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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对资本征重税会导致资本外逃,全世界劳动所得税负都较重
作者:徐小奇    发布:2021-03-16    来源:搜狐智库    阅读:1363次   

2020年受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大幅下挫,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为应对救市,中国财政支出巨大,突破了赤字率3%的红线。为弥补赤字,央行是否应该直接购买国债,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引发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

作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借搜狐财经-搜狐智库《致知100人》的采访契机,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铸币税。

刘尚希表示,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获得的收入,如果将铸币税考虑进来,有限额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就是铸币税的转移,与货币是否超发无关。

刘尚希对《致知100人》表示,中国财政赤字以3%为警戒线,这只是原来形成的财政纪律,而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形成的风险红线。赤字率高低不能一概而论。

他指出,下一步的财政政策需要在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权衡,不能形成一头翘的状态。财政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扩张,取决于公共风险是否进一步扩大。

刘尚希对《致知100人》表示,以出台房地产税等新税种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财政赤字缺口应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来弥补。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债券市场将成为国际性的债券市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

“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会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达到7%、8%。但是我们要对2021年的高速增长保持清醒,不能只看表面数字。”刘尚希说。


以下为采访精编:

搜狐财经:2021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如何?

刘尚希:2021年的经济形势会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上半年,但这与基数效应有关。2020年一、二季度经济数据断崖式下行,在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达到7%或8%。我们对今年上半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有清醒认识,千万不能产生幻觉。不能只看表面数字,要关注指标背后的情况

搜狐财经:从财政收支上来看,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支出也有下降。您对此怎么看,下一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

刘尚希:财政收入降幅渐渐缩小,月度财政收入逐渐转正,说明经济在不断好转。

我们要考虑如何平衡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金融、疫情等)。财政风险很大时,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公共风险较大时,要想方设法对冲公共风险。我们需要在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权衡,不能形成一头翘的状态。

财政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加码,取决于公共风险是否进一步扩大。美国财政政策进一步加码,是因为美国疫情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风险日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必须加码,把公共风险压下去。

搜狐财经:财政赤字缺口能否通过税制改革,比如提高税率等方式进行弥补?

刘尚希:增税措施应继续考虑。有一些税种没有征收到位,比如消费税中的烟税、酒税,其实都有潜力可挖。但是,增税一定要考虑当前的现实情况。强制经营困难的欠税企业还款,以清理欠税的方式解决财政困难,恐怕不合时宜。

搜狐财经:中国财政赤字能否通过开征房地产税等其他新税种补足?

刘尚希:新税种的出台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到公共选择。社会大众要认可这个税种,开征新税也要紧跟立法程序。新税种对赤字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新税种的出台有一个过程,想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眼前的财政困难,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

搜狐财经:新个税法实施后,个税不断增加,相比其他税种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有专家认为,不能以个税征收为主,而资本利得税征得太低。您对此持什么看法?

刘尚希:个税包括两部分收入,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从收入构成看,中国对资本性收入采取比例税率。而对劳动所得,比如工资薪金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所以,劳动所得的税负相对较重,资本所得的税负相对较轻,全世界都是这样。

这存在一个难题。对劳动降税,对资本加税,有利于缩小分配差距。但资本是流动的,对资本重税,会引起资本外逃,导致经济增长和投资下降。所以,如何权衡劳动和资本的税负,值得深入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从政策上进行简单取舍和调整。征税取决于许多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多条件约束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很高的风险。

搜狐财经:疫情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从财政政策方面,如何才能有效缓解财富过度集中?

刘尚希:短期可关注流量方面的调节。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均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加强征管,减少偷逃税等。这些都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有短期性的作用。

但是,群体性的能力鸿沟才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马太效应,原因就在于起点(能力与素质)不公平。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肯定不一样。个体性的能力差距总是存在,无法消除。而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则是体制造成的,如农民、农民工这个群体。

所以,要加快社会身份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社会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创造机会公平、起点公平。基本公共服务在群体之间的均等化,让流动、不流动的农民有更多人得到良好的教育,进一步缩小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以这种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根本之道。

搜狐财经:中国以3%为赤字率的红线,但是美国赤字率却经常突破10%。您认为中国赤字率还有突破的空间和可能吗?

