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说提高农民收入

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环节之一

　　（专家访谈·北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中国农业综合生产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但在市场约束加大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更为突出的问题。就如何理解和贯彻中央提出的“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精神，《中国新闻60分》“中经点评”栏目组走访了国内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先生。

　　中央台《中国新闻60分》栏目　记者（杨霁）：陈老师，您好。刚刚结束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把农村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能否请您给我们谈一谈当前农村经济的总体形势是怎样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锡文：我觉得应该说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还是很好的，但是出现的复杂情况应该说是我们建国51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我之所以说它非常复杂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好的一面，就是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的状况建国51年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我们过去很长时间都是为了解决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为满足需求，一直在做努力，应该说长期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是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产品，比如粮食就连续地获得丰收，因此出现了一个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在供求总量上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连续五年的粮食丰收使得整个社会的节余量比较大，所以长期困扰我们的象粮食这种主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了缓解，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他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及发展，包括对社会的稳定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怎么去估计他的价值都不过分。所以从这方面应该说，农产品供给形势特别好。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整个产品开始丰富时，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市场的需求跟农产品的经营分家产生了一种制约，应该说这种制约因素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基本没有遇到过。

　　这种新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市场约束加大的情况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是从1995年开始到1999年连续五年增长一直非常好，但是农民的收入情况却是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收入增长幅度都在下降，1996年时增长速度达到9%，而后几年是逐年下降，97年是4.7%，98年是4.3%，去年达到了3.8%，今年上半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只达到了1.8%。所以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形势好象越来越宽松，但另外一方面农民的收入状况却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我觉得整个农村形势要从供求角度去看非常好，但要从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看应该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觉得这是当前农业农村经济上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

　　这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农业，我觉得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农产品供求形势很好，很容易给某些同志产生一些误解，认为中国的农业可能过关了，粮食过关了，甚至认为不用生产那么多粮食，粮食少一点，国家负担也轻一点，农民的价格也可以卖得贵一点等等想法。所以我觉得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晰，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只有这么点土地，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供求形势是很难说会宽松的，因为人口要增加，消费水平要提高，经济要发展，粮食需求还会增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将近十三亿的人口，不到二十亿亩的耕地，人均也就是一亩半地多一点，这个状况从世界各国来看都很难出现粮食供求会很宽松的局面。所以，从长远看，对于我们的粮食供求关系问题要保持一种清醒，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将农业问题放在首位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就是必须重视农业。

　　从现实情况看，我们前五年粮食连续丰收，“九五”的前四年粮食平均产量达到5亿吨以上，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今后就可以有5亿吨的生产能力，在正常情况下也许可以，但是遇到特殊的大的自然灾害就很难说了。比如2000年，也就是今年，也就是“九五”的最后一年，粮食产量一下子减产了大概900亿斤，这主要是由于旱灾，也有我们主动结构调整的因素。这么个数量是不得了的，4500万吨，它要占整个粮食产量的9%左右，这么大的减产幅度也表明我们农业的抗灾能力是比较弱的。也许今年一年减产问题不大，因为前面有五年丰收，库存很大，所以供求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你作不了老天爷的主，如果它连续两年三年的旱灾，如果粮食产量进一步地减下去的话，那么到了“十五”的中期，弄得不好就会重新出现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现在已经形成的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这种好的局面就可能会发生逆转。如果粮食的形势一发生逆转，93年、94年的情况大家都记得，94年物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几，当时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粮价上涨的推动，因此粮食的形势如果出现逆转的话，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非同小可。

