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趋势。不仅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着迅速的老龄化，欠发达国家也在加速这方面的进程。根据对2020年的人口年龄预测，在联合国定义的发达国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5.9%，欠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也将达到12.1%；虽然联合国所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仍然年轻，目前这一比例仅为5.7%，但是，这类国家的老龄化进程也即将进入加速的跑道。

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界高度关注人口问题，为人口老龄化担忧，是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人口的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进而会对社会发展乃至政治状况产生巨大影响。经济学研究对此做出了应有的回应，在不同的时代分别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型，尝试解释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与理论相一致的经济政策建议。虽然相关的文献汗牛充栋，我们仍然可以按照特定的逻辑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把经济史上特定的发展现象与学说史的发展脉络结合起来，归纳出三个基本经济学模型。这将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各种学说泛滥的情况下，能够整体把握该领域的研究主线。

1.贫困陷阱模型。在经济学说史上，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是第一个深入分析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对经济理论、社会思潮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马尔萨斯从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假设出发，认为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产出不能满足消费的需要，最后只能通过贫困、饥馑和灾荒等抑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1798）。依据马尔萨斯传统形成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不发达状态是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由于人口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而言是过剩的，社会的生产率、产出和收入水平极为低下，经济增长的结果既不能满足消费的需求，也不能形成足够的储蓄，从而导致资本形成的不足，致使低生产率、低产出和低收入又成为下一个经济循环的起点。这个模型描述的就是一个以人口过度增长和劳动力过剩为前提，潜在增长能力处于低水平均衡的不发达状态。

2.人口红利模型。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这个经济学流派观察到，在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比率持续下降，从而使人口抚养比不断变小，通过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效率的改善提高潜在增长率。这种从人口因素中获得的经济增长额外增量，被称为人口红利（Williamson，1997）。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构造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Lewis，1954），把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和机制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途径，其也适用于解释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都是以特定人口转变阶段上形成的人口结构特征解释经济增长源泉，所以，这两个理论传统尽管分别强调的是不尽相同的特质，也分别以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无限供给作为特征化表述，但仍然具有十分相近的理论基因。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结果，两者也都是发展中国家特定阶段的禀赋条件或经济特征，因此，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型反映了一个获取人口红利的动态过程，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3.长期停滞模型。凯恩斯（Keynes, 1937）承认在特定发展阶段上，马尔萨斯持有的人口过快增长会导致生活水平降低的观点符合事实，同时也指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口增长的停滞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汉森（Hansen, 1938）按照这个思路做出进一步分析，并把人口停滞造成的这种经济增长结果称为“长期停滞”。萨默斯（Summers, 2016, 2018）指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以美国经济为代表，世界经济已经处于这种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新常态。

长期停滞既是一种供给侧现象，即由于劳动力短缺、技能供需不匹配以及资本报酬递减等因素构成对发展的制约，并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是一种需求侧现象，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未能实现动态转换、市场主体投资意愿低、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等因素的制约下，致使社会总需求不足以保障国民经济在潜在能力上实现增长。可见，这个模型所描述的，是一个在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条件下的均衡状态，一旦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这种状态，就会经常出现负增长缺口。

由于人口转变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上述三个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发展模型也在时间上具有相互继起的关系，分别反映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源泉和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是经历了打破贫困陷阱的起飞阶段，随后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兑现了人口红利，从而创造了减贫和高速增长的奇迹。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都发生了阶段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已经跨越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的人口转折点，正在以供给侧改革应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随着总人口峰值和负增长的转折点日益临近，必须高度关注和有效应对来自需求侧的挑战。

二、老龄化：一般规律和特殊国情

一般来说，老龄化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人口转变结果。第一是生育率的下降。由于一个社会的生育率经历从早期发展阶段的高水平到更高发展阶段的低水平的下降过程，早期的婴儿先后成长为青少年、劳动者和老年人，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正是这个人口“回声”的结果。第二是老年人口寿命的延长。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们更加长寿，进一步提高了老年人口的比重。因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一个规律性结果，人口老龄化必然发生。