刘尚希: 中国赤字率以3%为警戒线,这是一个误解。3%并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形成的风险红线,而是大约30年之前欧盟形成的财政纪律,是一个约定。

赤字率的多少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美国赤字率在10%左右,中国赤字率在2020年突破3%。中国赤字率是否突破原有的安排,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赤字率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空间大小,或说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最优赤字率。

3%当成一个警戒线看待完全是一个误解,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赤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用传统的静态收支平衡理论无法解释几十年来的赤字现象。赤字在重塑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只是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罢了。从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质上变成了债务经济,虽然常有债务危机,但也不可能再回到主张无债的小农经济。

搜狐财经:如果中国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和美国会有什么不同?

刘尚希:赤字货币化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理论问题,可以先讨论,不必用历史上的事实来推断今天和未来。过去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大家对此非常谨慎,并从法律上对政府货币融资进行严格控制,规定赤字不能货币化。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货币理论或许已不能解释当前现实。传统理论中的“货币超发”概念与长期低通胀的现实越来越不吻合,留给我们许多的困惑。理论总是灰色的。

以前讨论赤字货币化时,没有涉及到铸币税。如果从铸币税的角度观察,一定程度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增发货币的收益,归到财政收入,通过预算安排来使用,这与货币超发与否没有关系。从传统理论的角度看,是否产生通货膨胀,是界定货币是否超发的重要现实依据。而铸币税是属于正常增加的货币发行所带来的国家收益。在现实操作中,这种无本的国家信用收益是混在央行的经营收益当中的,扣除经营成本之后,剩下的上交国库。

很多人不知道铸币税,或者没有考虑到铸币税,有限制的赤字货币化无非是铸币税的直接转移,只是操作方式不同罢了,本质没变。产生一些误解,将这种铸币税的直接转移看成洪水猛兽,好像毒药、鸦片,一旦实施将无法控制,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其实,许多旧问题应该放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辨别、重新认识。铸币税的透明度、转移方式及其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是该到了理清楚的时候了。

搜狐财经:财政赤字缺口能不能通过多发行国债弥补?

刘尚希:一般都是通过政府发债来进行弥补。但预算年度的政府赤字也可有其他的弥补方式,如出售政府资产(包括金融资产)、直接转移铸币税、国企上交利润、调用预算调节基金等等。

搜狐财经:当前外资对中国国债非常看好,2020年外资增持中国国债超万亿。您对此怎么看,是否可以趁机扩大中国国债规模?

刘尚希:国债既是一个弥补赤字的手段,也是一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中国债券市场毫无疑问会成为国际性的债券市场。这是一件好事。

搜狐财经:您对我国未来就业形势有什么新判断?

刘尚希:就业形态不断变化,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就业定义看待当前的就业状况。灵活就业的群体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获得收入定义就业,而不是找到一份工作。网络数字平台就是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吸收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就业。但是,当前的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制度规定、如监管政策等,对这种新的就业形态还不熟悉,会对依托数字平台上的灵活就业造成阻碍。

中国当前除了存在就业不充分之外,还存在就业不平等、就业不稳定的问题,特别在农民工群体中,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工不能在城里扎根、落户,并且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基本社会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是不稳定的。

搜狐财经:如何改善这种不平等现象?

刘尚希: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城市化带动农民的市民化。现在城镇化率的统计,只要农民在城里打工满半年,就被统计为市民。但是这些市民,并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空间。按户口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5%左右,但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大概60%。这主要是基于非农就业,而非生活状态的统计。

搜狐财经:受疫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刘尚希:疫情冲击导致供需停摆,自然会出现失业,但只要疫情控制得当,失业状况就会大大缓解,慢慢恢复。所以这不是周期性失业。

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有的人难以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结构性、摩擦性失业。数字化革命推动了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时常出现。这促进了就业的结构性转换,这过程中暂时出现失业,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