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圈近期就共同富裕等问题对话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采访全文。
姚洋：“共同富裕”不是个很新的名词，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领导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十四五规划说明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共同富裕，也可能十四五内容比较多，所以大家没有注意到。这次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来专门开这个会，它是有一些不同意义的，就是要涉及到怎么去落实的问题。中国的贫富差距至少在2010年之前一直在上升。那个时候基尼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局给的大概是0.49，我们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2010年是0.52，这个差距主要是统计局没有调查到最高收入的1%的人，也没有调查到足够多的最低的10%收入的人。所以它等于是掐头去尾的一个样本。我们的样本是查到了一些比较穷的人，所以我们的基尼系数就比较高一些。但是自此之后基尼系数都是在下降，过去几年它稍微在波动，现在可能是0.47到0.48，所以收入分配还是非常不平均的。另一方面财富的分布也不平衡。国家统计局给的数据是10%的人占有40%多的财富。但是我们的调查是10%的人占有全国70%的财富。我觉得可能是有些统计方法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算的，比如说房产的现价，这下就把财富差距给拉大了。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都很高，所以这样最高收入的10%的人其实也是在一线城市，所以占有的财富也比较多，而许多农村居民的房产基本上不值钱。我们的统计表明，最高收入10%的人的收入，大约是最低收入10%的人的收入的85倍；而最低收入10%的人的收入，只占我们全部收入的0.5%。
目前这个情况下提出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步骤，在以前我们主要搞 GDP，把GDP搞上去，然后我们要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差距还是很大的。邓小平当年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所以自然要实现共同富裕。但需要注意的是，本质上收入和财富都是结果，根本在于收入的能力差距很大。现在你要想进入一个富裕家庭或者中产阶级，你要是没有很好的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基本上快没了。
所以教育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教育的差距是极大的。这里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说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年轻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刚超过9年，这也是最近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初中毕业，这意味着还有一些人没有初中毕业。城市里实际上也没有达到12年教育，但是比农村好一些。大城市的教育水平更高，大学已经进入普及阶段。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代际的流动下降非常快，我们一般用本人的教育水平和父亲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来说，相关系数越高，说明社会流动性越差。就用我们北大的数据，30年代出生的人，他的教育水平和父辈的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大概在0.6、0.7，然后就开始下降。到50年代出生的人是下降到最低的0.35，基本上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然后又开始上升，那么现在又到了0.5、0.6了，也就是说五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又回去了。我们仔细去看那个数据。在1985年出生的人里头，仍然有大概8%的人没有完成小学教育，他们现在才30多岁，但有8%的人是半文盲。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收入差距拉大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你教育差距那么大。这是我们国家贫富差距的大体情况。
经济学家圈：您认为在世界领域范围内，我们国家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实现了基本的共同富裕？姚洋：看是高标准还是低标准，如果是高标准，像台湾地区和韩国，它们的基尼系数是0.35。我们内地要达到此标准难度非常大，但我们现在的目标能不能定在0.4到0.45之间，或者说偏下，比如说在0.4到0.42之间？
