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经济政策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十论"续论

樊纲

　　
　　（50人论坛·北京）感谢《中国经济时报》连载了我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十论”。这是我十几年经济学生涯中第一次写成的一组集中讨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章。
　　中国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但是，要把各种问题解释清楚，又对总的经济趋势加以把握，我们必须运用经济学抽象分析的方法，首先分门别类地对它们加以深入的分析，然后才能进一步说明各种问题的相互影响。粗略地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门类：
　　一、体制改革问题。这在经济学中属于制度经济学及过渡经济学所分析的对象。我们的企业改革问题、政府改革问题、发展民营经济问题、金融改革问题、社会保障体制改革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由于体制改革问题充满了利益冲突，因此经济学分析这一类问题的工具还包括政治经济学。
　　二、经济发展问题。包括比较优势、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转移、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农村问题，等等。这在经济学中属于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在经济学中有增长理论，但发展问题又“大于”增长问题。因为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一般的“增长”，而且是要在比别人落后而且可能是“处处落后”的情况下还得比人家增长得快，因此这种“穷国的增长”问题得专门通过研究落后国家特殊性问题发展经济学进行专门的研究。经济发展过程本身也包含体制改革和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经济学也适用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但不同的是，当前国际上所说的“体制转型”或“体制过渡”，特指的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而不是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在国际上具有特殊性（只与蒙古、越南等国相比有共性），即我们既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8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象前苏东国家那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轨经济”，二者兼而有之。所以我们两方面问题都得研究。
　　三、微观经济问题。包括相对价格、资源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管理、行业规制、要素市场、反垄断，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主要由微观经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些经济学分支加以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中的微观问题，当然有其特点，得运用一般原理对特殊阶段的问题加以特别的分析。比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对于国家企业来说，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问题，首先是产权结构改革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管理结构的改变。而对于许多刚刚开始发展的私人小企业，恐怕“家族制”还最有效率，所谓“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对它们来说还是今后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些看上去不那么理想的公司形式，比如股份合作制，对于许多中小国有企业来说，恐怕是在那种特定条件下的最优的“体制转轨起步形式”，但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它们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必然还会随着这方面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而演化。
　　四、宏观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总需求、总供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失业率变动（但体制改革引起的“下岗”问题不属于宏观经济问题。）、进口、出口需求、增长率波动，等等。宏观经济问题，名词很大，但所研究的问题不过就是“总供求平衡”、减少增长率波动这一“狭窄”的问题，“宏观”并不是“包罗万象”，而是指“总量”。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也有其做为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轨国家的特色。比如由于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存在，导致经济中对“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人们的需求行为）的反应敏感度较差，从而导致以前要进行“收缩”，主要就得靠“行政命令”、“砍投资项目”、“压缩贷款规模”（这也是行政手段而谈不上是什么货币政策）；而前两年反通货紧缩、扩大需求，又只好靠财政扩张，都是有其特殊体制背景的。过去通货膨胀是由于体制上“预算款约束”，无限制供债投资，而后来的通货紧缩，则正是由于我们过去积累了太多的“坏账”，导致国有银行都不愿增加对国有企业的贷款，都是与我们的特殊体制问题相关的。而私人部门投资不能扩大、体制限制、融资渠道不畅等体制问题，又不可能一两年内改好，短期内还得靠宏观扩张政策来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危机。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又很容易导致政府负债过高、通货膨胀率过高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五、国际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国际问题”，这包含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即国际比较优势、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利用后发优势等等。而这里所说的国际经济问题则特指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的一些特殊的国际经济问题，如国际收支平衡、外汇制度、资本流动，等等。
　　如何进行“抽象地分析呢”？我想这从根本上说首先要有对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各种理论的较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只看到一类问题，甚至是只看到自己熟悉的那一类问题，就否定其他问题的存在。但即使没有这种“全面了解”，我们也不妨试着用下述的一些方法思考问题。比如，假定我们现在体制都改好了，都已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了，而如果你还是只有800美元的人均GDP，你就还是会有那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反过来，假定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了，但如果我们还是计划体制，就还是得面临痛苦的体制改革（比如前苏联的情况）。再比如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现在就有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不再有我们过去的一些体制问题，但是看一看其他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仍然会有总量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大萧条”那样的经济波动。
　　在政策研讨的层面上，对各方面问题加以抽象分析的实际意义还在于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种政策其实可以并行不悖。比如，搞体制改革，不等于把长期发展的问题、经济增长的问题放在一边而不顾。中国的问题，不发展、不增长，什么也解决不了。同样，搞宏观调控、搞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丝毫不否定要抓紧改革，二者从本质上说不是对立的。经济学有一一般性的定律：有几个问题，一般就要有几个对策来加以处理，而不可能一个政策同时解决长期、短期中的几个问题。
　　我在前面发表的“十论”，主要是讨论发展战略问题的。以前我不愿意让人得出印象认为我只知道体制改革问题重要、宏观问题重要（因为我以前的文章更多地讨论那两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也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只认为发展问题重要，没有在这里讨论体制改革问题（这与发展问题一样属“长期”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这属于“短期”问题）。那是其它文章、专著中讨论的主题。我历来认为我们每位研究人员都应有自己的“专攻”，但“专攻”的基础应是对自己“专攻”对象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专攻对象”的相互关系，有一清晰的把握，从而不忽视、贬低其他的专攻对象、其他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在复杂了，经济学的体系太宠大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中是专家，因此也必须尊重其他专家的工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想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更加专业化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是每位专业化的研究人员都具有经济学体系的完整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