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缩小

－－中国发展战略问题思考之六

樊纲

　　（50人论坛·北京）中央政府最近制定了开放西部的战略与政策，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政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无论从人口的角度看，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大国。于是对中国来说便出现了两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第一个是在国际上，如何缩小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是在国内，如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问题具有相同性，又有不同性，而其不同性对于我们思考地区差距问题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的分析将表明，中国地区差距的缩小，将取决于以下三大要素：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以及人口流动。

　　一、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

　　所有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都是决定地区差距的因素，包括历史发展的差别；体制差距（市场机制，政府效率等）、教育水平，以及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等。
　　体制的差距特别重要。沿海许多地区的发展，并不是因为中央给了多少投资，而只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体制上比别人占了优势，资金、人才就开始向那里聚集。因此，对于一些落后地区来说，如何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进展，是根本性的环节。与其多向中央要投资，不如多要一些领先一步的改革政策。有了较好的体制，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材可以有人材，否则中央投进来的钱还会转个圈从其他途径投到其他地区去，建成的基础设施没有企业去利用，也只是一些钢筋水泥而已。
　　所谓“观念落后”，其实是历史遗留下的某些传统的作用和体制落后的作用共同造成的，它和体制因素有着“共同的因子”。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地区差距中自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来说，自然条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农业时代，有水的地区自然会较为发达，而戈壁、高原则很难养活众多的人口。矿产资源则是一些内陆地区收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沿海地区甚至海岛，也可能是矿产丰富的地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当运输成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之后，那些不宜于种植业发展的沿海、沿江地区就具有了地理区位优势。无论机械如何发达，水运仍是最能利用自然力而减少投资成本的运输方式。而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信息的传递方面缩小了地区间的差距，但信息传递的加速不能代替物体（最终消费和投资活动中包括的那些实物）位置的移动。

　　二、资本的流动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利润。而要使投资项目有利润，除了项目本身的性质之外，还取决于它的一些外部环境，包括 “软环境”和“硬环境”。
　　“软环境”指的主要是就是上面所说的体制和政策。投资项目或企业运行中的“政府成本”（与政府打交道所需支付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如果太高，可能使本来很好的投资项目变得无利可图。改善这方面的环境，降低“政府成本”，显然要依靠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硬环境”指的主要是基础设施条件。内陆地区地处偏远，没有一定的运输设施作为前提，投资显然是难以进行的（运输成本高低还是第二位的问题）。其他基础设施也是这样。改善硬环境，显然需要投资。西部地区过去发展较慢，缺乏资金，因此需要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西部地区增加投入，这是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指责投入西部的资金回报率太低，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因此认为这种投入是不正确的。这种论点混淆了企业投资与政府支出的不同性质。企业投资当然要以效益为目标，但政府支出，包括在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还可能具有追求社会平等或追求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当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政府的钱，原则上说主要就是应该用来“扶贫”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回报率高，市场上的资源自然就愿意投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也已进入良性循环，这时就不再需要政府的投入。在东西部的比较当中，东部目前已经成了“富人”，政府的钱也就应该停止再给东部，而是要更多地支持资金较少的落后地区。落后地区当前投资回报率低，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基础设施不足，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正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退一步说，政府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不应过大，但政府有钱要花，却应该主要花在落后地区，花在“穷人”身上，而不应再给富裕地区锦上添花。这是政府行为的原则。对有些偏远地区来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经济回报率较低，但作为一个国家，只要那些基础设施早晚是要建设的，目前为了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而早一些搞，也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投资。
　　政府真正应该掌握的原则是：政府支出只限于提供“公共物品”，即主要是基础设施，而不应去搞企业投资，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钱还是地方政府的钱，都不应再去建什么国有企业了。政府的投资改善了投资环境，今后究竟会有多少市场的资金投到西部去，应由市场决定，由民间的投资者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去决定，而不应再是政府决定的政治行为。“开发三线”那样的事再也不应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未来究竟能有多少投资，西部会开发成什么样子，最终也要由市场来决定，由经济规律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不是由现在人们的“设想”去决定。

　　三、地区间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人均收入均等”

　　在讨论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概念和目标。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对于一个地理、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的国家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各地区的“发展水平”相等（比如说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等等），而只能做到“人均收入”。均等，而且“人均收入”的概念也要有一个全面的定义，比如说大城市的人，货币收入高，但城市拥挤、燥音大，有些人就宁可少一点货币收入，享受小城市、甚至农村的清静，作为货币收入较少的补尝。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综合收入”的均等。
　　收入的均等，可以通过“资本流入落后地区”从而提高地区总收入（人均收入分式中的分子）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人口从落后地区流出”来实现，也就是通过缩小“人均收入”这一分式中的分母来实现。这正是过去20年已经在发生、今后更应继续发生的。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有些地理、自然条件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成本太高）；有些过去在历史上适合农业发展，从而养活了大量人口的农业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和其他产业因受地理条件的制约而成本太高，从而限制了收入的增加；这时，解决地区差距的基本途径就是人口的流动，即人口向经济发展较快、收入较高的地区流动，以使地区之间的收入实现均等化。在这方面可以举美国的例子。美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很不同，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中西部、洛矶山脉地区连农业也难发展，但美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地区差距”问题，原因就是人口的不断流动，低收入地区的人们不断向高收入地区转移，使收入均等化（货币收入的差别由其他因素所弥补）；中西部地区工业不发达，但人口也少，结果在那里的人收入也不低。事实上任何大国经济的现代化都意味着人口分布的重大变化。人口的流动还有利于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群众中存在的传统习惯，促进新观念和新体制的发展。
　　总之，要想实现地区间的收入均等，我们要使生产要素，无论是资本和劳动，都能流动起来。

　　四、积极促进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

　　在人口流动的问题上，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包括观念上的障碍。内陆地区的人当然想发展自己的家乡，而沿海地区的人则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很拥挤了，排斥外地人的进入。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转变观念。对于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说，整个中国都应是我们自己“挣钱的地方”，也是别人“挣钱的地方”。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已经人口不少了，但中国人口这么多，地区差距这么大，“命中注定”沿海地区要更加拥挤，必须更加拥挤，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否则就无法实现地区之间的收入均等，无法实现社会的公正。我们现在当然无法断定沿海地区还应吸收多少外来人口，但目前还在进行中的人口流动无论如何预示着中国的人口布局将发生进一步的改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差别，其根本之处就在于一国内人口是可以流动、迁移的，而国与国之间是不准许自由迁移的，至少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这样。发达国家也许只欢迎少数有专业知识的穷国的人流入（当前它们正你追我赶地吸引中国和印度的人才），而教育水平低的一般劳动力是禁止流入以防他们抢了本国劳工的饭碗的。正因如此，国际上的贫富差别是很难克服的（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而一国内之所以可以做到消除地区间的差距，最终的原因就是一国内的公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
　　要促进人口的流动，当然还必须改革有关的体制。首先要在宪法层面上规定公民在各地区之间自由迁移的权利；然后是要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改革诸如户籍制度、教育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之类的具体制度，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应放在最后，因为这是防止人口迁移速度过快、大批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防止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总而言之，要想最终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人均收入的均等，体制改革，资本流动，人口流动，三者缺一不可。所谓依靠市场机制缩小地区差距，说到底就是要使各种要素流动性提高；而中国未来经济、社会、人口格局的改变和地区差距的缩小，正是在各种要素的流动中才能最终决定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