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这样的新常态相比，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新情况是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其概括为“新平庸”，其特征是一种持续的低经济 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它影响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经济体，而且“新平庸”还受到来自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各国央行不同步的货币政策威胁，全球政策制定者还面 临金融危机遗留下来的高债务和高失业率等难题。

经济学家用“长期停滞”来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特征，其经济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了危机后的0.51%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种种表现，最能抓住其特征的表述，当属“长期停滞”。这个由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重新阐发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布兰查德等纷纷表示认同。

“长期停滞”一词最初是在1938年大萧条快结束的时候，由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阿尔文汉森所提出的。他指出，大萧条也许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将推动经济走向充分就业，会出现一个持续失业与经济发展停滞时期。汉森认为，主要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以及过度储蓄抑制了投资，进而使经济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萨默斯借用这一概念，用于描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新情况，这包括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低通胀、低利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债务不断攀升等现象。

首先是潜在增长率下滑。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危机前(1999～2007)年平均增速为3.89%，危机后(2008～2013)为2.8%，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同时，危机使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更加严重，平均增速由危机前的2.63%下降到 0.5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自2007年开始，美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逐年下降，并导致2014年的美国GDP水平较之2007年作出 的预测值低出近5个百分点。欧洲的状况显然比美国糟糕。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1992～2007年，欧元区GDP实际年均增长率为 2.08%。而在危机开始的2008和2009两年，其经济就出现了较美国更大的衰退，年均增速为-2.03%。在此后的2010～2019年，欧元区经济虽然可能有所平稳，但年均增速仅为1.12%。低速增长成为常态。日本经济经由安倍政府“三箭齐发”，其增长曾在2013年有所回头。但是，由于造成其 增长颓势的长期因素均未能有效消解，加之“三箭”中多有引鸩止渴的药方(如人为造成通胀)，其政府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势将延续。

其次是低通胀率与低实际利率。美国与欧洲地区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个较低水平的通胀率，大约都在2%附近。美国实际利率平均水平由20世纪80年代的5%下降到90年 代的2%，21世纪实际利率只有1%，而从雷曼破产之后，美国实际利率水平只有大约-1%。欧洲地区的实际利率也从由20世纪90年代的4%左右下降至 21世纪初的负值。

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1900～2012年，美国年均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一个倒U型发展。在经历了 1930～197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后，直到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下降阶段。而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虽然各自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不尽相同，但都处于 下降趋势，并且欧元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其它发达经济体。

第四是债务水平居高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数据，在2007至 2013年间，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均有程度不同的上升。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和发达经济体整体的该项指标分别攀升了40、29、 60和33个百分点，这也导致了在危机后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的同时，经济整体的杠杆率还在继续上升，甚至在近年来增幅都未明显回落。

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GDP比率有攀升势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官方数据估计，未来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将远远低于其预测的水平，税收收入将放缓，这使得 2030年左右美国的联邦债务与GDP的比率将达到近150%。据欧洲中央银行相关数据，欧元区的债务/GDP比率同样处于上升态势。

技术进步放缓、劳动人口减少和“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分配趋势，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

造成长期停滞的原因，可以从技术、人口与收入分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技术。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实践都表明，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在于技术进步。而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造成长期停滞的主因之一便是技术进步 的放缓。如据美国经济学家戈登测算，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早已重回1930年代前的历史低位：1980年至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仅为0.5%，约为 1930～1980年间增速的1/3。另有研究显示，欧洲、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而对美国的知识技术外溢依赖较高，所以也步美国后 尘，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程度不同的生产率增长减速。关于上述普遍的技术进步放缓的成因，戈登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科技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和个人电子 设备等对产出效率的提升作用，远远小于一个世纪前电力、内燃机和自来水系统的发明应用。

其次是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战后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市场等因素，新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困境。如在1972至1996年间，美国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长0.4个百分点。而在2007至2014年间，该指标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仅这一变化就导致美国人均GDP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日本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则更为悲观。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等因素，欧日两大经济体的劳动人口相对比重下降的趋势不仅更为明显，且持续的时间远较美国更长。

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环境，则进一步削弱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参与率。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基于美国的研究显示，与衰退相关联的失业并不会随着经济复苏而完全恢复。人力资本将在失业中就此永久性的失去，劳动参与率也随之降低。此外，战后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迅速提高，其中所积累的大量人力资本支撑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与繁荣。但约自1970年代始，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人力资本的潜力趋于消失。戈登的研究显示，这种现象在美国尤为严重，特别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普及率上，美国均在发达国家中居后。

第三是收入分配。日趋恶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抑制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与社会活力，成为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如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克提等人的研究显示，早在经济繁荣的大稳定时期，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尽管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这一局面曾暂时逆转，但其长期恶化的趋势并未改变。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不公平的代价》一书中也指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30年间曾持续改观，但在最近30年来却不断恶化，并且情况比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更令人堪忧。如在1979～2007年 间，即使在扣除税负后，美国前1%的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了275%，前21%～80%的人群收入增长则低于40%，而末端的20%人群收入仅增长 18%。“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趋势可见一斑。需要强调的是，如此的分配格局不仅会造成社会动荡、阶层固化，更会严重挫伤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抑制消费需求，加重财政压力。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将会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我们要力争比他们更快地完成调整

如果未来较长时期发达经济体会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妥善应对。

首先，准确评估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平心静气接受新常态，不可急于求成。发达经济体已经步入了以长期停滞为典型特征的新阶段，而中国经济也正步入“结构性减 速”通道，这是无法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改变的大趋势、大背景。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依靠外需的迅速回升或海量的政府投资将GDP增速拉升到过去的两位数。今后的政策重点应当是在接受7%的中高速增长新平台的前提下，将政策重点从熨平短期波动转向关注激励、竞争、技术进步以及资本形成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长期因素，大力实施放松管制的政策体系和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举措，通过长期努力，切实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差距。

第二，长期停滞会使得发达经济体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增长新动力，引发全球新变局。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要依靠新兴经济体广阔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出口，在环保、能源、反恐等方面也需 要与新兴经济体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也必将利用在全球游戏规则中占据的有利位势，为本国企业谋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增长新动力。例如， 美国积极争取将“竞争中立”内容写入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给中国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等等。虽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平台上已经获得了比以往更多 的发言权，但依旧不能改变旧的全球规则，新兴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接受霸权国家设立的各种非中立规则。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更多地发 挥主动性、主导性，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三，增加公共投资成为发达经济体走出长期停滞的重要选择，这将会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机遇。鉴于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解决发达经济体长期停滞问题方面效力有限，直接影响总支出及其结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会被更多地使用，扩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契机扩大在发达经济体的海外投资。例如，英美等国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局面，OECD预测2010～2030年全 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将高达53万亿美元。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在英国等国家的政府积极促进中国对本国投资的情况下，中国应当进一步深化企业“走出 去”战略，帮助企业适应海外市场规则，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切实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当下及今后的竞争， 将是一场持久的全球改革竞争和创新竞争。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了结构调整期和产业转型期，重大的科技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正在孕育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 兴起。这对中国培育发展新优势和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要将“结构性减速”视为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利用增速减缓压力倒逼 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充分利用和培育我国在若干新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主动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全面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 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力争比发达经济体更快地完成调整，获取全球竞争新优势。中国有句老话：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增速不在于是7%还是5%，而在于这个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一百多年保持了3%的年均增长，成为全球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体。中国增长若能持续，超越美国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着眼长远，锐意改革才最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