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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黄益平:未来几年一个最大挑战——欧美货币政策会如何调整?
发布:2021-03-12    来源:腾讯新闻    阅读:1035次   

各界对每年全国“两会”的关注,源于期间释放的诸多宏观政策信号,不过,有些政策信号清晰而直接,另外一些则隐含在看似直白而平平无奇的文字之中。比如,今年的货币政策,由于之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阐述的很直白——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转急弯,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延续了这一政策指导思想,那是否就意味着货币政策不会有太多变化、无需过多关注呢?


在和“腾讯·原子智库”的对话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资深教授黄益平认为,货币政策留一些空间,是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出现问题——未来几年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欧美的货币政策会怎么调整。


黄益平教授指出,上一轮美联储从2013年开始讨论、2014年真正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上调利率,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回流美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就开始贬值,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包括中国,到2015年下半年,货币贬值压力很大。但中国只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像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则爆发了金融危机。


“这也是我们下一轮需要有所准备的事情:哪一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忽然转向。”黄益平教授说,应对的策略是:第一,汇率的灵活度,要容忍汇率起起落落;第二,涉及到总体的金融体系的稳健,必要时可能还是需要利用一些已有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手段。


此外,黄益平教授还详细解答了对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疑虑:使用场景、隐私、安全性、支付生态和可能的国际结算应用。


以下是访谈内容:


有一个大致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协调政府各部门工作


原子智库:之前很多讨论中提到,由于去年经济增长的基数较低,预期今年的增速会比较高,有些提出可能在8%上下。但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目标是6%,可否请您解读一下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和判断,这个数据是不是比较保守?


黄益平:其实也没有太多好解读的。现在大家都感觉6%可能有一点保守,但是保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如果一定要解读的话,可能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猜测。


第一,今年增长的不确定性确实也还是存在的。比如说疫情到底会怎么演变,现在也还不太知道。我们去年采取的一些政策,可能今年还会有一些后遗症爆发出来。比如说杠杆比较高、金融风险等问题。未来几年可能还会碰到新的问题——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去年世界各国都采取了非常激进的货币政策,原来大家预期,可能明年年底之前不会调整,因为美联储主席是那样说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通胀风险,美国的国债也有反应,所以如果通胀快速回流、回潮,也不排除政策调整就会加快一些。政策调整、尤其是美联储推出的零利率、量化宽松等政策,对世界各国又将造成新的影响。就像上一轮它宽松时,钱往全世界走;它开始收紧后,钱会往美国流。这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会造成新的压力——由于流动性减少,就有了货币贬值、利率上升、政策价格下行的压力等等。


第二,我们过去其实一直有争论,政府还要不要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增长到底多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过去确实把整个经济增长的目标看的太重了。看太重的后果,就是把增长目标定的比较死,这对各级政府的压力是挺大的,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多重视短期增长而忽视了一些长期的效率结构性问题,甚至让一些结构性矛盾变得更突出。


那是不是就不设重大目标就可以了?也有争论。很多人说,发达国家没有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我猜可能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相对比较成熟,增长波动区间相对较小。比如美国,在全球危机以前,它比较好的增长潜力在4%左右。潜在增长率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政府设不设中短目标,其实差不太多,经济比较稳定就可以了。但我们的潜力是在变化的,有一个大致目标,对各个部门的工作来说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市场没有完全形成,不能完全看市场情况来抉择。如果没有一个增长目标,可能在协调一些投资、货币政策时会有困难。所以,从指导、引导各政府部门的政策来说,设定目标也是有必要的。


两个方面都有道理,如果强调过多、过于重视短期增长,可能会造成结构性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所以确实有很多人呼吁不设目标。包括我个人,过去也认为,设定经济发展目标让我们对短期增长过于重视了。但是,反过来说完全不要了,行不行?我们毕竟是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倒也觉得应有一个大致的目标,这可能对协调工作有帮助,但不要把它变得那么硬。


未来几年要准备应对欧美货币政策可能的调整


原子智库关于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您有什么看法?


