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再次到长安讲坛和大家讨论一些问题。50人论坛通常着重讨论的都是一些宏观理论、大趋势问题，我问了问论坛秘书处，关于减碳这个题目，目前还没有50人论坛的专家在这里讨论过。因此今天我选了这么一个题目。
早在2008年，50人论坛就在斯德哥尔摩开了一次会议，组织了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
这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都参加了。2008年有一份关于世界气候变暖的报告叫《斯特恩报告》，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与课题组写的，这个报告的影响很大。斯特恩的报告出来不久，我们就开始研究了。那次在瑞典召开的会议斯特恩也参加了，后来我们还一起编了一本英文的书，被称作“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后来被评为当年40部世界最佳有关环境的论述之一。我们还发表了中文著作。我还跟曹静老师一起合作发表了论文，当时的侧重点和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
气候变化的经济学
气候变化本身是一个科学事件，是需要科学研究的事件，但是它也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全球公共品。学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我们所有的消费物品分成两大类，一类叫私人物品，一类叫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比如说这杯水，我喝了你就不能喝了，摆在这儿的电脑是我的就不是你的，这叫私人物品。消费具有排他性，具有排他性的物品可以说是私人物品。
而公共物品的第一个属性就是消费不排他。比如路灯照明是公共物品，你能消费我也能消费，你消费不影响我消费，我消费不否定你去消费。公共物品最重要的在于它有外部性。好的公共品叫public goods，不好的公共品叫做public bads。环境污染就是public bads，环境不好了，你呼吸PM2.5，我也呼吸PM2.5，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因此公共物品就出现一个问题，谁来清理这些bads？谁来为买一个好的路灯付费？私人物品是根据各自的需求供给，来评价这个杯子值多少钱，我能出多少钱，愿意出就出，不愿意出就不出，没有计算成本问题。而公共物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计算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成本。我非常享受这个路灯的照明，但是你要问我收钱我就说我不要这个路灯，谁爱要谁要。明明我享受这个公共品、享受它的外部性，但是我不愿意为它付费，而且不讲道理，不讲实话，这就是公共物品的败德问题。
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公共物品问题。我们要修补它、修复它、清理它，要有一个好的空气、有一个好的环境，就需要付费，要计算支出成本。包括我要付的成本有多大、得到的好处有多大，其中具有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也会引起各方面争议，包括学者之间会争论，当开展政策讨论的时候，在公共领域和公众当中也会引起讨论。
气候变暖是全球性公共物品，它也是一种空气污染。局部地区性的空气污染跟这个不一样，它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我们常说的PM2.5，排放的硫化物，排放的其他有害物质，对土地、土壤、水等等可以说是局部性的，当然日本排的核废料是全球性的，它可以顺着洋流污染到全球。日本人、韩国人说我们的沙尘暴吹到了他们那里，这个有点波及性。但是二氧化碳污染是全球性的，它排放到大气当中，不管你在地球哪个角落，都能遇上它，它的积累对全球气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是全球性公共品，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对立。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诉求，这是它的复杂性之一。
因为全球变暖，有的地方小岛可能会被淹，有的地方冻土开始融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位置全球变暖的影响不一样。大概会有不同的诉求。不同产业的利益冲突更大，比如说传统的化石能源产业，原来的生产技术需要转型，会发生大量的成本，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有人说全球变暖是一个阴谋，持这种观点的人叫Denial。除了意识形态问题之外，主要由那些传统石油工业集团等等在背后支撑资助的，这显然是各种利益的冲突。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个公共物品背后有更大的利益冲突。
第二，我们现在谈气候变暖问题，都是在谈100年、200年、300年以后这样长期的事情，想让全球变暖的温度减少1.5度或者2度也是到2050年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如何防止对未来造成更大伤害。而未来的利益集团现在还没有出生，他们是下一代、下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下一代，我们是为他们在今天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去发声，去争取他们的利益。今天的人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都不那么容易，为将来的人争取利益，再加上各种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它是公共政策问题，要使市场发挥作用，需要政府带头采取行动，需要企业和个人都行动起来。没有政府起到好作用，这件事情就办不成。
