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一系列“新挑战交织叠加”冲击下，在“超出政府预期”下走过来了，走得非常不容易。2022年，有些挑战可能没了，有些挑战在继续，有些挑战还会进一步发酵。同时，新的一年肯定还会出现现在难以预测的新的挑战，包括国际的与国内的。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的经济工作已做了全面的分析与部署。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如何理解“稳”字？除日常意义上讨论的GDP增速外，笔者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稳”字，另有两点学习体会。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这句话，好像是好长时间不怎么听到提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是稳字当头的基础。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不到发展，那么我们对其他一切问题的解决都缺乏基础。二是强调经济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的思想，在这次会议公报中作出了反复强调，很突出。公报明确了经济工作不仅仅是要求有关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决策要统筹协调，而且，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这里讲的“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是指各省市自治区，指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又包括了中央国务院非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如文化部、生态环保部，国家市场监管局等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出台政策都要有利于经济稳定，这样明确的提法和要求，恐怕是第一次吧。为此，还特别要求“领导干部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在领导经济工作时，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那么2022年“稳字当头”能“稳”在什么水平？概括国内外智库及著名机构分析者意见，按往年中国政府的调控空间和经验，多数预测中国2022年GDP增速为5-5.5%，但也有机构预测5%有压力、有难度。到底增长多少，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幅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力度。

但是，要看到一个历史事实，自2003年以来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差不多四年就下一个台阶。2003-2007保持了两位数增长，最高的2007年达14.2%。之后，每四年下一台阶。2008-2011年四年，平均增长9%多，2012-2015年四年，平均增长7%多，2016-2019年四年，平均增长6%多。去年2020年2.2%增长，加今2021年两年平均约5%多，是不是又开启了5%左右增长的年代？从现实各方面条件看，2022年中国增长压力确实是不小的。

针对2022年“稳字当头”的经济工作方针，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了七大政策体系。笔者相信，各有关部门也正在制定具体的政策和工作任务。经济工作千头万绪。2022年能否吸取2021年全年工作中有关部门政策协调不足，造成宏观上紧缩的叠加效应问题？各地区各部门政策的最后汇总效应是有利于总体经济的稳定，还是给总体稳定打折扣、形成合成谬误，这是一个有待观察和解决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的预期分析，不仅要关注“我们要什么、干什么”，更要重点关注我们“能干什么、是怎么干的”。就此，凭个人经验观察，分析我国2022年经济形势的走势，分析常规的货币财政政策的变化力度，这是最基本的，固然重要。包括分析双碳政策、产业转型、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等等各项政策也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一定要看到各部门一系列政策意图最后能否顺利贯彻，不完全取决于政策的主观意图，很大程度上更是取决于客观复杂的市场因素，取决于面对经济运行中多年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和隐藏的巨大风险隐患的解决方式和力度。当前，要真正看清楚2022年全年能明显左右我国经济增长态势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权重意义、较大贡献度的，不是代表新发展方式的行业与产业（那是很重要，但是“慢变量”、“小权重”），而是以下三件联结中国经济“昨天”与“明天”的大事、挠头事。

一，要重点关注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动态。房市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是现在居民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约25%这一数据所能说明。有权威人士估计，加上与房地产相关的其它非银行融资，房地产贷款共占全部银行贷款约有39%，这是相当高的。这里还不包括银行现有其它各项贷款，多数是以房产、土地、厂房占地作抵押的情况（房价变动对这些贷款的风险变动都会有影响））。可见，房市动荡，对产业链、全国就业、GDP贡献度的影响绝不能小觑。当前中央关于房市的发展方向已明确，就是三句话，分类调控：房住不炒，坚持打击投机炒房；支持刚需，对居民日常购房的合理经济需求仍会予以经济手段的支持；住有所居，对城市新居民、住房困难户要以保障房、租赁房予以确保。这三句话体现了近20年来我国房市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目前社会上对房市预期正摇摆不定，开始出现预期转弱的关键时刻，即使方向定了，政策目标不清晰，同样不能达到精准调控的方向要求。政策目标是什么？就是“三稳”，搞不好“三稳”，会给整体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三稳”中的关键是什么？是稳预期。预期不稳，地价、房价照样不可能长期稳住。如何稳预期？在当前预期转弱压力已经开始之时，要求通过各项政策组合给市场传递的信号必须简单明确：房价不可能再飞涨了，但整个市场也不会崩。那么现在的难点是什么？这三类房通过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实现所期望的总预期？目前各地的政策现实是“三档红线”、个贷监管、行政上的“五限”、特大型房企的风险自我消化等，而且是“一城一策”，各地不一样。这样的一些政策继续沿袭下去前景会如何？进一步讨论：如果假设对其它两类房市调控的条件不变，单纯放开支持刚需的“五限”政策，放松金融手段限制，能否稳住长期预期，房价会不会又一次飞涨？如果假设对其他另外两类房市调控的条件不变，单纯加快保障房租赁房建设速度，能否稳住预期？恐怕也不行。那么采取上税手段，但是如果税收设计不是在精确打击投机炒房上，在交易环节上上税，而是单纯用市场上曾讨论的在相对广泛范围内上税办法，且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能稳定房市的长期预期？能阻止、扭转有些地方已出现的预期转弱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恐怕也难说。因此，稳预期恐怕最后需要的是对三类房市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内容，同时，这三类政策又要经过统筹协调，确实能够发挥稳定总体预期的合力。这期间，可能需要对三类不同住房有不同的人地挂钩供地政策、现有各地“五限”政策的微调。在税收上，确实是精确打击投机炒房而不会误伤广大居民的合理购房需求。但是迄今，还没看到有大量数据分析做支撑的政策组合的整体方案。也许，这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所以，关注2022年全年的经济走势，必须密切关注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房市调控政策变化的动态。