中国的生育水平经历了迅速和大幅的下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4年以来就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来则始终低于2.1的更替水平。类似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始终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明显地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趋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预期寿命为77.4岁，60岁人口预期剩余寿命为21.1岁，出生人口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60岁人口健康预期剩余寿命为15.9岁，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中国不仅遵循人口不断趋于老龄化的一般规律，还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有必要作为新的人口国情特征来把握。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显著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快于几乎所有的其他主要经济体。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在2015—2055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化率）将以年平均2.35%的速度提高，同期这个比重的增长速度，世界平均为1.53%，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可见，无论与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定义的任何一个国家分组相比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都是更快的。

世界银行还把各国按照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分别归入前人口红利组、早期人口红利组、晚期人口红利组和后人口红利组。以前的研究表明，这种分类与按照人均收入进行的分类有着高度的关联度，即上述四个组别总体上分别对应着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因此，根据前面通过老龄化速度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同样说明，同处在任何人口转变阶段上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都是最快的。

其次，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保持，即便到中国总人口不再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时候也是如此。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提高速度，2025年印度总人口将会超过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将从2020年的18.1%下降到2055年的13.2%，同期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世界占比则仅仅从23.4%下降到22.6%，始终保持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最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在于，老年人口比重的世界排位远远超前于人均GDP的排位，即表现为“未富先老”。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中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9年人均GDP为10262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9040美元）高出13.5%，与高收入国家分组的下限水平（12535美元）仍有一定的差距。从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来看，2020年中国的老龄化率为17.5%，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2.5%，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4.1%。

如前所述，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老龄化速度都将是世界最快的，因此，按照目前的预测，大约在2035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率就会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按照对人均GDP的增长潜力预测（李雪松等，2020），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中位预测将达到21730美元，按高位预测可达22999美元，距现行的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4540美元）仍有较大的差距。可见，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将长期保持。

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三个特征，将长期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和方方面面，成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途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人口国情。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学会与老龄化共舞，认识其挑战及其性质，形成应对挑战的战略思维和策略方针，通过深化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老龄化如何影响社会总需求？

根据人口预测数据，从2010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到2025—2030年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是中国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所以，总人口到达峰值，意味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从供给侧产生一个新的、叠加的冲击，并进而扩展为需求侧冲击。首先，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减弱从而经济增长减速，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降低企业通过投资扩大产出能力的意愿，进而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其次，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将推动劳动力丰富的传统比较优势加速丧失，使国际市场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快转向其他国家的生产者，降低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第三，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减速，将会使劳动者收入提高速度减慢，相应地会弱化居民消费需求。

总体来说，人口峰值对消费需求的冲击来自三种效应。第一是总量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下，人口增长减速就意味着消费增长的减速，而人口总量的减少自然就意味着消费者人数的减少。第二是结构效应。在老龄化加速的进程中，一个国家通常由于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影响，社会总需求受到抑制。由于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趋于下降，劳动收入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加上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尚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阶段，老年人的消费力会有明显下降。第三是分配效应。在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做大蛋糕的速度放慢，一方面对分好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难度也在加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而具有较高的储蓄率，低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高而收入却不足，甚至还要进行预防性储蓄，将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

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已经发生，上述结构效应甚至连同分配效应已经有所显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特点，是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递减，由于新成长劳动力日益减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龄劳动力占比提高，劳动力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改善速度明显放慢，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人力资本反差愈加明显。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20~34岁人口组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为39.8%，随着年龄的提高这一比例便依次递减，35~49岁人口组降低到23.4%，50~64岁人口组进一步降低到16.0%，而65岁以上人口组仅为8.5%。那些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必然处于劣势地位，就业能力和劳动者技能难以适应用工要求。

因此，随着劳动力平均年龄的提高，技能缺乏和就业能力不足的现象日益突出，不仅造成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无法如期推进，甚至很多劳动者在尚未达到退休年龄时便已实际退出就业岗位，造成整体劳动参与率的显著下降。就业者实际退休年龄低，就意味着较早丧失劳动收入，老龄化成为新的致贫因素，甚至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这不仅将阻碍消费充分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可能使一部分老年人陷入贫困。