这是一个大背景，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公共品。
为什么说全球变暖有经济学？经济学对于这件事情相关政策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情确定。加上有很多否定的怀疑论者、阴谋论者，各国政府和公众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感觉不多。他们觉得既然科学家还没有给出定论，我们着什么急呢？连科学家在最初也有争议，有的说全球变暖不是人类的碳排放行为造成的，是太阳黑子等等造成的，太阳系太伟大，人类太渺小了，我们改变不了它。还有人说全球碳的影响有一个稳定值，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了这个稳定值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人们迟迟不采取行动。
斯特恩是英国经济学家，他曾经当过欧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和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对公共政策有很深的研究。他带了一个团队写出了《斯特恩报告》，这个报告首先解决了人们疑惑的不确定性问题。把不确定性通过概率统计的方法变成风险，这是经济学的常用方法。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概率，根据统计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定概率意义上有相关性。用这种方法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觉得这两件事情相关，开始觉得要采取行动。它给出的结论也是政策建议，每条线都对应了一个概率。
最上面的黄线叫做Business as usual，你什么都不做。按照现在的方法，我们该烧煤就烧煤，该烧炭就烧炭，不去采取措施减排，不去采取措施防范大气气候变化，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气候温度就有50%的可能性上升大于2度。如果采取行动，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只有14%到30%的概率大于2度。我们做事不可能完全改变这个事实，我们不可能去消除这个气候变暖，但是我们能大大降低它变暖的概率。虽然以前已经有了公共政策的《京都议定书》，但是在2007年之前至少经济学者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还想等一等科学家们的结论。斯特恩讲的话使公众听懂了，使世界上的公共政策决定者们也听懂了。这是一件或然性事件，但是它的风险是可计算的。就像我们做投资，你的风险是多少、收益预期有多大、成本预期有多少都是可以计算的。虽然风险是或然性事件、不确定，但是可以通过计算来指导你的行动，而且提示你行动比不行动好。这个方法提出来后经济学家们也有争议，后面对应的就是成本效益。
对于成本效益分析，斯特恩提出的方案是，如果我们现在每年用1%的GDP拿出来去做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等等事情，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很多年中减少5%的损失。这个方案经过了很多争论，有人问他当时提出这个方案现在有什么感觉，他说后悔只是提出1%而没说3%。人们现在拿出来的太少了，远远不到1%。各种争论使我认识到现在我们需要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
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自然引起了很多争论，有社会争论、学者争论、经济学家的争论等等很多，你究竟如何判断未来的损失。这里有一个对未来怎么discount问题。现在花了1%的成本，到未来可能就不是1%了，因为我现在是discount未来。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很多不确定需要争议的事情。诺贝尔奖经济学家Kenneth J．Arrow是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他看到斯特恩的报告评论了一句话，大家可能对他的数据分析等等有很多争论，但是无论如何他用这种方式使大家认识到了现在行动比不行动要好，这就是他的贡献。所以从2007年以后大家对这个问题更加重视，世界上的讨论也更加多，问题也分析得更深入了。
