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别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哪些重要贡献？

刘元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艰难探索，推动中国走出一条经济落后国家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在我看来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1—1949年，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解放区经济以及土地改革时期的经济管理提出一系列政策，形成一定理论体系。这对此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很重要的补充和丰富。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跨越式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基本经济体系做出重要探索。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即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设想，通过完善计划经济体系，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打下很好基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注：从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状况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合理分配全社会资源，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同总供给基本平衡，实现经济良性循环），以及通过对工农业关系的一系列调整来推进经济建设的政策。

第三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期，极大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和推动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增强“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南方日报：中国经济治理的成就、探索和创新，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刘元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在发展经济上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崛起提供了很好的样本，也为丰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参考。

首先，简单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经济欠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可能会走向误区。要高度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构建有为、有效政府是进行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化，进行技术赶超、产业升级的关键。

还要注意中国善于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战略规划、产业和科技政策来突破在制度、市场、要素等方面的短板。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主动利用全球化参与全球分工，也证明了充分借鉴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后发国家实现有效赶超的很好途径。

必须承认，任何经济都是镶嵌到整体社会运行系统中的。实现经济长期良性发展，必须构建出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经济循环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两个奇迹是相辅相成的。

综上来看，中国在经济治理中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借鉴，我们还要不断总结发展经验，进而开展理论创新，这样能为发展中国家良性发展提供更多参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在多方面实现突破

南方日报：1978年以来，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极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从中总结哪些重要经验？

刘元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新机遇，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其中在经济层面很重要的理论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在多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其一，有力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结合；其二，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职能，推动政府与市场形成充分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其三，以发展规划为主体、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产业、科技、区域、就业、投资、外贸等政策为辅助，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的宏观治理框架；其四，实施改革开放，以加入世界分工体系来推动建立国内分工体系；其五，进入新时代确立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提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思想。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理论创新，前所未有地发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标志性体现。

这种在实践中创新理论，继而用以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的方法论，开辟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新境界。

南方日报：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经济更加深入融入全球经济。回头来看，这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分别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元春：对中国来讲，全面融入全球化，利用制造业比较优势为全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务，不仅为中国产品找到市场，也为中国发展提供宝贵的管理经验、技术来源、资金渠道。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广阔市场，也是海量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中国融入全球化，使全球分工体系得到前所未有地拓展，各国分工更加细化，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

2000-2008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经济增长较快，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经济波动也较小，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

这些年中国也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稳定剂，尤其在疫情期间，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作用。

对国内而言，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不断走向深入，助力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有利于建设法治化、标准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规模提升，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

南方日报：当前全球化在整体深入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风潮，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刘元春：全球化是历史大潮流，逆全球化是小插曲。我们要有战略定力，相信全球化还将持续深化产业分工、推动技术进步，坚持用开放来对冲部分国家提出的脱钩风险，以多边主义来对抗单边主义。

未来一段时间，各种国际经济摩擦可能会增加，因此在开放的同时要有底线思维，坚持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自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改变当前不对称竞争格局

南方日报：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还会面临哪些挑战？

刘元春：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再次走到历史的分叉口，我们要正确应对大国崛起面临的问题，国际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竞争，更是科技、人才和规则的竞争。我们必须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逐渐改变当前不对称竞争格局，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向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才能真正迈入中高收入国家。

我们的产业与科技正处在“跟跑”向“领跑”转换的过程中，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整体性突破，单纯依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必须更充分发挥国内超大市场的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这也要求我们在健全要素市场、优化政府管理体系、改善营商环境等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总人口在未来会达到峰值，这对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更深层次的挑战，倒逼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南方日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东如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刘元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大省、外贸大省、消费大省，肩负重大使命。

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推动新时代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要结合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主动研究、推动落实大湾区发展规划，抓住用好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历史契机，让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

广东也要努力在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列，特别是在以技术创新为龙头的创新发展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另外也要在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改革以及地方立法权探索上先行一步。

在对外开放方面，广东一方面要着力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打造对外开放的样板区；另一方面要以全国全球的视野，加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前瞻性研判，以更好应对国际竞争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