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至24日，2021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在上海举办，上海浦山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参加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回顾与展望》分论坛的讨论，他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点、美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举措等角度做了阐述。余永定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由于通胀和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外国投资者将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
在发言中，余永定首先回顾了近代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演变，他表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点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汇兑本位制，因为美元是一个国家法定货币，美元的供应可以是无限的。储备货币国家为了国内利益而诉诸印钞机的诱惑是极难抗拒的。唯一能阻止美国这样做的是美国自己有意愿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让本国的货币发挥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而全球投资者相信美国会这样做。正因为如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了五十年。余永定进一步介绍到：最初，美国政府通过资本账户赤字来提供国际流动资金。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开始连续维持经常账户赤字。目前，美国的净外债为15.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左右。“世界各国不断积累美国开具的借条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余永定在现场发出一问。余永定表示，“豆茎不可能长到天上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仍然面临着“特里芬两难”。谈及美国的债务问题，余永定认为：“在当前的阶段，如果美国政府希望改善其经常账户的平衡状况，就必须让美元贬值。如果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美国飞涨的公共债务、以QE的形式不断印钞等等因素，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余永定表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数据，美国联邦债务将继续上升到2050年，联邦债务将占到GDP的约200%。债务是必须偿还的。否则，就必须把债务货币化。很难想象美国政府如何能够在不至少对部分债务货币化的情况下偿还如此巨大的债务。公共债务的货币化，是可能会对通货膨胀和汇率产生巨大影响的。此外，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对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虽然应该承认实施QE和零利率政策的必要性，但无论如何，这种政策对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余永定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执行当前的政策，由于通胀和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在较小程度上），外国投资者将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政府退出QE，发展中国家就可能不得不再次面对‘退宽恐慌’。”余永定介绍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系统脆弱，不得不通过积累大量外汇（主要是美国国债）来保护其货币。目前，全球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占2020年全球GDP的14%。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缓冲，来自国际投机者的攻击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付诸东流。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余永定认为，如果跨境资本流动能够得到更好的监督和管理，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他认为，应该制定一些规则来减缓跨境资本流动的速度。一些高频交易可能需要被禁止。对某些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应该征收某种形式的税收。近年来，不正当资金流动已经成为政策讨论的一个话题。为了消除不正当跨境资本流动，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将消除不正当资金流动纳入入议程之中。那么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余永定介绍到，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周小川前行长提议把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为国际储备货币使用，中国还参与了组建多重储备货币体系以及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讨论。不幸的是，（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所有这些努力的成果有限。所以，中国决定走自己的路。在2009年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2012年启动了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在2015年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自2017年以来，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对其海外资产安全的顾虑日渐上升，地缘政治因素成为国际金融问题中的一个因素。余永定表示，马丁·沃尔夫在2013年警告说，“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与中国的贸易，还可能会扣押中国流动性金融资产中的相当部分，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情形。”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前景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出现的几率相当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虽然中国会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推进改革进程，但不得不更加关注一些更具体和技术性的问题。例如，如何加强国际货币结算系统的安全性，当美国政府对中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时，如何保护中国的金融资产。余永定在发言最后表示：“我不想显得过分悲观，‘有志者，事竟成’。经济学者可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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