关于总量效应和分配效应，或许可以从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历中获取一些有益的镜鉴。如果我们不考虑人口很少（低于100万）的国家，迄今为止处于人口负增长的主权国家有20个。其中苏联和东欧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占多数，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型时期大多遭遇到经济和人口冲击，因此，其后来出现早熟型人口负增长有着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在这类国家之外，比较接近于按照人口转变趋势自然进入负增长阶段，并且一直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撇开这四个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政府负债率等方面众所周知的不佳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口转入负增长阶段后，这四个国家均产生了过度储蓄的倾向。

从人口增长率成为负数的年份来看，葡萄牙和日本都是2010年，希腊是2011年，而意大利是2012年。这些国家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与转折点之前的大约十年期间相比，都显现出储蓄率（国民总储蓄占GDP比重）大于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即过度储蓄的趋势。我们用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率反映投资需求与储蓄水平的关系，并称之为“过度储蓄指数”，由其可以粗略地反映投资需求疲软和储蓄过度的走势。如图1所示，在四个国家先后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后，该指数均出现了显著的攀升。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需求长期处于不充足的状态，不能支撑经济按照潜在能力增长，便会形成负的增长率缺口。在这方面，日本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两个人口转折点，分别到达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的峰值。在人口红利消失进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日本朝野各界都认为是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实施了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到80年代后期，在一度把实际增长率推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且疯狂的股市泡沫及房地产泡沫。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的GDP实际增长率从大幅度高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一路下行。与此同时，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总人口增长减慢，需求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出来，反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即形成负增长缺口的情形。根据日本银行的计算，从1993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缺口开始）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109个季度的数据中，有69个季度录得负增长缺口，频率高达63%。

四、通过改革突破需求制约

在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因素通过生产函数决定潜在增长能力，需求因素通过国民经济恒等式保障实现潜在增长率，可见，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要以供需两端的平衡关系为前提。不仅如此，既然经济循环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两侧之间既可能构成制约的关系，也可以形成促进的关系。因此，旨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举措，分别存在于供需两侧。同样，消除妨碍需求扩大的体制机制障碍所要进行的改革领域，也分别存在于供需两侧。

供给侧的改革以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为直接指向，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为最终目标。在不同时期，供给侧改革会有侧重点。例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针对一度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率过高、僵尸企业大量存在等现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和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点任务，着眼于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营造创造性破坏的优胜劣汰竞争环境，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当社会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情况下，供给侧改革有必要转向提升供给能力、供给结构和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进而扩大总需求的方向。例如，拓展和升级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既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也可以通过提升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进而扩大外需。在更高的潜在增长能力下保持合理速度区间，有利于拓宽和掘深投资领域，稳定和扩大资本形成需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促进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可以实现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可以得到合理扩大。

需求侧的改革以扩大“三套车”（出口、投资和消费）的规模和能力为直接指向，以获得符合潜在增长率要求的社会总需求为最终目标。需求侧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消除制约社会总需求的各种体制、机制和体系障碍，打破需求瓶颈造成的经济循环堵点。

首先，打破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健全和规范国内统一市场，避免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这既是建立合理高效流通的要求，也是创造购买和消费便利条件的需要。形成健全和规范的国内统一市场，既关乎市场效率，也关乎经济效率，是形成畅通的经济循环的基础条件。从产品生产的角度来说，只有做到供给和需求互相促进、生产和销售相互衔接，才能避免流通受阻和供需脱节的市场分割现象。在同时考虑到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遵循国内版雁阵模型促进产业转移，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是在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拓展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此外，在高质量发展越来越需要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可持续驱动力的条件下，国内统一市场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源泉——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必要前提。

其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是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市场主体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构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制度安排保障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姓公姓私，政策上一律平等对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政府的鼓励政策应该更多用于中小微企业，而对于大型、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大公司，则应该加强规制，防范现实的垄断行为于未然。特别是针对平台企业侵犯消费者隐私和权益、利用算法操纵和欺骗消费者、借助科技手段针对特定人群制造数字鸿沟或设置过高门槛等行为，应加强监管和执法，这是让数字经济发挥扩大消费需求作用的必要市场制度保障。

