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寻求更多共识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earching for More Consensus）

贺力平

　　（50人论坛·北京） 1999年底，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总裁职务达13年之久的康德苏宣布提前离位，随后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场围绕基金组织总裁职位的激烈德美之争。按照几十年前就形成的、所谓的“不成文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欧洲人挂帅，世界银行则由美国人领衔。康德苏的原产地法国本来有一个上佳的人选，即法国中央银行现任行长。但是他已被许诺将出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因而可能降低了对IMF总裁的兴趣。德国总理施罗德认为，尽管有过那个“不成文惯例”，但也属于欧洲的德国事实上从未出人担任IMF总裁。施罗德提出了德国现任副财长的人选。远在亚洲的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人选，即两年前离位的副财长兼国际金融局局长神原英姿。日本为该提议在亚洲进行了大量公关工作，但比起施罗德的热线电话公关工作至少在力度上要逊色一些。
　　事情的戏剧性发展是，尽管有施罗德的力荐，在IMF事务中拥有否决权的美国却公开表态不支持。美国官方甚至说，为了反对德国人选提议，那个“不成文惯例”可以考虑改变，言下之意是美国可能提出自己的IMF总裁人选。德美分歧的公开和巨大似乎给IMF带来了一场前所未闻的危机。为德国人选不遗余力而奔走的施罗德总理最后变换了具体候选人，并争取到“欧洲共识”。2000年3月下旬，美国放弃了反对意见，日本也不再坚持竞争性立场，代表基金组织182个成员国的24名执行董事投票一致通过德国人克勒的“当选”。克勒此前担任德国出资最多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行长，也是施罗德政府反对党的成员。
　　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说上述“IMF总裁人选案”是发生在当前国际货币事务中一个前沿性和表层性事件。说它是一个“前沿性事件”，理由是这个重要组织的最重要人选问题牵系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挥其作用，协调各国利益关系；说它是一个“表层性事件”，主要理由是各国虽然在眼下的人选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但在涉及国际货币制度应当怎样改革和调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歧依旧。没有在深层问题上的共识基础，表层问题上的共识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
　　 国际经济界曾经在国际货币事务中取得过相当多的一些共识，并在实践中作出了相应举动，例如，在1980年代后半期，以“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为中心，“共同管理”当时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在1990年代前半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积极推进货币和金融对外开放。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向这些实践和共识提出了挑战。到世纪之交时，人们在涉及国际货币制度及其改革方向的许多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再度陷入纷争的局面中。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各国都普遍认识到，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存在缺陷，改革国际货币制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然而，除此之外，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及其改革所牵涉到的其他问题似乎就很少有共同或大致相同的看法了。
　　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重大挫折。经过多次协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8年对其章程进行了重要修改，将其宗旨从维护“稳定汇率体系”（system of stable exchange rates）变为“汇率稳定体系”（stable system of exchange rates）。此后，汇率制度选择权在一定意义上“返还”给了各国政府。1990年代以来，各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又甚嚣尘上。在这些背景下，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上升成为国际金融运行体系中的中心问题，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去支持和管理这个“汇率稳定体系”更成为了焦点问题。