黄益平: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内容,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由于大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所以对于今年的宏观政策,我预期应该是会出现一些微调——去年的力度非常大,是因为碰上了这样百年不遇的疫情,到了今年,肯定会有所调整。


但到目前为止,增长的反弹还不是很稳定。去年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出口,有一部分其实是因为疫情时特殊因素的贡献,但这个因素是不能长期持续的——当然,疫情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在我们去年的增长中,投资和消费其实就一般般,没有出口那么好。但是投资和消费里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强势,在上半年和年中的时候,房地产投资也不错,但是制造业相对较弱一些,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种复苏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政府的影子,这种反弹也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如果这个增长的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疫情和政策的因素,那么今年如果我们没有这两个因素,经济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增长态势?从短期看,宏观政策还是要继续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政策肯定要拐弯,但是用中央政策部门的话来说,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转急弯。这已经把话说的很清楚了——要调整,但是不能急转弯。因为今年的经济增长,一定意义上说,仍然需要政策的支持。反过来说,今年如果完全没有政策支持,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原子智库关于货币政策转弯的问题,其实之前也有一些讨论,所以其实现在整个的大基调也还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是比较稳健的调整。您觉得这是否是吸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刺激政策退出过快的教训?


黄益平: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4万亿刺激计划力度非常大,但我不觉得那个时候是退出太快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出手很猛,但退出是相对比较迟缓的。要是拿这一次跟上一次比较,主要差异不是退出的快慢,而是这一次政策支持的力度肯定没有上次那么大——央行一直在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采取了很多流动性措施来支持中小微企业,但没有像2008年那样激烈的措施。


现在也还不好说退出,它什么时候退出,我也不知道。但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任何政策都好,都是用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它要不要退出、要不要加大力度,完全看经济的状况。比如说,今年上半年达到8%、10%了,货币政策退出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如果两个季度过去,增长还是在4%、5%,那可能不但不能退出、还要加大力度。


我们央行在疫情中这一次的反应,总体比较谨慎、稳健,没有跟着欧美大水漫灌。尽管社会上、市场上有很多质疑,我其实是比较支持央行的做法。我的看法是:第一,确实经济没有糟糕到那样的地步,经济拐弯拐过来了。第二,货币政策确实要留一些空间,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像欧美这样的来一轮就到零利率、大幅度扩张的手段,当然有好处,因为他们的市场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但毕竟还是会有一些后果。未来几年我们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欧美的货币政策会怎么调整。


讨论当下经济形势的焦点、尤其是金融形势,我一直关注的是两个事情:一是去年放了很多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这当然很有必要,但客观的问题是,这其中有一批贷款是要出问题的。因此,今年银行出现一些不良也好、或者债券违约也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就会引发多大的系统性问题,但对于很多中小银行来说,如果今年出现一些不良,可能压力会比较大。《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这一点,要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这样才能持续发展、持续支持实体经济。


二是哪一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忽然转向。上一轮美联储从2013年开始讨论、2014年真正退出量化宽松、利率往上调,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就开始贬值,利率上升,资产价格下降,资本外流。包括我们国家,到2015年下半年,货币贬值的压力很大,中国只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但像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就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也是我们下一轮需要有所准备的事情。


原子智库您刚才提到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调整,有可能会产生溢出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准备、去面对这种风险呢?


黄益平:第一,汇率的灵活度,要容忍汇率起起落落。如果是资本外流,货币肯定要贬值,如果是适当地贬一下,政策不紧张,也许市场就稳定了。第二,涉及到总体金融体系的稳健。很多国家,资本进进出出都没问题,但是有些国家,资本一进出,就引发了很大的问题。这还是因为监管框架、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但是政策在短期内要发挥特别大的作用,也比较难。所以,在特别短的时间内,没有太多的办法,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利用一些已有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手段。这不是最佳的做法,但当面对大的风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特别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应对冲突和波动,也许就可以用一些管理的办法。


当然,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政府老是在管理资本流动是不对的,但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里头来讨论。我们反对资本项目管理,是因为觉得这种管理是降低效率的、是不公平的、是反市场的,简单来说就是会有效率损失。但是,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果美国出现大的货币政策调整、如果不管理资本流动,有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去管这些资本项目流动,会有效率损失;不管,也许就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在这两个之间,你选哪个?政策选择,理念很重要,但归根到底,最后其实就是在不同利益和力量之间做权衡。


数字货币不同于电子支付,其具有法偿性


原子智库数字货币这两年非常受关注,包括今年的北上广几个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都把数字货币列在了其中。中国的数字支付现在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成熟。为何央行还需要来研发数字货币呢?