二，要重点关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正常经营权和生存权的保护。众所周知，民营企业有“56789”之贡献。且我国2011年以来的十年间总投资中，除2019年和2020年民间投资占比54%-55%左右外，其余年份均约在60%左右。最高时达到62.99%。十年间国企投资占比最高的2011年，仅占26.48%。民营经济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绝不可轻视的支柱力量。民营企业对实体投资是否仍持有积极性，已是关系经济走势一个极敏感的指标，他们的活动将以GDP中最大的综合权重影响投资、就业、工人收入，从而影响居民消费。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针对迄今对民营经济正常经营保护不够的现实，建议政府有必要动用行政力量，全面巡视、督查、纠正各部门、各地方对民营企业采取直接或变相的歧视政策和减税降费、减负纾困政策的不落实现象。因为只有真正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才能稳住经济、才能进一步扩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1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部署要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要依法整处，“开展冬季专项行动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力度，以工程建设特别是政府性投资和国企项目为重点，全面核查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支付……依法依规严惩欠薪行为，对失职失责公职人员予以通报和问责。”看了此新闻，心中五味杂陈，说不出滋味。地方政府、国企欠钱不还，这明明是破坏市场秩序，最后上国务院专门开会求解决。而且，对这件事不是近期才知道，国务院整治欠民企钱不还的相关条例已出台两年了，为什么不能及时依法依规处理？为什么不鼓励民企、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走司法程序？为什么迟迟不曝光欠钱不还严重失信的国企和地方政府？在依法治国中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权这样的小事得不到起码的保护，要稳住经济发展则无从谈起了。

有鉴于此，观察分析2022年能否真正实现稳经济，必须关注民营企业家积极性有否明显改观（当前还要破除市场上有关政府要“消灭”全国十大房企，收归房企为国有的谣传），经营是否有好转，投资是否出现稳定增长。

三，要重点关注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的隐患。2020年末，虽然地方债余额25.66万亿，控制在人大限额28.81万亿内，地方债务率达93.6%，低于国际上100%-120%这一可接受程度内。但这不包括隐性债务。近《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0年底隐性债务不同机构预测有20-40万亿。（贵州独山县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债务却达400多亿元，若筹资成本10%，每年利息40亿元）。2015年各级政府融资平台上万家，经整顿，目前至少还有8000家。现财政部部署只能在地方财政收支情况较好的上海、广东开展隐性债务清零试点工作，全国计划用5-8年那么长的时间清零。以上说明，我国经济运行中地方债务包括隐性债务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

2022年又是地方债还债高峰期。我们准备以多大的力度化解存量风险，或者以多严的要求防范增量风险？不同的政策力度对经济的影响自然是不一样的。如果政策力度大了，将直接影响当年的投资与消费。如果政策力度小了，将影响财政和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目前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债务约束，已有各种严肃规定。包括对违规举债，要终身追责。有些地方包括隐性债务的实际债务率居高不下、欠债不还，或整治力度不够，导致的结果，或是难欲继续借新还旧，但市场上难以找到买方；或是新负债成本更高，或是宏观上即使为稳经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商业银行有资金也不敢向地方政府成千上万个已开工的低效项目继续放贷，即有钱找不到好项目，钱花不出去。所以，2022年稳经济这一目标在地方投资层面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执行中的动态，看存量与增量的风险怎么处置与控制，看政策是否会调整、又是怎么调整的。作为政府，理应坚持量入而出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发长期债借后人钱，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后，后代人的偿付能力和财政长期稳定问题；应进一步缩减行政开支，将更多的财力支持民生工程，确保民生工程，加快民生工程建设。作为市场观察者，分析形势时要密切关注政府债务压力和支出结构的变化，因为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工程建设和投资进程，影响市场利率，进而影响货币宏观调控效应，影响人民币币值等，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

2022年稳经济工作涉及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以上三件事是事关2022年经济发展的大事、急事。尽管不是新问题，但也正因为是老问题始终没有较彻底解决，那么在新的“三重压力”之下，其事关全局性，其对稳定经济的敏感度就更加突出了。而如果能够较快地稳妥地解决以上三件事，即便短期内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恰恰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实质性地迈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202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