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市场主体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克服了许多困难。我国经济总体上持续恢复，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在国际疫情蔓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渐显露及国内疫情多点、多时段散发形势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很不容易。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三大产业均衡恢复。2020年疫情后经济恢复主要靠工业带动，今年恢复的平衡性有所增强，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同比增长7.4%，和往年相比有所加快；第二产业当季增长3.6%，步伐放缓，但前两季度增长依然较快，前三个季度累计增长10.6%，增幅较高，扭转了我国制造业比重连年下滑的局面；第三产业当季仅增长5.4%，但累计增速已恢复到9.5%的较高数值。

二是内需稳步恢复，外需增长较快。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78.8%，累计贡献率64.8%；投资当季贡献转负，为-0.6%，累计贡献15.6%；净出口当季贡献率21.7%，累计贡献19.5%。同2020年三季度相比，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大幅度提升，投资贡献率大幅下滑，净出口贡献率仍然较高。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而国际疫情蔓延情况下，出口对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凸显。这说明我国制造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都十分强大，也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方向是十分正确的，是我国经济最大韧性所在。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能力，经济的恢复不会这么快。

三是物价、就业、收入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6%，10月份同比上涨1.5%，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PPI大幅上涨还未传导至消费领域，基本民生未受到影响。对于全年物价上涨，我们的预期目标是控制在3%左右，应该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另外，1到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已经提前完成全年新增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前三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比去年同期降低0.5个百分点，10月份降到4.9%，保持在5.5%左右的预期目标之内。

同时，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长9.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8.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11.2%，农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收入，这虽然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全国消费的大头，这样的格局不利于消费恢复。

从领域来看，经济恢复并不平衡。外需明显好于内需，上游产业明显好于下游，大中企业明显好于小微企业，上半年工业明显好于服务业。今年，经济仍处于疫情冲击中，也处于疫情冲击修复期，出现不均衡现象是必然的，不必太担心。

从时间来看，第三季度经济恢复出现了新情况，恢复步伐放缓，当季增长只有4.9%，两年平均下来也是4.9%。三季度当季比二季度回落了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回落0.6个百分点。国民经济12个大类当中，除了金融和商务服务的增长与二季度基本持平以外，其他10个大类增长均比二季度有所回落，房地产和建筑业还出现了较罕见的负增长。

从结构上看，第三产业和制造业的增幅回落带动经济回落，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幅比二季度回落了2.9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幅回落了近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幅回落主要因9月份增幅放缓所致，9月份制造业增幅只有2.4%，比8月的5.5%明显下滑。在30个制造业行业当中，多数行业增幅9月份比8月份放缓，多数制成品的产量的增幅也比8月份有所回落。

10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比9月份加快了0.4个百分点。增长的主要是采矿业和电热气水这两个行业，采矿业增长了6%，电热气水行业增长了11.1%，当然其中主要是电力增长。制造业10月份的增幅是2.5%，比9月份仅仅加快了0.1个百分点，所以，工业的恢复还有待观察。

三季度经济恢复的放缓，特别是9月份制造业的回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循环不畅叠加的一种结果。

一是房地产投资疲弱，导致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历史罕见的。房地产市场疲弱，房地产投资增幅下滑，房地产行业的资金不足，无力收储土地，政府的卖地收入减少，又拉低了地方基建投资。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投资增幅逐月下滑，7月份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出现负增长。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去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了。这是长期问题在短期内的一种反映。

二是缺煤、缺电、限电带来制造业增长放缓。我国原煤开采新增生产能力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达到峰值，每年大概新增4亿吨左右。到2018年、2019年，每年新增产能降到了1亿吨左右，再加上去落后产能，煤炭现在的产能是不宽裕的。今年3月以后，几个监管因素叠加，煤炭月产量增幅下滑，与火电增长的剪刀差拉大。火电增长加速和煤炭增幅放缓，出现了电煤紧张，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9月份以后，上半年没有完成能耗双控的一些地区普遍在8月份制订本地区双控方案，9月份开始加大力度进行能源双控。一些地方开始主动拉闸限电，而煤电因为煤价大幅度上涨，煤炭价格传导机制也不畅，所以煤电厂也愿意停机检修，这样又加剧了电力的紧张。所以，9月与8月相比，全国31个省市区除了福建和贵州以外，其他地区火电发电量都大幅度减少。减幅最大的地区，一个省减少了近百亿千瓦时的发电量。所以，缺煤及煤价上涨是缺电的原因之一，同时，电力生产和消费具有时空同步性，限电也使发电量减少。