黄益平:出发点可能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从加密货币到稳定币、或者是现在的电子货币——比如,像支付宝、微信支付,也是一种人民币,但其实是加了一定的企业的信用在里边。你在支付宝里的钱是人民币,但如果支付宝坏掉了,对你负债的机构不是中国人民银行,而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而将来如果用数字货币,就直接是央行的负债。你只要记住密码,就可以到央行去兑换——它有法偿性。


第二,我们现在移动支付用的人民币,功能非常有限,只能是小额支付;而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人民币的三大功能以及将来要发挥的功能,它都是有的。比如支付的媒介、计价的单位和投资储值的工具,它是一个更加全方位的系统。


第三,还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现在的移动支付,数据收集和分析有很强的企业特性,如果将来数字人民币落地了,至少在数据的收集、储存上,央行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子智库相当于从企业转向官方来做这个事情?


黄益平:对。电子货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企业转换过的人民币,不是央行直接发行、具有法偿性的人民币。


原子智库它的应用场景会有一些区别吗?


黄益平:应用场景上从支付来说,当然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是将来会有很大的差别。举个例子:央行说,数字货币第一步只是用于替代生活当中的一些现金,其实就是一些零散的支付,和现在的移动支付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将来它可以用于大额支付,比如机构和机构之间做贸易、投资——显然现在的移动支付是干不了这个事情的。将来,还可以用数字人民币设计一些投资产品,你持有人民币,就可以给你支付利息。央行的数字货币成熟了以后,和人民币功能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数字化。


原子智库目前包括比特币在内的一些数字货币,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打破各国央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现在由央行来发行数字货币的话,是不是跟数字货币打破垄断最初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黄益平:跟谁的宗旨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比特币的宗旨,但不是央行的宗旨。货币要不要垄断?严格意义上的货币,当然是要垄断的。因为现在说的都是主权货币,主权货币都是有主权信用背书的。它要没垄断,那还得了?但是现在或者将来,也可能逐步会引发一个货币市场,这个货币市场,可以有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也可以有脸书过去叫Libra、现在叫Diem的货币,它就是这种稳定币。


稳定币应该是在主权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取了一个权衡,因为加密货币本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它本身并不值钱,我们认为它值钱,它就值钱;我们认为它不值钱,就不值钱。哪一天大家觉得比特币就是一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它也许就完全不值钱了。这和主权货币不一样,主权货币有主权信用背书,只要主权机构没有倒,你就能把钱给兑换出来。稳定币应该是做了一个权衡。


像比特币、甚至稳定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想打破央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央行就不想发起这个垄断,而且他认为发起这个垄断,市场会变得非常混乱。央行也许就是为了参加这样的一个竞争——原来就是他一家独大,但是现在虽然有人不把比特币称之为货币、数字资产,但终究是出现了新的竞争者。央行不愿意放弃这个战场,我觉得也很正常,而且也有道理。


哈耶克曾经说过,货币将来都可以由私人机构来发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但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主权信用货币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央行在一定意义上的垄断,还是有意义的。从打破垄断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它解读成央行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战场,央行也是可以参与竞争的,至于它是不是还能维持它的完全垄断地位,那就看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将来哪怕是都用比特币、都不用美元或者人民币了,也将由市场来决定。


原子智库前景还是有待来观察的?


黄益平:我个人并不认为比特币能真的替代央行的数字货币,但起码它会和比特币形成一种竞争。


原子智库央行研发数字货币,外界有一种解读,认为可以打破国际收支中的美元控制。您怎么看?目前如果说国际收支结算中人民币的使用量上不去的话,数字货币被广泛使用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黄益平:这个很简单:人民币还没有国际化,你把它做成数字货币,是不能在国外得到广泛使用的。数字化本身并不改变人民币是不是国际化的特征,这个需要由政策来决定。也就是说,你把它数字化了,但并不改变它在国外是不会被接受、难以广泛使用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对于将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数字货币可能有一些帮助。举个例子,现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人民币承担跨境贸易和跨境投资的角色。如果直接用数字人民币,可能变得更安全、更快捷,成本可能更低。但前提是,已经有人愿意接受使用人民币了,你才能用数字货币去做。否则,光把它数字化,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数字货币要重视数字鸿沟的问题


原子智库目前研发数字货币的话,最主要的难点是什么呢?


