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在的增长速度，至少到2025年我国要达到总人口的峰值，之后总人口会进入负增长时期，理论上讲消费也可能会停滞。但如果‘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两率合一，城镇户籍人口将大幅增加，消费也会有大幅提升。”
11月6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年会在京举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现场做了题为“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的演讲。
城镇化能创造人口红利
蔡昉表示，过去2010-2020年十年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绝对减少，未来减速会加快，再往后可能要达到一年接近上千万劳动人口的减少。这就意味着我国不仅是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也会短缺。而根据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总人口也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在那之后总人口也进入负增长时期。人口总量减少带来的需求总量减少，老龄化带来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下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过度储蓄”，都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少，这将可能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挑战。
但目前有很多战略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方式就是城镇化。蔡昉称，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一万美元。按照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3.5%，对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左右来算，我国还有20个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将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特殊源泉。另外，中国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十四五”期间如果两率差距消失的话，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可以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这不仅能让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更重要的居民的消费需求将有巨大的提升。蔡昉表示，根据相关研究，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就会有消费的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模式就是劳动密集的消费模式，而不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如果拥有城镇户籍，就意味着他们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和城市公民是一样的，仅仅因为这一点，不考虑增加收入或者其它因素，他们就可以增加消费27%到30%。据此判断，即使我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在减少且总人口峰值将至，但城镇化的发展仍能在供给侧、需求侧创造大量人口红利。另外，蔡昉认为，快速城镇化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结构，改变当下居民收入不足的现状。首先，居民收入不足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挣工资”的人群不够多。因为目前仍有大量人群在土地上谋生，或者是自雇，这部分人不能有稳定的持续增长的收入，城镇化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第二点，在挣工资的人群当中工资偏低人群占较大比重。促进城镇化，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劳动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资，减少低报酬人群的比重。第三，城镇化还能从三次分配的领域来逐渐改善居民的收入、财富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初次分配领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显然会提高就业的稳定性，增加人力资本，提高人口收入，减少低报酬人口的比重；再分配领域，促进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从而实现缩小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目标；而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第三次分配的形式也是在后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和城镇化息息相关。最后，蔡昉还论证了彻底的城镇化对有效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性。蔡昉认为，改善收入分配归根到底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要靠社会流动，横向流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作者注）到纵向流动（财富阶层的变化，作者注）。如果把收入水平五等分，目前多数农村人口还处在中等收入群体之下，把这部分人的收入拉到中等水平之上必要而迫切。但现实情况是，目前23%的农村劳动仅创造了百分之六点多的GDP，这样的劳动状况下，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至城市居民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减少农村人口份额。
但是目前，不彻底的城镇化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大量的人户分离现象存在。根据蔡昉的研究，目前城镇的常住人口中71%的人是有户口的，29%没有户口。农村的户籍人口中是66%是常住人口，34%是非常住人口，这就导致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存在。根据统计，目前非正规就业（个体就业和无单位就业）占到城镇全部就业30%左右，这也是导致劳动者收入报酬太低的根本原因。蔡昉表示，“改变这种状况归根到底还是要实现彻底的城镇化，而不是半截子的城镇化，没有户籍转变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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