现在科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共识了。这是在气象学家当中做的民意调查，到2019年，气象学家已经一致承认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确实是人的行为结果，至少和人的行为特别是跟人排放二氧化碳的行为具有密切关系。2019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他是彻底的反科学，背后就是怀疑论者、否定论者、阴谋论者在鼓动。中国也应该减排，但是最初我们是不承担责任的。当发达国家开始进行减排的时候我们也参与讨论，本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特朗普说是中国搞的阴谋使全球变暖，目的是为了打击美国产业。总之，现在科学界的一致共识是碳的问题，但是仍然需要对概率进行分析，因为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排放多少碳了，气温能够涨多少度；现在减少排放，未来能减多少度、效果如何，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如何等等都还有不确定性，所以概率的方法要继续适用。在这个方法基础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这是经济学的分析。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投多少资等等都有争议，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大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在过去怀疑论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有一个概念我一直非常喜欢，叫做“无悔减排”。说的有一些减排行动，即使最后被人证明和碳排放无关，你仍然不后悔花了成本力量去做的这件事情。因为你同时获得了别的好处。比如现在北京减少煤炭的使用消费，我们永远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PM2.5太高了。煤炭在排二氧化碳的同时还排放了大量粉尘和其他有害物质，造成了严重的雾霾。为了减少雾霾我们也需要减排，减少使用煤炭，所以这个行动是无悔减排。再比如说企业的节能，我们先不考虑排碳，只要节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我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以后企业也不后悔，它是与减排共同产生的效益。这个概念好在哪里呢？当大家还不太想着为全球做贡献的时候，从政策推行角度，我们先去找那些具有无悔减排的措施，先去推动，不要等大家都有社会共识、都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去做那就太晚了。作为政策选择，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要推销全球的治理政策很难，但是你要推销跟大家的既得利益、现实利益相关的事情大家都会很容易接受。比如前面讲的减少PM2.5，大家都会接受。
这是有人做的一个模型，绿色的地方要花费投入。这边是无悔减排，负投入，收益可以覆盖成本，那边投入比较少，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这个也值得研究，特别是有些减排行动一开始没有利润，怎么样让它有收益，使他相近于无悔减排这件事情。
二、气候变化的发展经济学
除了发展经济学之外，经济学里面还有一套增长理论，为什么有发展经济学还有增长理论，是不是重复了？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什么是一般理论呢？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在各种案件上，它可以用在发达国家的增长，也可以用在落后国家的增长。凡是你要增长，你必须要有那些增长要素，要有劳动、要有资本、要有制度、要有技术，这些要素都是一样的。发达国家有技术、有资本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要素构成低一些，没有教育、缺少制度，技术能力不强等等。因此这些属于一般性理论，你要想增长必须得有这些要素。
发展经济学的特殊点在于，它是专门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增长起来多么难，要采取哪些措施，要利用哪些发展要素，我没有时间细讲了。而且发展这个词的特点是，落后国家不仅要增长，而且还得比发达国家增长的更快才能缩小差距。你增长5%，发达国家也增长5%，你永远缩小不了差距，永远实现不了发展。你会只有增长，没有发展。所以发展经济学的特殊就在它不是增长一般理论，而是研究落后国家增长的一套理论。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套理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中国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怎么用自己的实践、用自己的例子、用自己的理论来研究分析，对这些理论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有意思的是，研究发展经济学，我们开始都在讨论落后国家怎么落后，落后怎么不容易增长，要好东西没好东西，要钱没钱，要制度没有制度，这叫“贫困的陷阱”。开始发展、发展之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又有人提出你可能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得来研究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到了我真正发展起来了，虽然还很落后，但是在某些领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某些大国又来打压你的企业，遏制你的发展，所以我们又得研究“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大国一定会受到守成大国的打压遏制，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有两种不同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就有了这套理论，有发达的比着你，你就是落后的，你的落后产生了特殊问题。
