高度重视，拿出疫情跟踪的劲头，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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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可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GDP指标还是需要的，是全球通用的反映经济增长总量的指标，但应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中国经济减速、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个别现象，得到了更大范围历史经验的支持。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然而，在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按照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时，无一例外出现减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这一转换，日本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速降到4%左右；韩国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增速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发生在8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抓住信息产业发展机遇，增速保持在5%-6%。

　　中速稳定增长期是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新场景。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对于以往习惯于10%左右高增长的经济体来说，5%左右的中速增长似乎“唾手可得”。近年来，中国经济提供了全球近30%的新增量，其规模相当于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总量。从数据上看，基建、房地产等投资增速明显降低，但实际规模均超过以往。

       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重要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如何挖掘中速稳定增长期的增长动能？

　　刘世锦：中速增长期的增长动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补短型增长和升级型增长。所谓补短型增长，是指低收入阶层追赶中高收入阶层而带动的增长。这就引出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议题。所谓中等收入群体，按中国官方统计标准，是指三口之家收入处在10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4亿人左右。应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争取用10年或略多一些的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中等收入群体从目前的4亿人增长至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以上。

　　低收入群体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将会成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重要的增长来源。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他们与中高收入阶层的差距，所释放出来的需求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直接匹配处在过剩状态的已有产能。当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后，才能形成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拉美和东亚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验表明，过大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往往成为社会不稳乃至陷入混乱的起因。近些年美欧等国家情况显示，即便进入高收入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停滞，依然可能催生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极端化倾向。

      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效率更高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刘世锦：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经济下滑与以往由于经济内部出现问题导致的下滑明显不同，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恢复就是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避险是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重点是使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转起来。

　　货币政策应注重两个目标：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近期央行已采取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以往遇到经济下滑，习惯的做法是政府做基建，以提振需求，但传统刺激办法对于恢复、救助的针对性并不强，通过增加负债建设基建项目，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并非避险。

　　相对于短期刺激政策，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慢变量。但事实证明，在特定时期，与发展方向契合的改革措施也可以成为快变量，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不仅体量更大，而且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比如，在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开工建设一批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着手分期建设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相关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据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要注重提升质量

　　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您认为，哪些措施有利于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刘世锦：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部分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

　　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与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1数据库资料，201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

　　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中国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合理的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2035年的目标还是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