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于6月27日下午三点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九十二岁。

    高尚全出生于1929年，1985年5月起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后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世界银行高级顾问等职。他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6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改革”是高尚全一生的追求，他对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其中，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劳动力市场首次写进中央文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长期进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研究，以下是他追忆高尚全的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着重记述了高尚全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建言过程：

    4月28日下午，得知高老暂时出院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我即到他家中探望，握着高老的手，问他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办？高老缓缓地说，谢谢大家，谢谢研究会的同志们。我望着高老的病容，忽然想起2013年初，我因连续八天高烧住院，他来看我的情景。那时是他握着我的手，鼓励我战胜病魔，还送了我一瓶法国产的药水，说有安神作用，可提高睡眠质量。我知道高老五一过后还要住院治疗，很可能这是见他最后一面了。回想20多年来他一次都未缺席在中国改革论坛上神采飞扬的演讲场景，不禁感慨万端，心如刀割。

    高老是经济体制改革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他心系改革，笔耕不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高老著作等身，细读高老所著，胸中是改革风云激荡，眼底是改革跌宕起伏。高老的一系列改革著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各个阶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改革四十多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得益于像高老这一辈，既是改革实践家，又是改革理论家的不懈努力。高老对改革的许多建言，已经写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文献，彪炳史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就得知高老大名。1996年我调任原国家体改委分配与社会保障司司长，但与高老直接工作接触还不多。2008年我从行政岗位退下后，经安老（安志文，第一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老推荐，接了高老的班，当了5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三任会长。后来因病辞去会长，被聘任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仍与高老接触密切。我认为，高老是我的好领导、是我的好老师，也是我的好球友。说他是我的好老师，因为我读研究生时就看高老的文章，获益匪浅。说他是我的好球友，因为我们俩都打乒乓球，高老到了八十五六岁我还陪他打球，一次还能打个把小时。不仅高老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令人钦佩，就是身体状况、精神状态，也是我学习效仿的榜样。

    高老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方面建树颇丰，其中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成果是他自己特别重视的，这与我的学术研究有密切关联。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劳动部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的劳动部领导找我，说现在关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提法争议很大，有的主张用劳动力市场，也有人反对，主张用就业市场、劳务市场、劳动市场、劳动就业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这么多名称，哪一个最准确？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提出意见。按领导要求，我组织几个人写了报告，比较了劳务市场、劳动就业市场等各种提法，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提法才准确。为此我还写了一篇“劳动力市场的国际比较”，发表在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的内部刊物上。当时我感到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央文件一直使用劳务市场一词。1993年初，《经济日报》全文连载了我这篇文章，但是标题没敢用劳动力市场，改成“劳动力流动的国际比较”。

    在那种背景下，高老在中央高层讨论文件的关键时刻，阐明劳动力市场提法的科学性，并被采纳，表明他既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又有直面改革的担当精神。与高老一起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张卓元老师回忆，199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送审稿上虽然没用劳务市场一词，但用了内涵不清的“劳动就业市场”。高老当时列席常委会讨论，是“后排议员”，中央领导不点名，一般是没有发言权的。但眼看就要讨论通过的《决定》采用“劳动就业市场”的提法，出于改革初心，高老勇敢地举手要求发言，讲了必须理直气壮地肯定劳动力市场的五点理论思考。经讨论，最终劳动力市场提法被会议接受。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这是我们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使用劳动力市场替代模糊不清的劳务市场概念。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高老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章，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明确了劳动力市场提法，感到如释重负。那种感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会。因为仍有不少领导和学者坚持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不是商品，就不可能有劳动力市场。现在回顾，明确构建劳动力市场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的理论突破，劳动力资源配置就难以真正摆脱计划配置的窠臼，那今天会是什么状况？不要说民营经济无法自主招工得以发展，就是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

    我到体改研究会工作后，多次与高老探讨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产权保护与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劳动力配置方式、劳动力市场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农民工等问题。从谈话中我很吃惊地得知，我关于劳动力市场主体与集体谈判、劳动力市场运行与宏观调控等文章，高老早就看过。前两年在申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时，高老要我联名。我当时开玩笑，说真要评上了，奖金三七开。高老一挥手，笑道都捐给改革研究基金会。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些重大转折关头、重大的理论争论中，高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旗帜鲜明，毫不动摇，这是大家的共识。而在高老的诸多经济理论建树中，他本人单独选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政策突破与建构理论”申报创新奖，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十分遗憾的是，这一奖项按规定不评给已逝去的人。但我坚信，高老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构建所做的独特理论贡献，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

    高老九十寿诞上，我曾赠诗一首：“革故鼎新本为民，与时俱进守初心，建言献策四十载，耄耋著书满目春。”高老的著作，满篇都是革故鼎新之言，而根本出发点是他一再强调的民本思想。他既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又诚守初心、矢志不渝。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居江湖之远，他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献策中央、建言省市、指导企业、奖掖后进。翻阅高老耄耋之年的书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满目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