　　应该说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去看，我觉得中央着重强调重视农业问题是非常正确的，立足这一点，就一定要高度重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中，我记得在中央的文件中是第一次使用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这个概念。那么，我觉得对粮食安全体系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它不是要求无限制地不断地追求高产量，实际上是指我们应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控制能力，我不计较年度之间的粮食增和减，但应该是我们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那么这里面就要求要搞好农业基本建设、发展水利、推进科技进步等，使我们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够不断地提高。这样就可以今年粮食多，我可以少生产一点，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一季两季立即可以调过来，马上把粮食再生产出来。这是中央特别强调的重视农业的一个方面，就是打牢农业基础，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保证粮食的安全。这个问题在连续多年的粮食丰收，在现在粮食库存和社会节余比较大，在粮价下跌的这种情况下，容易让一部分人所忽视，中央这次强调农业问题，我觉得它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想把粮食生产能力搞上来，想把农业的基础地位打牢，这里头归根到底的一条就是农民必须有积极性。如果你国家有积极性、干部有积极性，但农民没有积极性也不成，因为地是农民种的。那么怎么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象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比方说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它带来的结果是农民不仅不增收，有些地方甚至是减收，那显然农民就不可能有积极性给你增加粮食生产能力。所以，我觉得中央紧紧抓住了提高农民的收入，这实际上是抓住了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刚才讲从这几年的情况分析，农民的收入状况并不好，虽然公布出来的数据说每年的增长幅度在下降，但每年多少还是有点增长的，比如说去年是3.8%，有的人还觉得农民有个百分之三、四的收入增长幅度也还不错，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看得更全面、更具体一些。比如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首先你要考虑到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要逐步地缩小城乡差距，但是从去年的情况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只有3.8%，而城镇居民的生活费人均收入增长9.3%，比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出一倍多，如果这个局面还要延续下去的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就会更加扩大，这样就会引出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第二个，就是要看到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个概念是很复杂的，它既有来自农业的收入也有来自非农业的收入。所以从农民收入的结构角度去看，应该说他这两年的收入增长主要靠的是非农业部分的收入，而纯农业部分的收入，实际上1998年、1999年都已经是明显下降的，今年也可能是下降。那么，农业作为一个产业，连续两年甚至三年它带给经营者的收益是下降的，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久了，那很可能在这个产业上会发生萎缩。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收入结构看，就是要特别警惕农业发生新的大的滑坡现象。第三个，还要从农民经营的类型去看。刚才已经讲到，这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的是非农产业的收入增长，而纯农业的收入已经是连续两年下降，今年是第三年，可能仍然是下降。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农民的经营类型，可以看出虽然很多农民都是农、林、牧、副、鱼多种经营的，但总的来看，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他经营的主要是农业。从国家搞的农业普查的资料分析，我们国家两亿多农户中62.4%的农户我们把他叫作是纯农，这个纯农的概念就是他们人均收入中90%以上是来自农业的，只有不出10%是来自非农业的。刚才已经讲到，农业纯收益已经连续两年多是下降的，所以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差不多60%左右的农户，因为他是纯农户，他们的收入是绝对下降。就象总理在经济工作会议、十五届五中全会已经讲到：我国一些主要的粮食产区，东西部地区及传统的一些大的农业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农民收入负增长。刚才谈到平均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是指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的非农产业发展得比较快，农民收入增加得相对也比较快，所以一平均之后它掩盖了一些矛盾。

　　因此，目前摆在我们面前更严峻的问题是主要搞农业或者是纯农户这一块，他的实际收入已经两三年绝对额下降，这个问题确实是应该引起高度警惕的。刚才讲到，就是说农民种地他的收入是越来越少的，那也肯定没有积极性，你想保证粮食安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这些目标你都做不到，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如果从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个角度去看，必须做到农民种地要有利可图，而且要让他的收入不断地增加。应该看到提高农民收入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加强农业基础一个作用，更重要的它对整个宏观经济对整个经济全局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农民人口在我们国家所占比例是69%左右。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根据这几年的统计资料来看，县和县以下的居民他们的购买力，在整个社会零售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到40%，很显然这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很难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金融危机之后，中央已经很明确地提出，要把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作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的立足点来考虑。正是因为这样就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扩大市场。很显然，扩大国内市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70%的人口在农村，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把农村市场作大，扩大内需这个方针才能真正的实现。现在的这种状况就是，农民的收入上不去，他们的购买力就上不来，购买力上不去农村市场就打不开，很多东西就不好办。

　　目前存在的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象家用电器，在城里的很多地方已经出现饱和，比如说彩色电视机，在城里的每百户人的占有率已经超过100%了，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家已经有两台，甚至三台。但在农村，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大概只有30%左右，也就是说大约70%的农民家庭还没有彩色电视机，那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在农村的普及率就更低。这并不是说农民不要这些东西，问题是他们买不起。如果农民收入真正提高了，他的购买力上去了，那我看我们国家的家电等很多工业企业他的生产线可能开足马力生产都来不及供应，因为农民的数量太大。所以，现在很多工业企业不是很景气，开工率不足，产品卖不出去，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缺乏现实的购买力。一个国家如果70%的人口他的购买力不强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市场就不可能作大。

　　因此，从这个角度去讲，我觉得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而且可以给我们扩大内需的方针开拓一个市场前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做来做去，最后你生产的很多产品只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几的人买得起，那么你这个市场怎么会不饱和呢。所以只有让农民富起来才能把市场扩大，才能给我们国家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包括现在的信息产业或者说第四产业，多提供一个美好的市场前景。这次中央的五中全会也好，还是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也好，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且特别重视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应该说是抓住了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记：根据您所说的，当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形势面临着一个比较复杂的局面，农民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在放慢，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市场的购买力，影响到扩大内需问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呢？

