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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生产效率成果的中国方案
作者:蔡昉 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时间:2021-11-25    阅读:4285次   

主题:长安讲坛——蔡昉:共享生产率成果的中国方案

时间:2021年11月25日晚上19:00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共享生产率成果的中国方案。其实用流行的话题来说,就是讨论共同富裕问题。除了大家担心会不会出现过多注意分配,伤害激励机制等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即当我们谈到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给一个重要部署和战略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容易把它转换成学术概念、经济学的概念。因此,这会影响我们用经济学范式,来看待这个战略部署背后所蕴含的经济道理,所以今天我把共同富裕概念转换成共享生产率成果,就是尝试做这样的实验。我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注释政策,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政策,而是要把政策提出的问题转化成经济学的研究,从学术的角度深入进去。

中央财经委提出了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特别提到了三次分配领域,也就是说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安排。我们都知道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根本要求,这是讲目标,达到这个目标还涉及走什么样的路径。把共同富裕概念转化成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共享,就有利于把目的和手段更好结合,特别重要的是达到的目标与中间经过的路径更好的结合,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初次分配应该是什么东西,再分配应该发挥怎样的功能,第三次分配包括些什么等等问题。

首先,共享生产率有利于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实现统一。这里的经济学概念,一个是共享一个是生产率,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做一些分析。改革开放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在40多年时间里面,这个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横向比较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保持这么高速度的先例。同时,人均GDP增长速度也是同样快的。因此我们一般都会说,我们创造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我们在创造高速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还创造了一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那么这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除了我们的制度优势之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高速增长,被转化成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老百姓高度认同我们的制度,高度认同改革开放。可见,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两者互为条件,应该是高度统一的关系。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人均GDP也是增长,过去42年间,人均GDP1978年的26倍。按照劳动力平均的GDP,是1978年的22倍。再看就业人口平均GDP,也提高了接近20倍。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按人平均的GDP和按劳动力或者按就业人口平均的GDP,增长速度有所差异。这与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关。大家看这个图,在1980-2010年间,中国人口有结构上的重要优势,也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快,劳动年龄人口之外的像15岁之前,加上60岁之后的人口,在这段时间保持比较稳定。因此,劳动力平均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产生一定的差别。但是,未来劳动力增长会减少,人口增长也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是负增长,也就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劳均GDP、就业人口平均GDP与人口GDP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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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就是福利水平,反映的就是我们国家和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从共享出发,可供分享的东西既是我们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我们借以创造财富的劳动生产率。所以,生产率的提高也是要分享的,这就更接近于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命题。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规划的要求,中央确定了我们在2025年,就是在“十四五”末要成为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含义,就是人均GDP超过1.2万多美元,大体上相当于如今哥斯达黎加的水平。按照现在的潜在增长能力,即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配置能力或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我们预计大概在2025年人均GDP,按不变价来算可以达到1.4万美元,也就是说绰绰有余达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世界银行划分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就是用1.2多万美元作为门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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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目标,是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是什么含义呢?图中从哥斯达黎加到摩纳哥,包括了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也可以三等分,第一段是初步达到标准的发达国家,中间这段就是中等发达国家,后边是更富裕的发达国家。因此我们确定,中等发达国家就是从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开始的。大家从图上可以看到,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水平。按照我们现在确定的达到2.3万美元人均GDP的目标,基本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有没有改革、改革的深入程度,还会决定实现目标的成色。我们未来的目标,也可以把人均GDP转化成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我们把人均GDP的增长定义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有利于我们在促进共同富裕和动用再分配手段等问题时,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两个原则。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尽最大努力做。又要根据发展阶段和国情,以渐进方式推进。生产率是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必要物质条件。没有这个东西,共享和共富只能是无源之水,背离量力而行原则。第二,经济增长也高,生产率提高,没有所谓的涓流效应。必须有一系列的共享手段和路径,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前边讲到未来GDP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相应的就意味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要以人均GDP相同的速度增长,这样才可能使我们达到共同富裕的要求,也就是说第一条就是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基本同步。第三,我们强调共享生产率,这个理念有利于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领域各种有效手段充分动员起来。