发展这个词英文里面叫做developing。当你一看到developing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这是指的落后国家的事情，不是他们国家的事情。如果你在欧洲国家看到一个研究中心叫research center of development，这肯定不是研究他们自己国家的，而是研究非洲、研究中国的。那个发展署是搞援助的，都是研究落后国家的机构。前提是有先进国家在那里比着你，有先进国家存在才比着你落后。
英国200年前开始工业革命，他开始排碳的时候，他不是发展中国家。他当时的人均收入可能还没有我们高，但是那时候他不是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先进，他就是最先进的。尽管英国当时只有人均5000美元的GDP，但他不是发展中国家。他那时候排放没人管理，没人用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去衡量一个落后国家的排放问题，这就是我们早期研究的重点。2008年我个人的关注点着重就放在这里，曹静老师的关注点是碳税，我们更关注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就是要争取一个发展的权力。
有一个词叫做温室气体发展权力。讲的是落后国家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不是主要排放者，而是气候变暖的受害者。到今天为止，大气当中积累起来的碳可以说是过去二、三百年以来，从1763年瓦特的蒸汽机开始排放一直到现在。排放积累在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于现在说的工业化国家和富裕国家，是他们排放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这样的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于是提出来要减少使用煤炭、减少使用石油、减少使用化石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工业排放、交通排放等等，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高度和新标准。这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我们怎么办？你们排了二、三百年，现在不让我们排放了，告诉我们说碳预算没有了，我们如何实现发展呢？
当时我们的研究也着重在人均排放，研究人均对于消费的排放，关键是研究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说，世界上的有识之士也都是承认的，承认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因此，1997年有了《京都议定书》，里面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有两个附表，一个附表是发达国家，一个附表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比如到2012年，这些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各自的目标，在那个阶段他们就实现了碳达峰，现在他们提出的目标就是中和问题了。中国、印度等等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希望大家努力减排，但是不设定有约束力的目标，自愿减排。同时也制订了方法要求，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后来在一次国际大会上，甚至提出来每年发达国家要拿出100亿美元来援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些年发达国家只拿出来2、30亿美元在联合国发展基金。还说要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技术援助也没有实现。
关于发展权力或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来界定、来决定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
第一个因素，是历史因素。历史上发达国家是主要排放者，落后国家是排放相对较少的。
这是2005年的计算。欧洲美国加起来基本上占到了一半多的排放。蓝的是从1850年到现在的排放，黄的是1990年到现在的排放。中国的蓝得很少，黄的刚刚上来。1990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发展，然后开始上升了，但仍然很少。如果按照人均算我们就更少了，按照人均消费，把碳排放归结为消费排放就更少了。因此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界定了历史责任。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早年工业主要在发达国家，落后国家排放很少，这时候生产性排放和消费排放原则上统一，因为发达国家同时也是消费主体。后来随着全球化发展出现了变化，发达国家不再做脏的、臭的、排放性产业，他们要有碧蓝的天空、干净的湖水，于是把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成了主要生产者，因此也成了主要的排放者。这时候发达国家本地的排放，特别是生产性排放开始减少了，但是消费没有少。因此，他们开始注意到进口商品的生产有碳排放，于是他们提出要实行边境调节税，对排放产品征税。这件事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美国人先提出的，这是10年前的事情。