　　但正是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人们现有的共同看法并不多见。例如，在汇率制度选择上，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风车理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对付外来冲击最有效的汇率制度要么是象香港那样的联系汇率制（currency board system），要么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其理由如同风暴中的风车 – 如果它要防止被风暴打翻，最好要么将风叶与驱动轮完全锁定，不让风叶随风而动（这等于香港式联系汇率制）；要么将风叶与驱动轮彻底脱钩，听任风叶随风而动（这等于自由浮动汇率制）。这个观点在英美很流行，但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却遭到了猛烈抨击。人们说它是“走极端的办法”（two corners solution），客观上会使有关国家的货币当局陷入尴尬局面 – 完全处于被动招架的位置上，不可能获得主动性去应付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联想风车事例中的驱动轮：它要么完全随风而动，要么一动不动，风车的主人对它一丁点儿操作作用也没有）。现在，国际学术界正在争论“风车理论”和“反风车理论”的孰是孰非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有关国际货币制度的其他话题中。
　　解决政策分歧意见的一个途径是回到基本问题上，看看人们是否能够就其出发点取得一致立场。这是本文标题中的“寻求深层共识”的含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不如说它们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化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所涉及基本问题认识的机会。本文以下试图概括近来浮现出来并有可能成为人们在改革国际货币制度议题上的一些基本共识要点。
　　命题一：在商品、实物资本和人员跨国流动的背景下，各国国内货币事务具有国际性，这不仅表现为本国货币政策对别国可能产生显著影响，也表现为外国经济形势会对本国货币政策的国内运行环境产生影响（“货币事务国际性命题”）。
　　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用不着费力去证明、也没有特别的政策含义的命题。或许这也是一个很少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命题陈述，因而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共识。
　　然而，这个命题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首先，各国在货币事务上应该说没有“绝对主权”；其次，各国在货币事务（包括汇率事务）上至少应当有最低必要程度上的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这两点，构成了战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机构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经济基础。
　　对美国和欧洲联盟中货币当局来说，“货币事务国际性命题”的派生意义还在于，相对别的国家，它们是最不能将国内或区内货币政策调整视为纯内部事务者。
　　当然，这个命题也不意味着，各国在货币事务调整上处处事事都需要国际协商。此外，值得指出，这个命题的另一个推论是，货币事务的国际性与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无关，与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决定性的。换言之，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不管对资本市场的控制达到什么样程度，货币事务的国际性都存在。
　　命题二：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汇率危机可能由外部因素促成（“汇率危机外因论命题”）。
　　在这个命题中，“汇率危机”的定义是市场对汇率走势的预期在短期内发生重大改变，这既可能表现为不期而来的政策调整对市场带来的震动效应，也可以表现为不期而来的市场变动对汇率政策所形成的强大压力。一场汇率危机可以由国内因素、外部因素或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所引发。命题中所说“由外部因素引发汇率危机”的含义是，危机前后国内经济基本层面和相关信息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
　　也许可以借用符号语言来更准确地表达上述命题。设想E是A和B两国共同面临的环境，在从时间t到t+1之间，E出现状态变化，而A和B的基本状态属性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同时，事件X（例如汇率大幅度连续贬值）在t+1时出现在A国。对这种情况，有人根据事件X出现在A国而没有出现在B国，认为X的原因在A国内部。上述命题则认为，如果E没有出现所说变化，事件X在t+1时不一定出现在A国，因此，t+1时事件X在A国的出现与E的变化有关（从这个推论不能得出另一个判断，即，即使E没有出现显著变化，事件X在t+n时也不会出现在A国，n可以为一个足够大的时间指标）。
　　 可以说“汇率危机外因论命题”是“货币事务国际性命题”的一个特殊表现或者说一个特例。
　　 命题三：汇率危机一经发生，便具有国际传递性（“汇率危机国际传递性命题”）。
　　 这个命题是前两个命题的继续。它并不是说，在别国出现货币贬值时，一国货币有着跟随贬值的政策倾向（这种政策倾向应当叫做“竞争性贬值”），而是指，在别国出现发生汇率危机时，本国随后出现类似汇率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了。用上面的符号语言，即，当事件X在t+1时出现在A国，同样的事件X在t+2时出现在B国的概率升高了；进而，当事件X果然在t+2时出现在B国，它在t+3时出现在C国的概率随之升高。
　　 人们已经从多个角度来说明“汇率危机国际传递性命题”的缘故，这里略而不论。但值得指出的是，“汇率危机国际传递性命题”包含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当汇率危机发生在一国或一地区时，如无有效的反危机或反扩散措施 – 不管是集体行动还是单边行动，其他国家或地区都有可能遭受危机的传染，在这个相互依赖和关联的经济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岛”。