前边讲到的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共同达到的目标,我们再分成三个分配领域单独来看一看,各自具有什么特征,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什么样的分工。

 

      一、初次分配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三次分配各有突出的特点,其中初次分配应该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概念来看,我们就可以想象初次分配是什么,初次分配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就是说什么样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哪个生产领域,如何形成一个生产要素组合,达到什么样的生产率,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实现的价值又根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得到合理的分配,这就是初次分配的核心。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初次分配关注的是合理配置,因此,第一是要有激励,第二是要讲效率。否则不能实现合理的配置。因此,激励和效率,是初次分配关心的东西,同时也这一点上,同我们讲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相吻合。

我们讲生产率是资源重新配置,最典型的有两个阶段。中国有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或者说收获人口红利的阶段。改革开放到2010年之前,这个阶段劳动力丰富,特别是在农业中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通过改革解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劳动力从农业转出来,转向二产和三产。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一方面,从微观来讲,农户从原来土地收入不高,转向挣工资从而获得更高就业收入。宏观的含义,则是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个转变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就可以获得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其实就是这一阶段一个重要的生产率提高源泉。

我过去做过一个分解,当时用的数据是1978-2015年,这个阶段劳动生产率每个产业有自己的增长与贡献,第二产业有自身的提高贡献,第三产业有自身的提高贡献,但是它们加起来不等于100%。还有一部分就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转移做出的贡献,高达40%以上,这个当然是资源重新配置,这就是生产率在那个阶段最典型的来源。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农村劳动力虽然还将大规模转移,但是速度肯定不如过去。因此前一种生产率贡献就会相应降低了。但是,到新的发展阶段上,还是有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此前是在一二三产业间进行资源配置,现在是要在同一个行业中的企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从图中我们看两个现象,一个是经济学家Haitwanger等人发现,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来自同一个行业的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即企业有进有退,有生有死,进的活的就是那些生产率高的企业,退的死的就是生产率低的企业,这个过程就是优胜劣汰,或者用熊彼特的话——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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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也看到获得今年孙冶方奖的文章,是谢长泰等早期做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在工业内部企业间生产率差距非常大。这并不合理,因为如果我的生产率比你高很多的话,理论上我就应该把你的资源拿来,把你的生产要素拿来,我来进行配置,整体效率就会提高。但是为什么这个差距还会保留呢,因为那些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去。因此,如果允许进退生死的话,生产率的差异是可以缩小的。当时谢长泰他们做了模拟,如果生产率差距缩小到跟美国相同的水平,我们工业的生产率可以提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说明,我们尚未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率的机制。也就是还有很大的机会,这就是未来生产率的巨大潜力,也说明应该营造创造性破坏的机制,转向新的生产率来源。

归根到底,我们的共同富裕应该是每个个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努力为共同富裕作贡献,直接表现就是更高质量、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我们以共享生产率作为我们就业政策的内涵,意味着促进产业、扩大就业,转向创造更高质量的岗位,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因此,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分配领域的事儿,也不仅仅是再分配领域的事儿,首先是初次分配领域资源配置的事情,也是生产率提高的同一个过程。因此,发育劳动力市场,构建劳动力市场机制,都是共享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也是初次分配领域能够把公平与效率加以统一,把激励和分享加以统一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变革。

从就业角度来讲,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的关键,就是要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即要求政府的各个部门,能够统一部署,同时各司其职,共同为积极就业政策做贡献。下面我分三类积极就业政策来讨论。

第一类是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应该确保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就业的创造要大于就业的破坏。经济增长、结构变化,都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有创造、有破坏,没有破坏也难以创造,但是对就业来说,因为劳动力的载体是人,因此我们就业的创造和就业的破坏,不能是同等的,不能先破坏了再去创造,这里必须强调以人为中心,这应该是我们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共同富裕这个大的目标在每一项政策中必需遵循的原则。