我个人对此有所卷入。当时美国人提出要实行边境税，这引起了贸易争端，对我们的出口产业造成了很大压力。如果征碳税，这个碳税可以用来进行国内的技术改造，对新能源进行补贴，而我们又拿不到这个钱。所以当时我提出如果美国要征的话，我们要抢先征税，不能一次排放两次征税，我征了你就不能再征，然后我用征的钱去补贴国内的减排。据说美国人知道中国人有这种倾向的时候，就不再提这件事情了。但是国内有人把我们骂得够呛，说我们是卖国贼，征自己的税是要自毁长城，想把我们的产业搞死。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可以讨论，如果美国人真要征你的税怎么办？他征的税又不会给你。
现在欧盟又提出了这件事情。在2055年减排计划中有一个的重要内容，就是实行边境调节税。说起来是对本国人征税，对本国人的消费增加消费成本，但是他的标准是说我们排放的多，比他们在国内生产的排放多，要对这个差额征税。如果按这个差额征税，他们自己的企业就会恢复生产，而我们的企业就会死掉，我们也拿不到税款来补贴国内企业减排，这就成了问题。总之，在结构差异问题上会产生很多争议，而结构差异是客观事实。我们作为主要生产者一定会比他们排的多，我们要实现发展，我们要减排，今后实现碳中和就会更难。
第三个因素，财务能力。财务能力是一般性问题，什么问题呢？在公共物品问题上一定是富人要拿出更多资源来提供给公共物品，大家共同享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更多资金和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自己也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做更多的努力做更多的减排。发达国家多年来说应该拿出多少钱来他们也没拿；他们总说要实行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但是他们们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这是有争议的，也是发展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结构，出口大于进口，生产大于消费。红色的部分是生产供给侧，蓝色部分是消费侧，我们是消费侧少，供给侧多。我们是出口为主的，出口产品是我们生产人家消费，而发达国家的生产少消费多。我们是出口顺差，但是排放逆差。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
下面几张图是为了形象说明一下排放在不同国家按照理论做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差别所在。
这张图是全球的碳减排要求。在2030年我们减排要减那么多，灰色部分是现实已经排放的。绿的是无悔减排，我们把无悔减排放在那里，不需要成本就可以减排。红色部分是全世界要实现的减排。根据刚才我们说的方法来分解，红的是美国，粉的是欧洲，中国和俄罗斯挤在中间的缝上，其他浅蓝的是世界各国，我们占得很少。
这张图是发达国家要做的事情。发达国家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得做到负排放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共同但有区分责任的排放，发达国家得不吃不喝，不但不排碳，还得中和。
按照逻辑来说，浅蓝色部分是他们国内的排放，要减少那么多。深蓝部分是需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的减排，这是说你有能力，但是在国内不可能实现减排，你要通过资金和技术援助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减排，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结构和能力的责任，这显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非常高。
这张图是中国。第一是无悔减排。第二个浅蓝是在国内要做的努力，要实现的减排部分，这都是2030年要实现的减排部分，这些不多。剩下的深蓝是发达国家帮助我们做的减排。这都是我们理论家做的理论假设，我们做的模型推断出来的东西。理论的理想状态显然是达不到的，我们作为一个参照系来对照，你说你做了多少。按照这个我们做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需要做这么多东西。
三、中国的发展与巴黎协议
十多年前我们做研究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权力，我们要推动世界更加公平的实现减排责任，推动发达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的责任。我们写的东西之所以得到认可，有人请我们做这方面讨论，也是因为大家重视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讲到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新问题。
中国这40年来确实增长、确实发展了，发展到今天就有了这张图，这是最新的2018年数据。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占了几乎30%，是欧洲27国加上美国、加上日本的总和还多，这是新情况。从历史看我们的排放仍然不多，从人均看也不多，但是你已经成为现实中30%的排放者，而且还有增长趋势，你必须要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特别是从趋势看，如果不减排将来就会排放更多。因此，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已经到了50%对50%了。不说人口，按人口算中国加印度人均很少。以前发达国家是65%，但是从国家角度来看已经到了50对50%的程度。因此，面对新形势就不能说过去的话了。