　　命题四：反汇率危机的措施可以是集体性的也可以是单边行动，集体行动与单边行动之间即可以有互补关系，也可以有替代关系（“反危机措施复合命题”）。
　　 集体性的反危机措施是通过国际协商和合作而实行的措施，可以是多边或双边的，在多边层次上既可以是通过象IMF那样的全球性机构也可以是通过一定的区域性协调机构。所有的集体行动如欲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国内方和国际方的相互配合。相互配合的集体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具有互补关系的行动。但是，在没有集体行动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寻求应付危机的单边措施。如果这种措施被有关当局视为寻求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单边措施就可以说是对国际集体行动的一种替代。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出于维护汇率稳定的目的而采取的回到资本市场管制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对国际集体行动的一种替代。马来西亚采取了资本市场管制后，免去了申请IMF求援。作为对国际集体行动的替代，资本市场管制不是唯一的候选方式。历史上的单边行动不少是所谓的“竞争性贬值”。从这一角度看，全面评价资本市场管制措施的意义，不仅需要将之比较于维持资本市场开放下寻求国际集体行动的措施，而且需要比较于“竞争性贬值”政策措施。
　　马来西亚事例所涉及的是一个已经开放了或在相当大程度上开放了资本市场的情形。但对一些尚未开放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的情形所有不同。在那里，资本市场不开放或者有限开放在更大程度上被当作是预防汇率危机的一种手段。尽管存在普遍的认识 – 资本市场不开放或者有限开放作为一种预防汇率危机手段其副作用之一是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的担忧以及对危机出现时顺利寻求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的估计，支持了采取单边预防措施的合理性。
　　命题五：一国开放货币和金融市场后能否遏制汇率危机及其破坏性效应，在国内一面主要取决于其控制国内通货膨胀的能力（“国内通货膨胀决定论命题”）。
　　可以依据一个简化的相对购买力平价汇率模型来证明这个命题。在简化的相对购买力平价汇率模型中，Et = Pht - Pft，其中，Et是汇率变动，Pht是国内物价变动率，Pft是国外物价变动率。该等式说，汇率变动由本国通货膨胀与国外通货膨胀的相对速度所决定。另一方面，假定存在完全预期、社会经济的货币化已经完成（“货币化”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不伴随通货膨胀），一国货币增长速度与一国通货膨胀速度达到高度一致，即：Pht = Mht；Pft = Mft。进一步假定国外货币供给和物价变动在危机或可能出现的危机前后是一个常数。这样，决定Et的因素便主要是Pht和Mht，即国内货币供给和物价变动。
　　这个命题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当事国不是采用管制资本市场和或固定汇率制的办法来稳定汇率，正如在国内宏观经济管理中不是通过冻结物价的办法来稳定通货膨胀一样，而是在允许汇率浮动的背景下通过货币政策运用及其对国内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来稳定汇率的一般走势。
　　这个命题的一个现实含义是，当今世界上，由于各国对国内通货膨胀的控制能力有高有低，也就是防范汇率危机的能力强弱不同，一些国家不愿就汇率制度选择和应付国际汇率危机作出相同的承诺。这种分歧的立场自然给国际集体行动带来了一定困难。
　　命题六：在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客观前提（各国汇率制度自主选择权和金融市场全球化）不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基本任务应当是通过协调性预防为主方式来对付国际货币市场危机及其扩散（“协调性预防为主命题”）。
　　 这个看上去是一个规范的陈述（normative statement）实际上可以转换为一个实证的陈述（positive statement）：在所给定条件下，以协调性预防为主方式比其他方式会更有效地解决国际货币市场危机问题。主要理由是：（1）预防比事后应付方式（ad hoc approach）更有效；（2）协调性预防比独自行事的预防可能更有效。
　　协调性预防为主的思路包含许多内容。它们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得到更多倾听，对投机资本的全球性运作建立起有效监测和监管系统，促进更多的国家增强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在区域和全球多个层次上开展多方面合作，等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代国际货币制度的机构化身，在引导和组织实施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克勒在新任伊始不到一月的时间内，就发表了一系列主张积极改革的言辞，并声言要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尤其是亚洲的地位在国际基金组织中应得到进一步提高。应当说现在正是国际货币制度实施进一步改革的好时机，在各国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的步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些。　　

（中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