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未来与发展

胡鞍钢

　　
　　（50人论坛·北京）我既主张“特区不‘特’，又主张特区还要‘特’”
　　我在1994年2月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当时的背景是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新税制和新财政体制（即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负”，由此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国内市场，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就使得是否继续保留特区原有的优惠政策成了一个比较复杂和难以处理的问题。对此，我认为特区的“特”字不能“特”在优惠政策和减免税，而应该“特”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三个方面，降低外商、外资包括内资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
　　直至今日，我仍然坚持上述基本观点。尽管这一观点的提出还引起了前深圳市市委书记厉有为与我之间的一场公开辩论。这场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在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批准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划上了句号。李鹏总理在该《建议》说明中涉及了特区政策问题，他说，总的原则是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规范税制，公平税负，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按照国际惯例，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他认为，在前一个时期，由于投资环境不够完善，为了吸引外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国家对五个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但对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他提出，所有地区都要按照税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和实施步骤执行。也就是说，我在六年前提出的特区不“特”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项具体的实施政策，也再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江泽民总书记早在1995年就提出特区要争创新优势。显然，这个优势不再是优惠政策优势，而是市场竞争优势。实际上过去的六年正是深圳特区转型的过程，即由“优惠政策优势型”向“市场竞争优势型”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转型，例如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这一比重在全国是最高的，也高于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1998年，深圳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总产值为967亿元，上海为497亿元，北京为680亿元。二是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额居全国大城市之首，超过了上海，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504亿美元，在出口额中，高新技术成品比重较高，而“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比例不断下降。三是与国际接轨。从企业审批制转向登记制，改造传统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实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率先推行政府采购、建筑工程招标等方面深圳特区都走在全国前列。过去20年，经济特区创造经济奇迹，发展了一个新型的追赶模式。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起飞，是比较成功的追赶模式，但是深圳等经济特区仅仅花了20年时间，便走完“四小龙”30年甚至40年才走完的道路。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特区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转变”
　　谈到特区将来的发展，我认为深圳应该率先实行三个方向的转变。
　　1．从原来实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
　　深圳特区从一开始就继承了亚洲“四小龙”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外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存在缺陷的：
　　外向型经济以出口为导向，易受外汇市场变动的影响；
　　外向型经济是部分开放、部分保护（如服务业、建筑业等市场保护），不适应我国入关后的经济发展。
　　外向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有所不同，外向型经济只是发展加工贸易自由区，积极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出口依赖度（指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外贸依赖度（指外贸总额占GDP的比重）较高，例如深圳1999年外贸总额达到4171亿元，是GDP的2.9倍，但是它并不等于是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的核心是必须对内对外开放市场。
　　首先实行投资自由化。对内对外开放各类投资市场，开放金融、保险、证券市场；开放电力、电信、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铁路、港口、民航市场；开放高等教育市场、专业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与旅游业等市场；开放公共事业、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市场；政府及公共机构投资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实行国内外公开招标。
　　第二，加快贸易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对进出口技术（计算机软硬件、通讯技术、医疗设备以及药品）和关键设备、紧缺资源（如天然气、石油、木材、纸浆、）实行零关税或低关税；取消各类非关税贸易壁垒，企业和机构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备案制；鼓励他们采用电子商务进行全国或全球直接采购，降低交易费用；加快海关进出口贸易验检过程，提供更为方便的服务；同时严厉打击走私。
　　第三，开放专业人才、企业家和公务员市场。鼓励大学、科研机构聘用国内外的专家教授；所有企业公开招聘国内外企业家、经营人才；公务员应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开考试聘用，同时开放劳动力市场，取消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做法，并为非熟练劳动力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劳动条件。
　　第四，利用WTO过渡时期，加快经济体制、市场竞争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对内对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快商品、服务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接轨过程。
　　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开放经济，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但迄今为止深圳经济特区、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还停留于或定位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未来的经济特区不是“特”在特权和特殊优惠政策上，它的“特”是指在市场化改革上，建立开放型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技术创新等方面“先行一步”。
　　2．从追求高的经济增长向提高人类发展的方向转变
　　增长并不是发展目的而是人类的发展手段，确切地说增长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核心的人类发展水平的手段。这是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而不是以物为本的旧发展观。这就要求政府的发展目标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因为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是基于开放市场和市场机制。政府的职能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政府可以引导经济增长但却不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因而，特区应从过去以“硬件”投资为主的模式转向以“软件”投资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硬件”投资是指对厂房与设备的投资；“软件”投资是指对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持续发展的、旨在提高竞争力的基本投资，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公共卫生与良好的生活环境、公共机构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在过去的20年，深圳累计投资额已达3000亿元，城市基本建设投资达800亿元，已经建成了城市功能较为完备的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现在要着眼于投资于民，投资于教育、卫生、环保，以人为本，富民为本。以人为本，富民为本对特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注册人口仅占实际人口的1/3，因而，以人为本，不仅应当面向注册人口，还应面向外来人口；不仅面向城市人口，而且还应面向乡村人口；不仅面向高素质的人才，而且应面向“打工仔”、“打工妹”，他们都是特区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都有权获得平等的选举权、参与权，同时也应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使特区的经济增长为大多数人所共同享受。
　　3、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深圳过去提“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但不管是什么政府，其主要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
　　有效地为投资者服务，创造洁净的投资环境；
　　有效地为企业服务，除提供“硬件”设施外，还应提供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法律等“软件”服务，并要做到信息透明，创造公平竞争的氛围；
　　有效地为广大市民服务，政府的重大决策应实行听证制度，鼓励公众参与，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部门应公开价格，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实行民主化决策。

　　未来深圳对中国的几大贡献
　　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不能只看过去，不看未来；只谈成绩，不谈贡献。我认为深圳特区应思考如何为西部开发贡献力量。这个贡献包括经济贡献、税收贡献、制度建设的贡献、知识、技术及教育的贡献，特别是主动参与西部开发过程的贡献。
　　再过20年，我们回过头看深圳的历史，就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过去20年，全国人民支持帮助特区建设，使小渔村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个阶段是未来20年，特区人民回馈于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人民，缩小东西差距，促使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影响当前深圳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腐败
　　我认为，深圳已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牌”，是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先行者”，但是最影响深圳的致命性问题是“腐败丑闻”事件。深圳今后五至十年的一个中心任务是反腐败。我认为，应该对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作出新的解释，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反腐败也是硬道理”。国际经验表明，有效地反对腐败，可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政府收入、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反腐败与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应该引起深圳政府的重视。深圳“名气大”，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资源或资产，但是“名气大”又是双刃剑，只要一出“腐败丑闻”事件，就会对深圳产生负面的、恶劣的国际影响。同时也给深圳市几百万公民带来极大的“外部不经济性，严重污染了投资环境。
　　深圳市现任政府领导应该做出表率。所谓先行一步也是指在反腐败问题上率先走在全国的前列，应该接受公民（特别是打工者）监督、制度监督。有效地进行内部制约、内部监督，为全国的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和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