最后，让居民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回归基本公共服务性质，为普通家庭的消费解除后顾之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由于这七个方面涉及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补齐这方面的民生短板具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如果简单地把这些问题交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来解决，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导致居民过度预防性储蓄，抑制消费的合理增长，最终会干扰正常的经济循环。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十四五”乃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风险挑战，都与老龄化进程相关，存在于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增长速度合理区间、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居民消费潜力、涉老产业发展等与人口均衡状况相关的各领域。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的阶段特点，把握好新的人口国情，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着眼点，都可以统一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战略框架之中。

未富先老、快速老龄化和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等特征，将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国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以改革的方式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并化解风险，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新的机遇，中国老龄化和老年人口多的特点也可以转化为独特的优势。下面，我们先对这些相关挑战予以辨识和解读。

迅速加深的老龄化对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正在逆转着长期以来具有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特征。“十四五”期间乃至2035年之前，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60岁及以上人口相对于15~59岁人口的百分比）提高最显著的时期，预计将从2020年的26.7%提高到2025年的33.0%，到2035年则达到50.9%。

迅速加深的老龄化给养老资源的筹集和供给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于具有未富先老特征，在老龄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养老资金的不足。在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深度老龄化已经形成不堪其重的养老金负担。例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达到7.7%，成员国中已经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则大大高于这一平均数，如葡萄牙的这一比例为12.7%，日本为9.4%，希腊为15.5%，意大利为15.6%。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或者降低给付水平，不可避免地成为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选项。虽然中国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仍然较低（2019年仅为5.3%），但随着中国日益趋近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未来的老龄化速度将显著快于上述国家，养老金支出的增长速度也必然快于这些国家。

迅速加深的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成了潜在经济社会风险的诱因，使人口问题有可能演化成意外事件的爆发点。老龄化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加重养老负担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灰犀牛”事件进程，而由于养老问题涉及资金积累和运作等问题，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某种突发危机还会触发具有“黑天鹅”事件性质的系统性风险。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养老基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巨大组成部分，并且各类资金和金融资产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养老基金可能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诱因（John，2018）。

中国老龄化程度仍将逐渐加深，但是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仍会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年轻。按照规律，越是到更深度的老龄化时期，高龄老年人增长的速度越快，不仅养老负担显著加重，与老龄化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也更为突出。根据预测，在2035年之前，中国60~69岁年龄组的人口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50%以上。2035年之后，高龄老年人的比重将加速提高，70岁及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在2055年即老龄化峰值时这一比重将高达57.7%，届时80岁及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将达到27.7%。因此，可以说在“十四五”期间乃至今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仍将处于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期。积极应对老龄化，特别是在动员养老资源和满足老年人护理需求方面，需要加紧进行制度建设和资源调动。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生育政策、退休制度、教育和培训体系、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收入分配格局、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等一系列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此做出了全面部署，与之相关的改革和发展任务需要进一步进行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以下政策领域和制度建设任务应该在“十四五”规划中具有重要的优先序。

首先，按照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推动人口生育率向更均衡、可持续的水平靠近，减缓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趋势。按照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很难再回到2.1的更替水平，但是，尽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如回升到更接近1.8的水平，仍可产生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效果。因此，“十四五”期间应稳妥推进生育政策改革，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与此同时，也要推进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

其次，从设计养老金支付方式和加强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出台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养老金支付方式的设计重在增强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积极性和延迟退休的有利性，加强在职培训着眼于提高老年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在从这两个方面提高实际劳动参与率的前提下，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将会更加人性化，可以最大限度达到政策意图和个人意愿的激励相容。

再次，建立健全尊老敬老事业、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调动全社会资源和积极性，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特定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以往所实施相关政策和发展路径的结果，因此，很多有助于应对老龄化的事业和产业具有公共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提供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此外，既然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趋势，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应该立足于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和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相关涉老产业的发展作为老龄化社会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领域。

最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应充分考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和加深的因素，做到供给的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给付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应在缴费的基础上，开辟更广泛的资金筹措来源，包括保持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资产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水平，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情况下的养老金可持续支付。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护。加强执法力度，消除就业市场上的年龄歧视，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工作的老年人的实际劳动参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