第二类是公共就业服务从培训等方面促进劳动力供求的市场匹配,解决自然失业现象。大家看这个图,展示了调查失业率的情况,可以看到是有波动的。因为失业率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由三种类型的失业现象组成的。第一种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失业,也就是说劳动力有供给也有需求,但是工人所能提供的技能与需求不相适应,因此,那些工人必须先解决技能问题,如接受培训才能够实现劳动力实现的匹配。在此期间,他们就经历结构性失业。由于结构性失业与经济周期及经济增长快慢没有关系,因此它是自然现象,所以是一种自然失业现象。自然失业中还有一种是摩擦性的,即因为市场功能还不够健全,找工作的工人与需要工人的雇主见不上面,在此期间这些人就处在摩擦性失业。因此,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合起来是自然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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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失业是比较稳定的,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者估算大概在2000年前,自然失业率是4%多一点。但是随着市场越来越复杂,产业结构变化越来越快,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技能很难跟需求适应的情况趋于严重化,因此失业率倾向于提高。所以大体上我认为,在2000年之后自然失业率提高到5%略高一些。调查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差额,就是周期性失业,是在宏观经济遭受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情况下,对就业需求不足产生的周期性现象。公共就业服务所要解决的是自然失业现象,即提供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的效率,尽可能地减少劳动者处在自然失业状态。

第三类是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解决周期性失业问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劳动力市场信号为依据,比如说以城镇调查失业率为依据,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该不该出手,出手力度该多大,需要持续多长时间,往哪些方面用力等等。

以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把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的层面,相应也就是促进共同富裕政策最基础的部分,因为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做到人人向上,才是共同富裕的不竭源泉。

同时,共同富裕意味着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两边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怎么形成呢?靠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又分两部分,一个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或者在农村就业,转移出来成为挣工资的劳动者,职业发生了变化,就业地域也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为横向流动,同时横向流动当中也带有纵向流动,就是收入和职业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约束,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无法落户,享受不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农民工总数是2.9亿,其中1.17亿没有离开本乡镇,1.74亿是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其中主要的部分进入到城市,长期稳定在城市的农民工是1.35亿。这部分人固然是流动了,收入状况也改善了,但是他们没有解决户籍身份的问题,因此还没有得到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因此就没有在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分组、社会身份等方面的纵向流动。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就要打破这种对社会纵向流动的抑制。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拆除阻碍社会性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根本举措。

 

      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如何与时俱进?

 

加大再分配力度,也就意味着在共享生产率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一是现实中有需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第二,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由之路。大家看图,横坐标显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其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劳动生产率,纵坐标是政府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就是社会福利水平或者社会保障水平。大家可以看到随着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府支出占比是提高的趋势,而提高最快是大概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间,在这期间政府平均社会支出占GDP比重要提高10个百分点,大概从26%提高到36%-37%的水平。那么这个阶段对应的是中国的什么阶段呢?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在今后15年,我们要达到第一步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步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也恰恰就是人均GDP从1万到2.3万美元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我们显著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加大再分配力度,是有一般规律作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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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建设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有中国特色。从我们讲的七个“有所”,即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这个系列,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七个“有所”也是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国家已经颁布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最新标准,做出了相应服务的标准要求,确认了政府的职责和财政支出的保障。