姚洋：我估计会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大家捐赠，比方说成立一个信托基金啊，然后来做慈善，这个可能会受到鼓励，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不能这么做，以后可能就会有政策，有法律文件允许大家这么做，促进好多人去捐款。我们国家现在税率比较高，企业所得税高达25%，企业主他如果把这个利润拿出来，他还得交个人所得税，最高的税率是45%，所以很多人就不拿出来。别看他自己的资产很大，其实他们能享受的那部分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上一轮去杠杆，一些企业死掉了。你会发现他会出现一些真正的“负翁”，因为他所有的资产都在企业里，一夜之间他成穷光蛋了。而这个是挺常见的，如果我们允许比方说成立信托基金，那么信托基金用它来做一些慈善，不收他的税了，会鼓励好多人去做慈善。但是有一点我想在各个微信群还有自媒体，解读是错误的，认为第三次分配要强迫大家捐款，特别是有些企业，马上就带头出来捐多少亿，感觉是被迫要都多捐款的意思。但要看到和美国相比，中国企业家的捐款占全部捐款的比例是远远高于美国的，美国捐款大头是来自普通人，普通人捐很多钱。他们很多智库都是靠普通人捐款捐出来的，每年给一个Membership，然后你一年给多少钱。他们就觉得我相信你，所以我要支持你，我就愿意捐款，一年捐个500、1000美元，但是积少成多，捐的人就多了。所以美国捐款多，并不是说主要是因为像巴菲特这种人在捐，而是普通老百姓在捐。我觉得我们不要把三次分配给念歪了，并不是把所有的目标都对准了我们的企业家，并不是说“对不起，不捐款你就有问题”。甚至有人说现在到了一个阶段，我们要重新把资产变成社会化了，这些解读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次会的初衷是要研究一些政策，然后鼓励大家来做慈善捐赠。我觉得房产税是必须要征的，因为各个地方土地慢慢卖光了，而房产税便可以成为它资金的来源。对房产征税不会影响大家工作积极性，因为这个纯粹是消费性的资产。当然房产税征收不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他会有个免税额，所以一般老百姓不用担心，比如，我一家三口有个90平米、100平米的房子，我估计基本上不用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所以仍然是有一个收入调节的效应。但征遗产税要小心，因为遗产税它跟中国文化不太契合。因为在我们这种文化下，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做生产的，儿子和老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说不清楚的。比如说父亲要把财产给儿子了，儿子还要去交税，但儿子说交税这不对，因为我也有贡献。可能以前他父亲也没给他股份。所以遗产税跟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是不太相符的。再说我们好多人买房子，就是要给孩子买，你突然说给小孩房子还要交税，他们也交不起啊。一线城市这个房子动辄500万、上千万的，你遗产税交多少？比如说20%吧？收低了也没意义，那500万的房子就要交100万。一个年轻人啥也没有，他继承一套房子，先交100万， 他哪有钱？美国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给下一代房子，然后他继承不了，孩子说“我没钱，我能不能先把房子卖了”，政府说不行，你必须先要转到你的名下，得要先交税，交完税你才能去卖。所以你还得先借钱把税交了，然后你再把房子卖了，这个显然在中国很难说得通，征遗产税也没必要。很多国家发现征遗产税最后都征不到。老百姓最后有各种各样的空子钻，最后政府没征到多少。姚洋：实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道路是要提高所有民众的生产能力，就是说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也即你给他渔具还是直接把鱼给他。很显然中国人很重视教育，但是在现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情况下，如“鸡娃”的出现，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分化，就是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家庭对孩子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是穷人的投入是在减少。我们在谈“躺平”，但现在实际上可能收入最低的50%的人早已躺平了，他们根本不鸡娃，你到农村去看看有几家在鸡娃，给孩子报补习班之类的。其实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他没那能力。所以这个差距就拉大了。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还有其它措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我们收入最低的50%家庭的子女教育，但是这方面我们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现在教育资源集中度就非常高，最近我听了一篇论文，是说公共教育投资越多，反倒是教育的差距越大。作者发现我们多数的公共教育资源都是投给学校了，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学校，投的也是集中在几所所谓优质的学校。你到一个城市、一个省去，他都是把钱投到好学校，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对谁上差学校谁上好学校，大家心里头都是明白的，但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北京市现在要教师轮岗，你在一个学校待三年，再到另外一个学校待三年，这样就很好，那资源的配置就会比较平均下来了。而且这还有个额外的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大家的焦虑，因为不能也不用竞争了。
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太低。在经济50论坛人上，我展示了我上小学的学校一张照片，一个体育老师在教小孩打篮球，我说你们要知道这个男体育老师也教数学，这不是玩笑的，这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共同富裕刚好和现在教育改革联系起来，我们共同把侧重点放在教育上面，这比做其他事情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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