　　陈：目前，农村经济中最突出的大问题就是到底怎样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下去调查也好、出去开会也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地方的同志、基层的同志也在问，中央能不能尽快出一个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但是这里应该有一个东西要辨证地看，因为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中，农民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所以他和城市的职工相比有一个不同地方，就是城市里很多人的工资是依靠财政来支付的，比如国家公务员、事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如果要提高这部分人口他的收入是比较容易的，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国家作一个计划，发一个文件就可以给他增加收入了。比如去年就给城镇居民提高了收入，这个事比较好做。但农民和国家的经济关系不一样，他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没有办法直接发钱给农民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那么很多人在问，那你到底用什么办法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我觉得应该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就是做好农业、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它的最终结果才能体现在农民的收入增加上。因为你不能象城里那样发工资、发补贴。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农业、农村经济的观点，就是说要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各方面的工作。比如说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果业以及中间的流通问题、技术问题，还有农产品的加工问题，还有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问题，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了，那么农民的收入才能一步一步的提高。如果说让中央给一个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是综合在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十五届三中全会还有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具体部署。

　　我觉得大概最主要的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加快农业、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这个和我们当前农业的形势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农业、农村经济进入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就是从农产品的供求来讲很重要的标志有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过去农产品不够，所以人们追求的总是数量，那么现在不仅吃饱而且吃好了，人们开始要求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吃得安全，这时候就开始强调农产品的质量。因此要求在结构调整中，从我们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从过去追求数量增长转到更重视质量提高，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第二个很重要的标志，过去我们总觉得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资源制约，就是耕地不足，水不足。当然这个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不仅有资源制约，当前更突出的是市场制约，所以你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农民现在担心的不是生产不出来，而是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卖不好价钱。因此，这两个标志性的东西就要求我们的生产从重数量到重质量观念上去。

　　这就要求我们从原来只讲求对产品的生产转到怎么去研究开发市场，这是当前结构调整的核心所在，所以中央提出来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把它提高称作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这跟以前的提法是不一样的。以前一直提的结构调整就是粮食多了调减点粮食，种点棉花，棉花多了再种点油料，这种是局部性的、适应性的调整。那么现在应该是说农业要转到优化品种、提高质量、提高效益这个角度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我想整个农业生产无论是种植业产品、还是畜牧业的产品、还是水产品、还是林果业都要转到这上面去。对于结构调整还有一个大的含义，就是光生产出这个产品对这个市场是有限的，因为人能吃多少？收入水平越高实际上吃的数量反而会相对减少，问题在于虽然他吃得少了，但是他吃进去的东西价值却更大了。所以，光生产初级产品还不够，还要加快转化、加工，才能够增加农业的所谓后续效应，从总体上来提高农业的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中央也提出来了，就是要优化农业的区域布局。那么这个问题在以前从未提过，以前我们粮食产量不够，各地都只能强调突出粮食生产，保证吃。现在粮食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因此就有了条件进行按照比较优势来实现农业的区域布局。比如沿海地区、大城市郊区我们可以生产价值更高的外向型农产品，少生产粮食，这样就可以把国内一部分粮食市场让给了粮食主产区，让他们继续发挥优势。另外，比如说过去有退耕还林，种树种草，这个提法已经很久了，但过去做不到是因为没饭吃，粮食不够，可现在有条件了，所以现在中央提出：以粮代赈 ，实现退耕还林，种树种草。这显然会减少一部分粮食生产的资源投入，把它转到优化生态环境上来，这也是结构调整中的内容。

　　第三个方面，关于结构调整中还有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就是城镇化建设问题。因为农业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我们就这么不到20亿亩的耕地，所以农民要想富起来，你得想办法让其中的一部分农民能够转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去，留在农村搞农业的人他平均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农业生产资源数量就大了，他也容易致富，而转出去的农民，到二、三产业去就业，他的收入也会提高。因此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要引导乡镇企业，调整机构，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促进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今年国务院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文件，五中全会及经济工作会议也都提到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那么这样就可促进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镇转移，国际上这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农民的实际收入，它应该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发展，他的收入就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负担减轻，他的实际收入也会提高。所以中央也特别强调，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必须强调想尽一切办法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方面从90年代初以来，中央一直都非常重视，应该说前几年尽管农民负担急剧增长的这种势头被遏制了，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运行机制上的原因，总的来看农民的负担还是比较重。因此从去年开始，中央就提出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要推进农村的税费改革，精简农村乡镇的机构和人员。这样的工作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实行，尤其是作为省一级的全省范围内的试点工作，从今年年初开始已经在安徽省实行半年多了，应该说效果也是好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大概安徽进行实验的这个结果总的测算下来，农民的负担人均大概可以减轻将近30%，农民总的对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现在政府也正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完善税费改革的办法，逐步逐步地向全国推开。

　　记：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陈：谢谢。

（中经网·电视媒体部徐剑、雷蕾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