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在提供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一方面是直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把基尼系数水平降低下来。比如说在OECD国家,在初次分配之后,它们的基尼系数都仍然是很高的,都在0.4以上,甚至在0.5以上,但是由于税收与转移支付手段,平均把基尼系数降低三分之一以上,达到了0.4以下的基尼系数水平。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等,创造均等的机会,促进社会流动性,也起到缩小差距的效果。大家就可以看下面这个图,这是OECD国家社会支出占GDP比重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政府再分配力度越大,政府社会保护力度越大,基尼系数也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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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人均收入差距还是比较高的。2008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收入分配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改善。但是改善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遇到了一个天花板,此后就没有明显地再往下降,基尼系数仍然保持在0.4以上,目前大概是0.465。这个状态就提示我们,我们最终要破除收入差距持续过大的问题即所谓“皮凯蒂不等式”,最终要靠再分配。再分配可以说是缩小收入差距,或者实质性缩小收入差距的终极手段,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

再分配是不是就只是重新进行分配而已?其实不然。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与提高生产率的要求是一致的。大家可以从这个图来看,还是OECD国家,可以看到社会支出占GDP水平越高,纵坐标反映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道理是什么?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也就是说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就意味着有输有赢,有优胜劣汰,有创造性破坏。对于企业来说,固然可以创造性破坏,对于产能来说也可以破坏,但是唯独对人(劳动力的载体是人),你不能破坏他的基本生活,永远要予以保障。因此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很多其他国家,企业也好,职工也好,政府也好,民众也好,都会以保护劳动就业的名义,要求政府来保护企业。也许有的时候保护企业是需要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保护了低生产率,保护了落后。因此,本来应该退出的,应该死掉的企业还留在那儿,甚至还早就了很多僵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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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解决这个两难呢?即又要保护劳动者,又不能因此而保护了落后生产能力。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把保护仅仅界定在社会层面,而不要搁在竞争层面,不要搁在企业层面。因此,任何一个企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劳动者本身都不应该成为赢家或者输家。可见,有了社会保护,就不再惧怕和规避创造性破坏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OECD国家,社会保护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的关系。一句话,再分配以及由此构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创造性破坏、优胜劣汰与生产率提高的有力保障。

 

      三、第三次分配更应强调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次分配是有益补充,既可以补充初次分配,也可以补充再分配。虽然归根到底不是为主的,而只是补充而已,但是这个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讲到第三次分配的时候,比较多的是讲企业多作贡献,社会捐赠、慈善事业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对的,同时中国也确实存在着社会慈善捐款数额低、企业贡献规模小等问题,特别是与GDP总量来比,与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富人群体的富裕程度相比,以及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共同富裕再次提出之后,很多企业纷纷慨慷解囊,这是积极的现象,值得赞赏。但是我要说,第三次分配对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百分比,不仅仅是拿出多少钱,其实第三次分配领域包含很多内涵。第三次分配是再分配的必要补充,是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是个人体现诚信友善的日常行为准则,也是社会和谐、增强凝聚力的必要途径。它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着眼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一些分析。

其实企业经营创造利润的本身,在很多时候,它的投资与创新理念是不是符合社会责任要求,后果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国际范围来看,企业经营向所有者即股东负责任,为股东创造最大收益,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准则。最近很多学术界的争论正在扭转这个倾向,很多人同意,企业家和企业不仅对所有者或股东负责,还是更多体现社会责任,兼顾所有者、职工、消费者、合作企业、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很多值得创新的领域,企业并没有去做,就是因为它不能够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不能给所有者创造最大化的利润。

我可以列举一些这样的领域,比如说改善人民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供给;拓展居民享受的各种空间,包括文化娱乐等;提升人力资本;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拓展家庭时间预算曲线,使劳动参与与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之间的时间分配能够更加兼顾社会与家庭利益;如何协调代际关系,特别是老龄化下的代际关系;协调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确立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的导向,比如说一种服务模式,其功能的算法中有没有导致老年人面临技术鸿沟的倾向,有没有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的歧视;企业发展是不是创造了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岗位,还是说仅仅创造了一些非正规就业岗位;有没有科技创新的远见,有没有进入到准公共品性质的科技应用等等。