现在一说减排，网上的怨气很大。我们怎么发展？这不就是打压我们吗？我们认为这是别人的阴谋论，别人认为这是我们的阴谋论，我们怎么发展？现在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必须正视现在已经发生的现实问题，而不能躺在历史上不去正视现在的问题。
为什么发展经济学讲，不是不知道有发展权力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发展中国家就是难，落后国家就是难，人家排放了那么多，到我们这里没有排放余地，这当然是问题。但是我们发展之后我们也成了排放大国，而且把发达国家几十个国家放在一块都没有我们多，这时候不承担责任就说不过去了。然后就有了《巴黎协议》，中国人的谈判重点和谈判策略发生了变化。
《京都议定书》把国家分类两类：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承担有约束力的责任，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到了《巴黎协议》改了方式，不给你分类，也不给哪个国家设定什么指标，让各国自主提出自己的减排指标。这个英文词看上去挺怪的，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由国家自主决定对减排做出贡献的指标。各国自己定，自己议会批准、自己去落实。国际上设个时间表，说我们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全球气温争取增长不到1.5度，至少不超过2度，最好不超过1.5度；2030年世界碳达峰，2050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近零排放。中国选择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美国的特朗普退出《巴黎协议》，拜登上台以后又加入《巴黎协议》，高调地请了40多个国家元首召开视频会，见证他宣布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也宣布了自己的减碳目标。到现在《巴黎协议》的特点已经显示出来了，它把国际政治转化成国内政治，对我们来讲双碳是政治指标。最近环保部在抓节能指标，不光说PM2.5，现在是碳在说话了。这就是新形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去年年底突然宣布了国家的自主减排决定。
现在我们研究重点，就不止是国际争议、国际共同权力，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能够实现减排问题，需要采取哪些政策、哪些对策。显然，最终的很多问题需要由技术进步来解决，碳中和问题、碳捕捉问题、碳储存问题都需要很多技术。但是经济学者认为，没有好的机制、没有好的制度、没有好的激励或者约束无法使人们采取行动，包括无法使人们去采取那些新技术路线的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其他国家都有激励，而我们只有一点指标却没有激励，多排放没有人多收钱，少排放也没有什么奖励。虽然对发展新能源有点奖励，有点补贴，但是没有真正的激励。
四，可供选择的政策与机制
作为一个公共品的供求问题，一定得有政府行动，政府的职能就是为了解决公共品问题。前面说到路灯照明要收费结果没人出钱买，那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共委员会，来协商解决。如果再不行，就由公共委员会决定收人头税，每人交两块钱，保证把路灯建起来。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品，因此出现公共品问题的时候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你不采取行动别人没法采取行动，市场也没法发挥作用。因此，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排放限额，全覆盖的、可核查的或者可计算的全国覆盖，包括企业、包括地区、包括产业，甚至包括家庭等等能够可分解、可核查、可计算的碳排放指标。只有有了这样的指标，我们的很多减碳做法才能实施。
第一，关于交易。碳交易所交易量这么少？现在没有几个机构单位是有指标的，有指标也不是碳指标而是能源指标，是要控制能源额度。碳交易所要转化为碳指标，说是碳实现了交易。碳交易是什么概念呢？每个人都有指标，这个指标要低于去年的排放量，这样你有动力采取各种措施、各种新技术和新能源去减排。你能够实现减排就有剩余额度可以去卖，而没有实现减排的就花点钱买一些指标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形成供求。现在多数没有指标，多数人就不需要去买，不需要买怎么会有交易呢？现在有些电站也许有额度，有的电站减排力度大一点实现了减排，有点剩余，就可以少量交易一点，但是迄今为止还是没有的。我们的碳交易有一个数，现在一共排放100多亿吨，交易大概10来亿吨都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指标。
在英文里面，碳交易叫做cap-and-trade，cap是帽子，你有上限、有额度才会去交易。no cap，no trade，没有指标、没有限额就不可能有交易。说这个电站煤不够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建一个分厂弄点煤，这个叫碳泄露。没有覆盖他就会到别的地方排放，不受你这里监管。所以政府的第一个职能，就是制定碳限额，配额制度。包括碳税也能够在此基础上搞，因为不是说所有煤都有碳排放，现在的基本办法就是当你的碳排放超过一定量的时候，就要交税或者交更多的税，一种累积税制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当然各国的碳税不太一样。总之，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给碳一个价格。为什么碳排放要有价格呢？因为碳排放会造成未来的损害。未来的损害要补偿、要清理、要修补是有成本的。因此要求谁排放、谁来付这个修复未来的成本，或者说是弥补损失的成本。因此，就需要有碳价，碳价本质是为了付费。碳价有两种，既然谁排放谁付费，发达国家应该付更多的费，价格应该更高，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排放多。对现在的排放加税就以应该更高的价格来排碳或者以更高的税率来排碳，因为他要对未来补偿承担更多成本。因此国际上有一种想法，要制定各国价格，发达国家是50块钱一吨，中等收入国家30块钱一吨，落后国家10块钱一吨，把刚才的三个差异考虑进去，能力差异、历史差异等等都考虑进去，发达国家的碳价应该更高，因为发展国家要承担的成本更大。
