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盲目崇拜产业政策？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接受人文清华独家采访，探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不是天然正确

江小涓教授表示，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起什么作用，始终是重要问题。

政府一直希望经济能增长，企业能发展得好，但是有很多时候做事处处掣肘，这是为什么？对此，江小涓教授解释，政府总的来讲是多元体，中央政府由于自身的位置，决定它以国家利益为主。国家发展好，政府的作用就发挥得好。但是到了部门、地方以后，对一个政府的约束因素比较多，除了经济发展这个主要因素外，也还有国有企业员工就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要求完成的问题、地方居民对当地政府的拥护程度问题等等更多因素，比如如果地方政府不限制外地产品进入，让外地产品把本地企业击垮，大量员工失业，它就会受到一些压力。

江小涓教授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不把政府作为先验的会做正确决策的对象，认为政府行为是需要研究的过程。政府怎么做决策，会受到哪些压力的影响，可以作为科学问题分析，甚至政府决策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可以给出不同的权重，比如对中央政府而言某个方面在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可能权重最高，但是完成上级的指示对基层来讲，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压力更大，因为马上就要给上级交代。当然在决策制定和执行中，政府本身的眼界、理念也非常重要。

不能盲目崇拜产业政策

80年代末，江小涓教授在新西兰留学期间，接触到了布坎南的理论，后来应用这一理论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进行了研究。江小涓教授介绍，八十年代初期国内翻译过日本著名学者小宫隆太郎的《日本的产业政策》，这本书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日本用了很好的产业政策，在中国大受欢迎，对纯粹研究市场的学者来讲，产业政策比政府的计划更像市场的东西，对习惯计划经济的人来讲，产业政策又比市场机制更像计划，它是处在中间的一个政策手段。产业政策由政府制定，不像计划那样必须要做什么，但产业政策会说，下一步最有前景的产业是什么，给一些引导。大概到1989年时，国务院层面出了70多项产业政策。

“但是我留学时就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在日本、美国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成功，产业政策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举了很多例子，看了以后非常受启发。所以我回来以后觉得不能有了产业政策就理直气壮地说所有行业谁该不该进，这个不必要。” 江小涓教授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重新研究了当时的产业政策，将之分成四类，包括支持型（包含政府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两类）和限制型（包含政府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两类），又把政府分成决策层、执行层，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评价了哪些政策合适、哪些政策不合适，研究成果在1993年写成论文《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并获得了199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篇论文对学界影响很大，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崇拜症有一定的扭转。

江小涓教授主张“让市场来决定”。“八十年代中后期时产业政策承担了它承担不了的责任，想做计划经济的人和想做市场经济的人都把想做的事情加载在产业政策身上，就显得很荒唐。我不认可政府做的，他们老觉得他们能看准哪个企业好，给它发一张准入证或者准生产证，然后天然地觉得那些低端民营企业做不好，不让它们进入到政府的生产计划中，我觉得这还是非常不了解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景象。当时是政府来择优、定点、选企业，我非常反对，我认为这个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完成。”

江小涓教授表示，现在随着大家对产业政策理解的加深，和中国经济中间实际要解决的问题的出现，产业政策还是继续在发挥一些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针对竞争失利企业的退出援助政策，需要让它们平稳过渡，这个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总之我的核心观点是，优胜者政府不能选择，但是淘汰掉的，政府有责任托底，让它们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