这些都可以成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说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更加注重激励机制与效率,在再分配领域我们更加注重公平,其实在第三次分配领域,企业完全可以把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结合起来。我举几个例子,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可以做出贡献,企业也可以从中获得发展机会。例如,大家都关心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生育率越来越低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3,这是世界上最低生育水平的行列。有没有可能反弹,多数人都比较悲观,确实是很难,但是说不可能也为时过早。

我们先看这张图,其中我收集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各个国家的生育率有高有低,高的仍然可以有五六个孩子的,低的则低到2.1更替水平之下,中国是1.3,甚至还有的在1以下。在国家之间生育水平差异这么大的情况下,联合国研究人员在不同国家调研,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无论是高生育率国家还是低生育率国家,如果问理想家庭的孩子数,回答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平均而言都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就意味着2.1这个更替水平生育率,其实也是人们意愿的生育水平。那就意味着,从非常高的生育水平往下降是一个趋势,是符合规律的,从很低的水平往2.1这个水平反弹,其实也是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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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这些规律,就要看从很高生育率水平上面向下降需要什么条件,也要看从低往2.1回归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阻碍回归更替水平的条件,通常是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太高。在国际上,人类发展指数越高,生育率通常也就越低,但是人类发展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意味着三育成本不再发挥作用,生育率就可以有反弹的机会。人类发展指数,其实就是人均GDP加上预期寿命以及教育水平等形成的综合指标,社会福利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都体现在其中了。因此大概来看,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的。

一个家庭在就业与生孩子之间,即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之间要进行权衡选择,两个因素形成一个家庭的财务预算约束,以及家庭的时间预算约束。比如说家庭时间约束,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还要睡觉和休息,余下的时间就要在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之间做抉择。但是这个预算线是可以改变的,收入水平可以改善,就会相应改善家庭的财务预算线。同样地,家庭时间预算线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总的来说人类发展水平越高,家庭预算约束的改善幅度也就越大。

我们可以继续看与此相关的例子,国家统计局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出城乡居民家庭在从事两种活动之间的时间分配。一种叫做有酬劳动,也是创造GDP的活动,主要包括就业、经营和交通。还有一类就是无酬劳动,包括做家务以及照料老人孩子和其他和家庭有关系的活动。这两种劳动时间的分布是,平均每人每天311分钟从事有酬劳动,164分钟从事无酬劳动,两者比例是1:0.53。如果我们认为家务劳动这一块负担过重的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降下来,也就是说把这部分劳动能够社会化或者市场化,变成有酬劳动,就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可以提高GDP总规模。事实上这个比重是比较高的,我做了一些比较。虽然其他国家从事家务劳动时间占比的数据并不全,但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调查,看上去这些国家的情况与我们没有明显差别,但是,由于中国女性就业率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特别是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许可能是一些国家的两倍,这样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妇女就业时间多一倍情况下,花同样时间从事家务劳动,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负担太重。这个例子其实只是一个缩影,是我们养育生育教育成本高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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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进一步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拓展经济活动范围,拓展了家务的时间约束曲线,还可以取得扩大消费、提高生育意愿等效果,以及各个方面的可预期和未曾意料到的效应。对企业来说,帮助解放家务、提高生育意愿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同时也是额外的商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需求侧的制约,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制约。因此对任何企业来说,能够看到消费侧有什么样的盈利机会,它就是你的投资增长点,也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

我想企业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企业说我还是要有利润动机,还要提高效率和盈利。这并不错,但两者之间并非矛盾。如果企业提供的工作是一个高质量的岗位,通过“996”加重职工负担是不可能提高生产率的。有一些国家试行了四天工作制,也有一些国家试行每天5小时工作制,还有一些企业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把职工上班时间缩短了,最后发现缩短了工作时间以后,并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过来过劳过累甚至猝死,这既是降低效率的,也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因此,这很显然是一个社会责任,做到这一点,也许丝毫不比拿出某个百分点的直接贡献更不重要。