黄益平: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没什么难点吧?因为这个技术本身并不是很困难,就是一组密码。要说难点,可能主要是在运行、运营的过程当中,要保证用户的体验,要保证安全、快捷。


原子智库还有一种担心,有人担心使用数字货币会暴露个人隐私,您怎么看?


黄益平:这个都是相对的。现在用支付宝、微信,有暴露隐私吗?只要在线上,肯定有数字足迹在外头,所以要是觉得担心这个,将来还是可以用纸币。人民银行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纸币是会一直长期存在的。长期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有的人不会用这些数字货币,但也确实考虑到有一些人不愿意买个鸡蛋、牛奶都被记录下来。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现在数字货币钱包的设计应该有9家,将来可能还有更多,央行就是双层发行机制。将来数字货币的钱包是多家机构设计的,是多家相互之间做交易造成的结果,每一家机构获得的信息可能都是局部的信息,最终掌握全部大数据的,可能只有一家机构。如果这样,就看你担心不担心暴露隐私。原来的数据是在个别大科技公司里,而将来是记录在央行,你担不担心?潜在的担心肯定是有的。但对央行的信任度是不是会稍微高一点?


原子智库从推广数字货币的角度看的话,您觉得我们还有哪些优势吗?同时,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吗?


黄益平: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我觉得在四个城市,在一些场景都会试点,就是看在运营过程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改进、调整。这个事情本身,将来要推广开来,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可能有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我们现在用的移动支付,不仅仅是简单的支付工具,其实有一整套生态系统。在整个生态系统里,用他的支付工具来买机票、订食品,我所有的活动其实都在这里头。将来如果数字人民币出来了之后,会不会也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这样,大家用起来才方便,它才会普及开来。


当然,现在有一种说法,将来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账户里,直接就可以把数字人民币放进去。也就是说,你的数字钱包里,既可以直接放央行的数字货币,也可以放原来的人民币。这样对它的这个影响就不太大——当然,会涉及到用的这个工具的适配性。如果工商银行或者中国电信、银联也做了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开发出同样的系统?因为你要让用户真的有地方可用、变得很方便,才会被使用。我们现在使用电子支付已经习以为常,中国有70%的人用互联网,所以基础应该是比较好的。


第二,将来搞成数字人民币,虽然纸币还会继续使用,但它必定会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不方便,也就是“数字鸿沟”的问题。尤其是央行推出这样的数字人民币,要特别关注这样的问题:不能在提高效率、使得大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得极其不方便。


原子智库您在之前的采访中说过,我国数字货币应该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但是很多技术上,美国、欧洲一直是相对比较领先的。所以我们的领先优势从何而来未来还能继续保持领先吗?


黄益平:我们主要是动手比较早。大概在2014年,当时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号召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件事。而世界上大部分的央行,是在2019年脸书发布了加密货币Libra的白皮书以后才变得比较积极。原来大家觉得比特币不能成气候,所以也没有人很重视。但后来脸书一推出——脸书对大家的触动是,它拥有30亿用户,如果稳定币推出,立马就会变成一个国际货币、国际支付,这对现行的主权货币和现有的金融体系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为什么2009年以后各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一下子加快了,我猜测是因为大家感觉,如果央行不动手,数字货币的市场将来也许就被这些机构给占领了,他们不想没有作为、就拱手让人。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别的央行都去努力地做了,你不做,那将来还有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竞争。因为,过去都是美元主导,将来到底是什么货币主导,其实还不知道。现在当然还是美元最重要;但是国际货币,一般来说,最后会向很小的数量集中。到了将来数字货币时,规模效应会变得更加明显,会变成一家独大,有一个好用的,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我觉得也不排除有可能我们将来会碰到一个新的空间,就是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对于各国央行来说,他们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这样的竞争。所以,数字货币的发展在2019年以后明显加速,感兴趣的央行也变得越来越多。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到底有多少优势,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印刷科学研究所,这两个机构合在一起,区块链知识产权是很多的,有一些技术优势,但不见得就一定比欧美其他机构做的好。现在相对比较领先,最主要的还是动手比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