三是疫情多点散发，导致服务业增幅放缓。8月份部分地区疫情复发，影响了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社零总额当月同比仅增2.5%，同7月份的8.5%相比大幅度回落了6个百分点，9月份恢复到4.4%，10月份是4.9%，仍处低位。居民消费率已降到去年同期水平，即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降到了去年全年的65.9%。这导致住宿餐饮业增长速度从二季度的17.1%降到三季度的5.7%，交通运输业从12.7%降到5.9%，从而使第三产业增长从二季度的8.3%降到三季度5.4%，回落2.9个百分点。

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增长。这应是明年最大的挑战。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8.3%，基数很高，所以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长压力很大。今年经济增速会超过6%的预期目标，但两年平均增长是五点几，低于2019年6.1%的增速水平，跌破6%，进入到5%的台阶。我国经济增长从前十年10%左右回落到目前的5%以上，尽管这是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所致，也是我国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但现在来看，回落幅度、程度略大。

所以，明年要保持经济常态化恢复，应下大力气稳定经济增长速度，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一个合理区间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发展的主体是企业，政府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没有政府的推动，企业很难实现发展。所以，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政府要加大推动发展的力度。监管是让企业更健康、更规范地发展，并不是说不发展。

第二个挑战是疫情。疫情还没有过去，明年仍然要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对疫情不设防，若疫情蔓延，经济社会发展停摆的代价更大。但是如果能使疫情防控又快又精准，减少停摆的人口和停滞的经济活动规模，就可以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减少一些。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并不是短期的，如果没有疫情冲击，房地产的风险迟早也会显露出来。房地产深刻的底层逻辑在于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投资的三角循环已经走不下去。即使不考虑房价调控的因素，房价上涨的动力也已到了减弱的时期。当然，更深层次的逻辑是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流动以及经济空间集中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有其必然性，但也与我国行政体系有关。比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吸引要素的能力大大地强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所以，近10年来，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增加的人口相当于全国人口总增长，大概都为7000多万。这说明全国所有新增人口都集中到了上列三类城市，人口集中的背后是经济的空间集中度。

现在，部分城市的房价已经超出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承受力极限，对制造业、创新都构成了影响，特别是对人口长期增长，是极为不利的。人口增长减弱对长期发展更为不利。所以，要适应新阶段人口和经济布局，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就会涉及一系列改革。

第四个挑战是能源及其产业结构。缺煤、缺电、限电说明我们还没有充分做好推动双碳工作的思想准备、体制准备、技术准备、政策准备。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两个关于双碳的顶层设计文件，国务院也作了一些政策安排，比如增加煤炭生产能力等。所以，明年缺煤、缺电导致制造业下滑的情况会得到扭转。

第五个挑战是居民消费。这既是一个长期问题，也是短期稳增长的现实问题。居民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短板。最终消费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居民消费的增加，很可能是政府消费增加或增加更多。比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总消费增加，但居民消费是负增长，政府消费增加了4000多亿元。居民消费低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还不高。因此，须从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与其他要素报酬的比例。这既是推动共同富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稳定经济增长的长远大计。因此，明年应对疫情冲击和稳增长须考虑如何更多地依靠扩大居民消费来实现，这不仅关系当前，也关系长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十四五”规划的大逻辑就是三个“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新发展阶段就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发展理念就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就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大逻辑决定了小逻辑，在“三新”这样一个大逻辑下，“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纲要有众多小逻辑，都是由大逻辑所决定的。比如“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就是大逻辑所决定的一种小逻辑。共同富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做得不是很够，是因为当时处于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时机还不到。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阶段了，就必须要做。因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同时，推进共同富裕的相关措施，本身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是形成居民消费型增长，保持经济稳定的需要。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提出共同富裕，并不是说要把分配问题放在第一位。推进共同富裕，还是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条件。

此外，“十四五”规划中，对今后五年还有很多新提法，这些提法本身就是新任务、新目标，都是由大逻辑所决定的。比如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决定的，必须在发展中保障安全。再比如，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就是在目标多元约束下求得最优的思想方法。如，发展和减碳，就须寻求怎样在发展和减碳之间求得最优。还有科技自立自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等，都是大逻辑下的必然。