我想三个分配领域各有各的功能和独特作用,同时也服务于共同目标。核心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重申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我们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按照这个要求,同时把共同富裕从共享生产率来考虑,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有一个切入口,从这儿深入下去。从事经济学研究,既不能与政策相脱节,总在重复政策语言也无所助益。强调共享生产率也有利于我们突出促进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原则,能够让三次分配领域服务共同目标,而非此消彼长。或许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产生此消彼长的效应,问题在于,任何政策的实施效果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在于我们怎么做,事在人为。所以,一旦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认识和更好的实践,就能够破除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传统信条。

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主持人:非常感谢蔡老师今天晚上宝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共享生产率成果共同富裕方式重要的课题,我想蔡老师给我们指出来提高生产率与改善分配方式,使大众群体共享生产率提高可行的路径。同学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开麦,可以提1-2个问题。

我先来抛砖引玉,我记得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那一段时间,包括您在21世纪前十年的时候也经常提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常常会提到中国会陷入拉美模式(中等收入陷阱),当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经济增长也上不去,收入分配也没有办法做到共享,最近这几年大家好像不太讲中等收入陷阱,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蔡昉:我觉得您提出这个话题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虽然大家不讲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界限本来就是1.2万多美元,剩下的这两千多美元差距,似乎我们轻轻松松也是能够达到的,很快就可以跨过了。

但是,实际上我在这两年做的一些研究,就是想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转化一下,其实更像是一个门槛效应,不是说中等收入陷阱讲的难点只是在中等收入的这个阶段存在,其实门槛效应更重要,应对起来更难,跨过门槛并不意味着任务就完成了,跨过去也可能退回来。比如说从拉美来看,智利与阿根廷曾经都超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后来都有往回退的趋势,特别是阿根廷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不可逆的,就是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也不是不可逆的。

我觉得您提的问题有意思,在于当我们讲拉美陷阱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拉美陷阱是一个“福利陷阱”。其实这些国家的根本问题是蛋糕做不大,这时只好强调分蛋糕,最后蛋糕还是做不大也分不好,成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一些国家。问题出在哪儿呢?归根到底是没有解决影响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问题,最终的结果是没做大蛋糕,没做大蛋糕的时候可能分好蛋糕吗?不可能。因为中国有过一段做大蛋糕的时期,大家也说收入差距大,但是人人都在改善,因为我们有做大蛋糕效应,即使有人得到的份额大一些,有人得到的份额小一点,毕竟大家都在改善。但是,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你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变成了分蛋糕的规则和基准。为什么那些人当年得到了更大的份额呢?因为他们在分配当中的话语权大、谈判地位高。如今蛋糕不再做大,如果只讲分蛋糕的话,既有的话语权就表现在把这个蛋糕尽可能往原来就占有较大份额的群体划,收入分配只能恶化不会改善。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减速时代也来临了,这个时候做大蛋糕仍然重要,所以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但是分好蛋糕也很重要。而这个分好蛋糕也是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总书记讲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而不是只讲分蛋糕,不讲做蛋糕。所以我认为这时候中央部署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为分蛋糕确定的基本前提。至于说到是不是高福利,其实我们对福利国家建设的认识有一点落伍,国内学术界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其实我们不是自己的批评,而是接受西方人自己的结论,并且主要是当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泛滥的时候,对传统福利社会的一种批评。此外,传统的福利国家的确遇到过一些麻烦,但是这些年比如说北欧模式,它们也进行了很多改革,在保持原来社会保护力度的同时,也增进了效率,增进了社会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现在证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与它们的社会保护水平是一致的。

主持人:美国经济学家现在也在反思这件事情,因为最早他们认为北欧这种福利模式会导致生产率低,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发现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里面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自己遇到非常大的问题。

蔡昉:在人均GDP超过23000美元(我国2035年的目标)的高收入国家中,基尼系数高于0.4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主持人:所以今天也承担了过去不讲收入公平的后果,老师同学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本学期长安讲坛到这儿圆满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您蔡老师,期待明年再次看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