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经济增长：几点体会

贺力平

　　（50人论坛·北京）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可以有众多的理由对未来怀保乐观心情，但也应有对现实足够的警惕。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国其全体人民的平均收入比20年前翻了一番多，亿万人步入中等发展水平，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开始追求继续现代化。但是，学者们也发出了不容忽视的警告：
　　“缺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限制因素”。
　　1998年的长江、松花江洪水引起举世瞩目。1999年，在南方接连发生水灾的同时，中国北方数省出现了大面积旱情。水的少或多都在威胁着普通中国人的生存。而且，这绝非只是眼下的问题，用一、两年或三、五年时间就可根除的问题。
　　可以说，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寻求继续发展和维护基本生存的双重挑战。
　　迎接挑战的实际步骤是制定理性的应对政策。
　　美国经济史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1999年来华发表了题为“中美经济发展之比较”的学术讲演。讲演结束前，他在回答听众提问时特别说到，
　　“我常对我的经济学同事说，如果不了解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过程，你就无法理解当前的政策问题。”
　　不能理解自己的或别人的政策，当然就不可能制定出理性的政策。制定理性政策的前提是理解历史，理解以往世纪给新世纪带来的经验教训，它们是人类发展的精神遗产。
　　对待生存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应当坚持辩证法的观点。发展如果以牺牲环境和安全保障为代价，那就不是真正的发展。但是，如果以生存得不到百分之百的保证而拒绝发展，那也不可能真正地维护生存。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所指出的，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
　　发展，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一个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的渐进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众多创新和变化的进程。回顾各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看出，20世纪是19世纪就已出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运动的继续和延伸。在有的国家，20世纪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发展，是在新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基础上的继续现代化。在另一些国家，20世纪是它们相对独立地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开端，它们仍然面临一系列“古典性质的”社会经济矛盾，面临着将社会人口中的大部分从落后的生产状态转移到现代生产方式中来的艰巨任务。同时，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地区和部门中，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活动已经出现，“滞后”与“超前”之间的磨擦成了经久不息的社会现象。现在，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人民都已经卷进了经济增长的潮流，经济增长已经席卷全球。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打乱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给习惯于平静生活方式的民族带来了新挑战。尽管受到了这样那样的阻碍、抵抗或不公正的利用，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扩散开来，并成为大多数国家竞相模仿和追赶的榜样。20世纪，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更成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自觉行动。到20世纪末，现代经济增长可以说是真正遍及全球的浪潮了。
　　上百年的各国经济增长运动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戏剧性事件。任何对之加以总结性概括的做法都免不了带上主观色彩。尽管如此，本文作者仍希望叙说一下个人体会，就各国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发表几点个人见解，冀图与读者互磋共勉。
　　第一，现代经济增长是一场生生不息的运动。一个国家也许有一个经济起飞的历史起点，但任何国家都没有经济增长的尽头。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也许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技术的不断进步。
　　19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在看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成就时，以为人类已经解决了物质财富的“生产”问题，未来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物质财富的“分配”问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看到，物质财富的“生产”问题远没有“解决”，所有关于技术进步已经走到尽头的言论后来都变成了历史啊?lt;BR>　　这样的笑话出现过不少，现在还在出现。连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专家学者有时也免不了成为这类笑话的制造者或传播者。
　　美国专利局局长1899年说，“所有能被发明的东西都已被发明出来了”。
　　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1922年说，“对收音机的狂热将随时间而消退”。
　　英国发明家李·德弗雷斯特1926年说，“尽管电视[的推广]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我认为它在商业上和财力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工程师乔治·弗朗西斯·吉列1929年说，“[到1940年时]相对论就会被证明是一个笑料”。
