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九五”期间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胡鞍钢

    [摘要]众所周知，“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比“八五”期间约下降了3.7个百分点。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影响下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落”或严重衰退，与危机前相比，中国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经历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高通胀、高增长转向低通胀（甚至是负通胀）、高增长；从低质量、高增长转向高质量、高增长；从高资本投入高增长转向资本投入相对下降、高增长；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高增长逐渐转向低能耗、少污染、高增长。在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方面初战告捷，这为“十五”期间进一步实现新的高增长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0人论坛·北京）一般人们认为“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和“八五”期间相比是下降了。按不变价格计算“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为12.0％，创了建国以来最高记录；1996�199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3％，应该说达到了“九五”计划8％的目标。但和“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显然低了约3.7个百分点。
    那么如何看待“九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呢？这需要从国际环境与国际比较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人们称之为“V”字型发展轨迹，即为危机前高增长，危机出现后出现负增长，直到1999年和2000年出现复苏阶段（见表1、图1和图2）。在东亚和东南亚只有中国和台湾省的发展轨迹有所不同，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避免了负增长，也避免了经济增长率大幅回落。1999年与1996年相比，中国GDP增长指数增长了25.6个百分点，新加坡、台湾分别增长了15.5个和18.0个百分点，而其它国家增长幅度很小甚至负增长（见表2）。
    需要指出的是，“九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受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强大的、不可测也不可控的外部冲击影响。首先，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八五”期间由19.5%下降为“九五”期间（指1996�1999年期间，下同）的6.5%，其中进口总额年增长率由19.9%下降为5.8%；出口总额增长率由19.1%下降为7.0%；利用外资年增长率由36.1%下降为2.3%，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发动机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力（指出口需求增长和外国投资需求增长），因而中国能够在“九五”期间取得经济增长率8%的成绩实属来之不易。
    由此可知，在出现亚洲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绩效，对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可以大分为“A”。
    判断“八五”和“九五”不能光看经济增长率这一个指标，而应该从多种发展指标来看，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九五”期间发展方针的基本主线实际上正是“九五”计划中提出来的两个根本转变。“九五”期间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它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是从高通胀、高增长转向低通胀、高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为10.4％，到“九五”期间降为0.25％，下降了近10.2个百分点；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均增长率来看，由“八五”期间的12.9％，降到“九五”期间的2.1％。通过这两个指数就可以看出，“八五”期间虽然经济是高增长，但也是以高通胀率为代价。而“九五”期间虽然经济增长率相对下降了，但它是低通胀，甚至还是负通胀，我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问题。
    第二，是从原来的低质量、高增长走向高质量、高增长。衡量的指标主要是看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情况。尽管在“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名义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体相当，前者为16.3％，后者为16.2％，但是由于高通胀就导致了“八五”期间的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水平大打折扣，若按ＧＤＰ平减指数计算，只有2.5％，而“九五”期间则为１６．７％。按弹性系数和不变价格计算，经济增长率每增长１个百分点，“八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长率只有０．２１个百分点，而在“九五”期间则为２．０１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改进。
    第三，是从原来的高资本投入、高增长转变为相对下降的资本投入、高增长，也就是说，从低效益、高增长逐渐向不断提高效益的高增长方向转变。最突出的就是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增长１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就需要增长１．９３个百分点，而“九五”期间降为１．３３个百分点，这就等于资本的产出效益明显提高了。如果按现价计算，在“八五”期间需投资２．９５元才能产出１元ＧＤＰ，而在“九五”期间只需投资０．３元就可以产出１块钱的ＧＤＰ，出现了我国几十年来最好的投资结果。
    第四，是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高增长逐渐转向低能耗、少污染的高增长。在“八五”期间我国能源增长率为５．８５％，而在“九五”期间为－１．８０％，“九五”期间的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经济增长了３６．７个百分点，能源却下降了７个百分点，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煤炭消费量，下降了１６．３个百分点。以往的一个理论认为，经济只要高增长，能源必然高增长，但在“九五”期间却提供了一个反证。原来“九五”计划设想到２０００年煤炭要达到１４亿吨，但今年就降到了８．７亿吨，计划２０００年能源消费量要达到１４亿吨标准煤，但是１９９９年才１１亿吨。这就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了。按１９９０年的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９０年每元ＧＤＰ能耗为５．３２吨标准煤，１９９５年下降为４．０２吨标准煤，到１９９９年降低为２．７吨标准煤。总能源消耗和单位ＧＤＰ能耗的大幅度降低，和“九五”期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是相关的，“九五”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科教文卫体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都是能耗比较低的，从而做到经济增长了而能源的绝对消耗量却下降了，单位能耗大幅度下降了。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所一直希望的，因为我们要搞可持续发展。原来城市工业污染急剧恶化的问题也在“九五”期间受到了遏制，据国家环保局提供的资料，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了１５－２５％，这表明单位ＧＤＰ或单位工业附加值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降。
    我们可以将全国货运量化为经济增长的物资消耗（或实物消耗），１９９８年仅铁路运输的煤炭、焦碳、石油、钢铁、金属矿石、非金属矿石、矿建材料、水泥、木材、化肥和农药十种主要物资货运量占铁路货运总量的７６.０％。“八五”期间全国货运量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９％，“九五”期间下降为１.１％；按１９９０年ＧＤＰ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９０年每亿元ＧＤＰ货运量为５２.３万吨，到１９９５年降为２８.７万吨。这说明单位ＧＤＰ的物质资源消耗量大幅度下降。
    据此，我认为，我国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战略性调整是初战告捷。
    “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虽然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推论前者不如后者，而应该考虑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实现的高增长，这样的高增长是谁受益，是什么样结构的高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确确实实是受到了国际市场、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首先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由“八五”期间的１９.５％下降为“九五”期间的６.５％，这等于外部市场需求增长相对减少了２／３；其次外国投资额增长率由３６.１％下降为２.３％，这等于外部投资增长相对减少了９／１０以上，而中国经济还能保持高增长，是因为中央及时灵活地实行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结构调整。九五期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是初步取得成效，这就为我们在“十五”期间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高效益、低能耗、低通胀这样一个高增长目标奠定了基础。

表1.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90年代经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
    1990�1997年，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9》
    1990�1997年台湾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
    1998�2000年经济数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0�2001年括号为是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9月
    日本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以及《人民日报》

表2.各个国家1999年底经济水平与1996年经济水平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