如何实现碳价呢？有两种方法。这块是各国不同的税率，瑞典最高，有168美元；日本很低，2块钱；墨西哥，1块钱；匈牙利，0.2、0.3美元。有些国家没有，像美国就没有。挪威、芬兰，北欧国家最高。瑞典等国在这个问题上很明确，他们对设立税率的作用很明确，基本的立场是这个税是用来调整公共需求结构的。你希望发展什么，你就给他减税甚至补贴；不希望发展什么、想惩罚什么就给它加税，它起了调整作用。我们迄今为止来说不能说没有，但是补贴更多，加税很少。
第一个办法就是对排碳行为征税，直接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这涉及到各国边境调节税差异的问题。这次欧洲人对提出这个问题很谨慎，他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可能对世界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他们也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所以他们很谨慎。他们提出的方案，是想增加本国人民消费某些产品的成本，让消费者为此付费，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因为他现在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消费品，因此它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个怎么平衡？如果他真要征税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还得我们抢先征，给这个产业转型补贴，把钱用在我们自己人的身上。我觉得全部的碳排放都应该征税，有的国家一块钱、两块钱也开始征了，由政府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起步价格。对碳排放这件事情有一个明确概念也是好事情。
第二个方法，交易。交易的前提刚才说了是碳。交易是怎么实现价格的呢？限额越紧、越小，价格越高；限额越松，市场可能会崩溃。每个人都拥有限额，每个人都被限定额度，有的人可以减排快一点有剩余，有的人减排慢一点可能达不到目标就有缺口。有剩余的人去卖，有缺口的人去买，双方可以议出价格，这个价格就是碳的价格，是为这么多碳排放所要付的费。如果配额太多，供大于求，人人都在卖，没有人买，这个市场就崩盘了。这件事还真发生过，2007年的那根蓝线欧洲是崩盘了，价格趋于零，因为额度太宽松了，只有供给，没有需求。
市场办法就是用供求来定出一个价格，由供求双方的交易给出一个碳价格。前提就是这个额度太小非常重要，太小了价格太高也很难，但是太多了市场会崩盘。因此，这里面就很有学问了。欧洲设想了很多其他方法来避免这种事情，比如说额度不是随便给的，拍卖额度拍卖者心里有数自己能拿到多少，他觉得自己能够减排，可能他就不需要多少。如果他觉得需要更多的额度才能完成自己的生产，他就会花钱买更多额度。增加议价环节，拍卖方来定额度，这等于两层定价，我们倒不至于做这个。我们现在期望政府赶紧给配额，一年、一年来动态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强的政府，但是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没有作为，偏偏没有给出全覆盖额度。
还有一个是国际之间的碳交易，叫做碳汇，进来的钱是美元。《京都议定书》当中实行的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这里面出现了development。一看到development就知道是对落后国家提出一种机制来帮助他们减排，这就是碳交易。国与国之间的碳交易，发达国家有额度，有些企业完不成，与其到市场买，可能更贵，不如到发展中国家来，因为发展中国家比较宽松，也没有什么额度，它可以花少量钱可以实现比较大的减排。因此，他就可以把钱花到发展中国家来。刚才说的深蓝部分原则上都是这么实现的，你出钱、我出力，这样有一半是靠发达国家的援助，用他的碳汇去购买的减排，可以算作他的贡献。这个确实发生过，中国企业有一些受益于碳交易。但是国际上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很多异议，说没有什么额外减排，就是本国实现减排，你给他的钱也没有实现更多减排，他的钱都是他赚的，不承认额外的增加值。还有国家认为这是洗钱的渠道，现在越来越没人去做。反正过去中国很多地方发生过，国外资金来了叫做碳汇，帮助中国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实现了资金转移。
第三个方面，实行对发展新能源的补贴，这个我们国家已经实施了。发展新能源的成本较高，没有一定的补贴无法有竞争力，因此需要补贴。发展中国家对于分布式发电，各个家庭用太阳能发电，用电池储存晚上自己用，可以自己投资，政府还可以给予补贴。居民能够挣钱，国家也实现了能源的转型。还有一种是对上网电价的补贴，现在风能、太阳能上网电的成本比煤电、火电要低，应该说不需要补贴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怎么能够让老能源把空间让出来，让新能源上网。
