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趋势与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发展战略问题思考之一

樊纲

　　（50人论坛·北京）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从来不是自己与自己比有了多大的进步，而是要在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至追赶上发达国家，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就是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比关系中加以定义的，而且也是因为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还是会处在“处处受压”的地位。
　　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重要的趋势：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所有这些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些新的趋势的出现可能使它们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使世界中贫富差距拉大的可能性加大。
　　正因如此，在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国际环境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及后果，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以确定真正有效的对策。在中国经济扩大开放、走向国际的今天，我们的很多“政策结论”都必须建立在这些分析之上。
　　1、技术革命
　　90年代以来的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统称为“数字革命”，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局，而这一革命本身还正在进行，远没有结束，18个月一代新蕊片的“莫尔定律”仍然有效；无线通讯与网络的连接技术正在迅速形成；网络与实业的结合和“网络公司”的兼并整合刚刚开始，资本市场上与网络技术相关的波动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回合”。
　　而人们现在还感受不深、但未来影响可能更大的另一个技术革命即“基因革命”，也正在俏俏地发生。2000年春天人类已经获得了完整的果蝇的基因密码普；到2000年底，人类就可能获得人类的全部基因密码普的初稿（这很可能是由一个名叫赛利拉的私人公司首先完成）。网络革命还仅仅是改变人们获得信息和方式，而基因革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本身，以及与这生活相关的农业、食品业、能源工业、医药工业以及几乎所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经济产业！
　　技术革命的发生不仅对全人类的发展作出贡献，也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和赶超，提供了新的机遇。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落后国家不必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而是可以在较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较迅速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期看，知识和技术所能产生的“外溢效应”，可以使我们更多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
　　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也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里关键的两个问题是，第一，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都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它们首先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首先在市场上占居了优势（想一想网络技术的发展情况）。发展中国家因为还不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根本性差别），还无法获得这种优势。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以现在的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例，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以下几方面条件的缺乏而处于劣势：A。不具备广泛应用电脑和网络的教育水平；B。缺乏电信、金融、商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条件，比如因没有信用卡而无法进行网上支付，因缺乏特务配送条件而难以开展网上交易，因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而难以开展风险投资和为新创企业的发展筹集资金，等等。C。在现代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下，由于新技术不是自己发明的，在利用时要支付更高的技术使用费或技术转让费。而且，技术一旦发明出来，在专利保护时期，它们越是被（发展中国家）广为应用，赢利就越大。D。由于发达国家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好的研究与市场条件，使发达国家可以更多地吸引人材，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发生人材流失，使技术进步导致的差距在一定时期内更加扩大而不是缩小。
　　2、经济全球化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货物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提高的过程。它在几百年前就已经以各种方式开始，只不过在最近一些年中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特别是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加快。
　　那么，什么样的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呢？资本和技术当然是可以流动的；劳动力也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只有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材”是可以流动的，一般的劳动力是基本上是不允许流动的（“签证拒签”），这是发达国家一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士们讳莫如深的一个问题。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是无法实现流动的，“偏远地区”仍然是资本和技术难以进入的。
　　考虑到过去二、三百年内国际贸易已经在逐步扩大的事实，那么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资本以及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的流动性的增大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这里的资本要素，既包括进行直接投资的产业资本，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资本。
　　资本要素流动的范围和速度的提高，毫无疑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始的时候缺乏的也是资本和技术。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生产”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场所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生产要素就有了实际进入生产的机会（失业的人只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一些比较优势才得以发挥，发展进程才得以开始和持续。如果没有经济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中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所以，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是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而且，全球化无论如何都在进行，你不积极地参与和利用它，只能被他所淘汰。
　　但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并不一定就使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任务变得更要容易，它也许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全球化也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
　　理论上说，自愿的交易（要素的自愿流动和组合也是一种自愿交易）可以导致交易双方经济利益的改善。落后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外资流动中当然也是可以获益的，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交易所带来的好处（理论上所说的“消费者剩余”），在交易双方的分配比例，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在很多情况下，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强国、跨国公司等），会获得较大的份额，较弱的一方则只获得较小的份额，从而使双方的差距拉大。