　　在IBM研制成功电子计算机前夕的1943年，该公司董事长托马斯·瓦森说，“我认为整个世界对计算机的市场需求只有五台”。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协会1956年就职的主席说，“空间旅行简直是想入非非的废话”。
　　美国数据设备公司总裁在1977年说，“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会在他们家里装上电脑”。
　　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1981年说，“[电脑记忆器的]640k对任何人来说肯定都足够了”。
　　两位学者在1984年《科学》杂志上撰文说，“克隆哺乳动物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
　　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判断有失误的时候，社会科学家的认识同样也有出错的时候。曾经有学者认为，垄断和计划化是现代经济的必然趋势。这个认识后来被证明是低估了技术不断进步的威力。如果技术进步出现停滞，垄断和计划化的确将不可避免。在20世纪，正是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竞争的活力不断被释放出来，各国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化倾向才不断地被打破，一国或少数几国主宰国际经济乃至世界政治的局面终究不能长久下去。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证明了悲观论的流产。历史上所有的悲观论其实都建立在技术进步出现停滞的基础上。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国际经验表明，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这些全局性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让社会经济退回到“节衣缩食”的落后状态中，而是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快步迈向现代化，通过健全的社会制度和适宜的社会政策来促进人与资源和环境关系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协调。
　　人们必须不停地反思，认识到过去形成的错误认识。一个错误认识一旦形成并被认同，它可以统治社会思维长达百年之久。借用不久前披露出来的一个文学故事。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总集名称按其本意应当翻译为“人间戏剧”，但在20世纪前半期却被不经意地译为“人间喜剧”。一字之差，意义骤变，使巴尔扎克作品的悲剧蕴涵从品名中无处寻觅。不幸的是，这个误译持续了几代人的时间。
　　文学上有此案例，经济学中又何尝不是这样？思想和技术的进步需要摆脱各式各样的桎梏，包括形形色色的误译和误读。
　　第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用的日益增大，人类获取技术进步方式的改变，在20世纪使越来越多的人突破了对物质生产的狭隘认识，越来越重视人类自身智力和精神的成长及其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古代农业社会认为所有物质财富都从田间中创造出来，“农本商末”；工业革命在19世纪兴起后，人们又认为工厂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另一个、而且比农村更重要的场所。20世纪后半期，人们逐渐取得了一个新共识，即物质财富是全体社会成员相互协作、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个新认识，表明人类的发展观已经开始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道理在于，人们不能依靠简单的已有技术手段去利用或改造物质世界，他们必须不断依靠自身的智力进步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和技术去利用和改造物质世界，并在这种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过去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没有达到这个认识高度，20世纪后半期所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技术革命才促使人们的认识上升到这个新高度。
　　新认识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要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把社会成员自身的智力开发和运用置于重要地位，企业需要不断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并使用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社会则需要不断向企业和各类组织提供优秀人才，教育和培训上升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生产”部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唯才是用的普遍机制。
　　第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建立和健全现代法制框架，确立和普及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全体社会成员都具备追求发展的愿望、最低必要条件和平等机会。如果劳工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生产的权利，不仅他们可能被变成奴隶式的工人，企业也不会有动力去发明和运用更高级的自动化机器，并努力以先进机器去替代劳动。如果消费者没有选择自由和购买健康物品的权利，奸商和垄断势力便有机可乘，企业之间的竞争便难以进化到追求质量和争取消费者偏爱的阶段。如果企业的经营权利受到限制，不仅社会的商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会受到压抑和扭曲，而且会给垄断和特权的乖张行为提供便利和刺激。如果社会人群被限制在他们父辈工作和生活的地域及职业中，没有选择和流动的自由，科学知识和信息便难以扩散开来，资源的配置便会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阶级就不能消亡，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就难以真正协调起来。
　　技术进步与人权普及是相辅相成的。人类的发展愿望是技术进步的基本动力，技术进步的成就则进一步刺激人类发展愿望的扩张。在低技术社会经济经济中，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办法之一是限制人的愿望和人的权利，而在依赖技术进步的高级经济发展阶段中，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办法就是普及人权，确立牢不可破的社会法制框架，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对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有效需求及其不断增长。