第四个方面，绿色金融。金融界说得比较多，这个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金融机构给不给你贷款，先审查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绿色的、是不是可持续、是不是低碳的。赚钱不是唯一目标，这是企业的责任。企业目标当中加进去这个，可能会少赚点利润，但是要保证环保。这个可以起点作用，但是不是主要作用，判断起来有一定难度。很多学金融的把这个说得很大、说得很多，但不是重点。
五，中国的成就、作法、问题与建议
最后，我们集中谈一下中国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是怎么做的、我们有哪些问题、急于解决哪些问题。
碳强度不断下降。非化石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大、占地也是最多的。
蓝线是碳排放总额，红线是碳强度。生产一单位GDP所需要的碳不断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比较大。现在生产趋缓，但是总的排放仍然在增长，所以我们就没有达峰。什么叫达峰？达峰就是指这个东西到达最高点，从此不再往上走，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达峰。我们的化石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也不断提高，目标就是达峰和中和。现在一种说法，达峰总是要达的，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有些地区，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讨论深圳，深圳达峰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因为它挨着惠州的核电站，65%是核能，加上风电在海边起作用，深圳要达峰很容易。
难的是中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搞技术的，清华的可以问一下技术专家。中国有几个办法，一是多种树，因为树是吸收二氧化碳的。但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不对，30岁以下树龄的树吸收二氧化碳，但是树龄大了也会排放二氧化碳，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据说，2018年中国报给联合国的数字是123亿吨，如果现在是120亿多吨，我们至少是150亿吨。现在每年植树大概中和6、7亿吨，多种点树就是10亿吨，总排放量100多亿吨。二是碳捕捉，这个数据也不太精准。全年毛捕捉大概有100万吨，刚才讲的是亿，这个数量级是万，不是一个数量级。如果做成干冰得有收益，干冰卖出去又排放一次，净捕捉了30万吨，任重道远。这个将来怎么办？达峰之后中和怎么办？不是说零排放吗？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山、水、土地、各种技术都要把技术研发纳入到科技体制当中去。
三是采取的政策机制不是税、碳价、碳交易等等，而是节能限额，间接减排，还没有直接碳排放限额，控能不控碳。各地在关停电厂，说碳太多了。如果控碳不控能，让新能源入网也行，但是他不控碳控能，新能源也进不去。所以要尽快转变成控碳不控能，给新能源发展让出空间。现在新能源弃电率仍然能达到40%-50%甚至50%-60%。我们有法律要求新能源优先上网，但是在现实当中老能源是巨大的利益集团，电网和他们都有历史渊源，新能源上网是非常难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把空间让出来。
四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采取任何财务激励制度。其他国家都有现实激励、都有经济激励，我们现在没有税、没有价、没有成本等等，这是我们的问题。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激励问题、机制问题。
中国最大的难题是煤炭，我们80%的碳排放是能源消耗产生的，而80%的能源消耗是煤炭产生的，这是两个80%的概念。如果现在还在新建煤电厂，我们的碳就排得更多。去年为了抗击疫情恢复生产，我们批准了一批电站。今年又在计划猛上，总量比去年批的量还要多。今年我们宣布不在国外建煤电厂，却在国内继续建。而煤电厂的平均利用率只有56%，西部地区只有35%。现在停止建煤电，把这些闲置的能力用起来同时发展新能源，完全可以满足能源需求，这是政策上的当务之急。这是在机制之外讲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有收益仍然在跑步上岗。
五是其他政策选择。现在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刚才说了全覆盖发展碳交易，尽快实行控碳不控能。建议实行渐进的碳税制度，从很少的碳税征起，逐步的按一些区域性差异、产业差异等来推进减排进程，进一步优化清洁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入网的机制。只要控碳不控能，新能源就容易入网，再用其他的法律措施给予保障。葡萄牙法律规定，只要是新能源就优先上网，传统能源就得让步，它是由法院来判这件事情。要将碳捕捉技术尽快纳入国家战略科技研发专项，同时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上学习更多先进技术和机制政策。欧洲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好一点，他们很积极，现在减排的力度也很大，达峰也很早，有6、70年的中和过程，收碳税的力度比较大，做法也比较多，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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