　　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在全球的流动性加大和资本效率的提高，而资本效率提高的主要受益者显然首先是资本所有者，是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性的加大，当然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资本，特别是直接投资。但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展，法制体系不健全，缺乏人才和经验，缺乏对资本市场有效的管理，以及所有其他体制方面与成熟的市场体系之间的差距，它们容易受资本市场风险的冲击，而较难从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即使仅就直接投资而言，在手持资本、四处选择，待价而沽的跨国公司与多一点就业总比少一点就业好的落后国家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落后国家的人们来说，真正的悖论在于：不开放，不利用外资，不加入全球化，你的发展速度更慢；而利用外资本身，并不一定能缩小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亚洲金融危机，美元的长期坚挺，美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强劲攀升，欧美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范围内利息率和资本收益率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经济在1999年的第四季度增长率达到7。1％，比中国的增长率都高，都说明了全球化可能使富人更富。在这过程中，穷人用绝对收入指标衡量可能也会变得富了一些，但相对而言，差距可能反倒扩大了，追赶起来更加难了。亚洲危机中那些饱尝过早开放金融市场之苦，大量财富被资本流动所“卷走”的国家甚至还会出现富裕程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尽管比起20年前他们的收入水平还是提高了。
　　3、全球的市场化
　　在人们较多地谈论经济和市场的全球化的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值得重视的一个趋势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因为这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国际市场条件恶化而不是好转。
　　所谓“全球的市场化”指的主要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首先是苏联－东欧国家旧体制的解体，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缩小政府开支，硬化预算约束；其次，所有发达国家，也都加快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减少政府开支，消灭预算赤字（现在象瑞典、美国这样的国家都出现了大额预算盈余），减少税收，增加企业活力。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到拉美，也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提高效率，增加利润，增加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压缩公共支出，平衡国际收支。
　　所有这些体制改革（再加上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导致了一方面，国际市场上供给迅速增大，成本持续下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放慢。私人企业因追求利润而控制工资及其他成本支出的增加，而政府则从过去的财政赤字（“花的比收的多”）转变为财政盈余（“收的比花的少”）。结果，便出现了近几年我们所见到的全世界生产能力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普遍过剩；全球市场从过去50－60年“通货膨胀”（以及“滞胀”），转变为面对日益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其实不过是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表现，甚至可能是一个“起点”，标志着全球经济从此进入（“回归”）周期性生产过剩的新阶段。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当然提供了机遇，因为全球的市场化，意味着市场范围的扩大，我们如果在一些方面拥有竞争力，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它，以促进我们的发展。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因为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是有利的，而一个面临通货紧缩压力的、日趋“拥挤”的国际市场，显然是不利的。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国际市场中，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的那一部分，即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由于一大批亚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进入而已经变得特别“拥挤”，竞争格外激烈（包括竞相压价），这就使所有这些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处在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些都表明，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市场条件，可能都不如80年代未、90年代初那么好。日本和“四小龙”当年以“出口带动”的经济起飞所面临的那种相对宽松的国际市场环境，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难以重现了。我们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可能也要面对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的现实；象过去20年中许多时候净出口的增长本身可以贡献几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那种情况也是难以再现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
　　4、新形势与老问题：落后国家如何能增长得更快一些
　　需要十分明确的是，以上的分析是对事实的确认，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技术进步、反对全球化、反对市场化。反对任何进步的事物只会使自己变得反动，而不会使自己进步；抱怨别人如何强大，不能改变自己的弱小。抱怨发达国家占优势、占便宜、欺负人，也一干事无补，因为天下的逻辑本来就是“弱肉强食”，从古至今，历来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回到常识，而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新发现”。应该做的只是认真思考自己如何也变得强大。那么，分析以上问题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面临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没有因为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出现而自动缩小，相反，新的形势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我们过去20年的高增长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别人也在进步，新的形势下又出现了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新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问题，即如何在“处处不如人”的条件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更快。而要想作到这一点，就要一方面客观准确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另一方面客观而准确地分析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在这种对现实的充分认识、分析的基础上寻找能使我们真正发展起来、缩小差距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少走弯路，少拿宝贵的资源去“打水漂”，少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实现不了而又代价昂贵的所谓发展战略。我们自己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我们现在的人均GDP是800美元左右，世界上最高的人均GDP是瑞士的4万美元（美国是3万美元）。它增长2%就增长出一个800美元。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实在是再经不起折腾，再经不起弯路，再经不起各种浪费资源、降低效率的“跃进”了。
　　其次，我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尽可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使其更加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争取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大的分额，尽管这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加速改革与发展和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的努力。
认真分析国际经济的新趋势，制定适当的发展战略，才能少走弯路。而要想真正追赶上去，最重要的前提，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要加紧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真正的市场机制，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在国际上也还会继续受别的挤压。这不是本文分析的主题，但也已经该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