我主要讲讲构建新发展格局问题。构建新格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任务。

第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高供需体系韧性。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均衡的，但是国内总需求小于国内总供给，须优化供需格局，但重点不在于内需比重提高多少或减少多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内需占总需求的比例已大幅度提高，但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目前的资源支撑不了100万亿GDP和14亿人口的美好生活。其他国家内外需的实证分析结论，也不能作为我国的政策依据，不能作为制定内需或外需占比的政策依据。内需或外需占比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把重点放在增强我国供需体系韧性上。当国际环境有利于出口时，能出口就多出口，多出口就要多进口，外需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所增加。去年和今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没有必要为提高内需占比而限制出口。反之，出口减缓时，内需要能够填补出口增长放缓带来的缺口，这是2018年、2019年的情况，由于当时内需的韧性还不够强，没有填补上这样一些缺口，导致增长速度有所下滑。

另外，我国供给体系也应该能够适应内外需的快速变化，有出口订单的时候，供给体系就能够满足出口需求，出口减弱的时候能迅速地转向满足国内需求。从去年和今年情况来看，我国供给体系韧性较强，能迅速满足国际疫情蔓延条件下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当然，依然有改进空间。

第二，扩大居民消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战略，效果十分明显。2018年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我国总需求中出口比重减少了12个百分点，内需增加了12个百分点；内需当中投资增加了6个百分点，政府和居民消费各增加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看，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2002年以来，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提高了3.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减少了3.2个百分点。所以，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但还没有形成主要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格局。背后是分配问题。

第三，增加居民收入，构建居民收入占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无论是从初次分配，还是从再分配来看，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上都在60%左右，低于世界主要国家10个百分点以上。从劳动报酬占比来看，2018年与2007年相比，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但其中的劳动者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增加较快，尽管构成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但是这些并不能构成当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所以，在推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推动共同富裕，要求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收入占比。分配结构决定了内需结构，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高、居民收入占比低，必然形成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型占比高的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决定生产结构，进而形成投资型产业和政府消费型产业比较多，而居民消费型产业比较小的生产结构。

第四，加强科技的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可控技术在技术进步中的比重。构建新格局的内涵之一是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环节在中间投入，中间投入主要靠国产品的，产业链安全性高；中间投入更多依靠进口的，产业链安全度低。我国中间投入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可以归结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资源性产品，比如石油、铁矿石、大豆等；第二类是高技术产品，比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行业，还有如仪器仪表、公用设备等。像电子元器件的净进口率高达37%，国内供给不足，产业链安全性比较低，缺芯片是影响今年制造业的因素之一。说明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存在不足，要加强对“卡脖子”技术的攻关，提高自主能力。但科技自立自强也不是什么都搞，能进口的仍然要进口。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国内科技自立自强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互促进，形成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双轮驱动的技术进步格局。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结构的适配性。生产格局是需求格局的结果，生产也反作用于需求，影响需求总量和结构。供给创造需求是在供给决定需求的领域而言的，比如如果没有新产品创新，没有文化产品创新，就没有对这种产品的需求，而物质产品一旦创新出来以后，形成了规模，就是需求引领供给。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生产、分配、需求端三管齐下，深化和打通供给、分配、需求之间的循环。在生产端，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大力发展国内供给不足的高技术产业、消费品产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要满足消费升级；在分配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需求端，要通过一些措施减轻居民消费负担，稳定居民消费率。

第六，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内外循环的畅通性。我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循环离不开国内循环，国内循环也离不开国际循环。即使在疫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循环离不开我国的国内循环，国内循环也离不开国际循环。我国进口属于生产型，70%的进口产品是用于中间投入的，国内生产离不开进口。2018年国民经济42个大分类领域中，我国所有行业的生产都需要进口，没有纯粹内循环的产业。从出口来看，42个大类当中绝大多数都有出口，纯粹内循环的行业只有5个，分别是水的生产和供应、燃气的生产和供应、房地产业、技术服务、教育。所以，从42个行业大类的进出口情况来看，我国绝大多数行业是“双循环”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需要强调扩大内需，强化扩大国内市场，加强科技自立自强，但要防止片面性，国内外双循环不是能用需求的“三驾马车”就能衡量的，防止产生没有国际市场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错觉。既要强调扩大内需，也要强调扩大开放，既要当好“世界工厂”，也要当上“世界市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要学会在复杂严峻国际环境中扩大开放的能力，想方设法抓住机遇、扩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