　　随着商业化、工业化和服务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流动和交往必然快速增加，个人之间、个人和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摩擦和纠纷也可能与日俱增。人们之间的自愿性交往活动绝大多数是按照平等互利原则进行，但违反互利和平等原则的行为也会发生。为了限制违背平等互利原则的行为及其有害影响，社会必须建立公正的法律体系，以法律为基本途径来调节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政府是推动法律建设的领导力量，但要完成建设法制社会框架的任务，政府自身也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确保法律行为不受行政行为的任意干预。
　　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增加和增强会使他们产生出更多的愿望，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有时甚至是挑剔性的要求。这虽然从长远看有助于技术的加速进步，但在一些情况下，在短时期中，却有可能带来社会磨擦并激化矛盾。社会需要采取适当的办法防范矛盾激化和社会风险。社会成员中，总有一部分人按照习惯行事而另一部分人依循理想行动。习惯是安全和保险的自发机制，理想则是创意和变化的突破口，两者都为社会进步和生存所需要。因此，理性的社会应当寻找平衡点，寻求平衡中的前进。这需要依靠渐进的社会进步。中国学者胡适说过，“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许多发达起来的社会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渐进道路。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中国也走上了渐进道路，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继续沿这条道路作出巨大努力。
　　第四，各国相互开放和相互学习是各国社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文明是古往今来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共同财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有的民族较早地跨入现代文明门槛，取代了较为灿烂的文化成果，并因为成为其他民族学习的榜样。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进入并驾齐驱的发展阶段，相互学习逐渐成为新的潮流。
　　关于历史上“西方”向“东方”学习的历史，德国总统罗曼·赫尔佐格曾在1995年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宴会上致辞说，
　　“欧洲对中国的兴趣起源于整700年前。马可·波罗于1295年从游历中国返回，此后中国对欧洲人来说就成了文化追求的一个源泉，科学发现的一座灯塔，经济利益的一块磁铁。在人类历史上，很难再找到比这更加引人入胜、更为持久的一个文化吸引另一个文化的事例”。
　　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转向学习欧美工业化经验，始于19世纪中叶。相比于“西方”学习“东方”的时间，“东方”学习“西方”的时间可以说还十分短。现代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本身无疑促使人们的学习过程得到加速。现代人不必再需要古代人那么多的时间。到了20世纪末，越来越清楚的一个趋势是“东方”和“西方”相互学习和相互开放。
　　在世界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出了各具特色的众多文明和文化，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文明和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毋庸赘言，在一种文明或文化与另一种文明或文化之间存在价值观念的差异，但是，不可否认全人类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如果不同种族的人类成员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共同价值观念，人类社会便难以得到持续生存和发展。两千多年前中国学者孔子倡导过，“已所不欲，勿施于人”（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like them to do unto you）。在世纪之交，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士认识到，这是一个不仅可通行于各国国内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且也应当盛行于国际交往中。
　　第五，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遵循着一定的周期规则，指望一帆风顺的长期经济增长可能是不现实的。从长周期的观点来看，20世纪最后几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众多现代发展周期中的一个，它体现了对各国社会经济内部关系以及各国相互间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危机的波及面宽，影响程度深，说明所需要进行的调整是广泛而深刻的。经过人们的努力和创新，调整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定加快步伐并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
　　有生命者都会感到外来冲击的疼痛，危机可以不被看做是异常。市场经济的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循环，一个人产出是另一个人的投入，一个人的消费又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人与人的关系如此，国与国的关系亦如此。相互依赖的循环可以螺旋上升，也可以螺旋下降。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供求关系演进过程中，有随时随地的细小调整，也有呈现波浪式运动的大调整。再完善的市场机制也不能依靠自身完成所有的调整，事实上也没有绝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对各类组织和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根据需要适时作出适宜反应和调整，将经济增长的“自然周期”变为发展的新机遇。“人间万事出艰辛”。高涨是低谷的必然后续。

（中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