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大略而言，凡是在中国所发生的种种——历史的，现实的，都可以叫做中国经验。讲述中国经验（或中国故事）有很多种方法。有那种宏大叙事的，也可以“讲老百姓的故事”；有文学艺术手法来呈现的，也可以是社会学、经济学方法来展示的。比如，《红楼梦》是中国经验，《水浒传》也是中国经验；《四世同堂》是中国经验，《活着》也是中国经验。张艺谋、冯小刚的电影是中国经验，贾樟柯、王小帅的电影也是中国经验。靳尚谊、陈逸飞画的是中国经验，曾梵志、方力钧画的也是中国经验。费孝通讲的是中国经验，李银河讲的也是中国经验……不同人心目中的中国经验是很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归根到底，它们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框架甚至是不同的立场，在努力反映和还原着中国的真实。

在所有这些中国故事中，有一类故事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那就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故事。国人津津乐道于中国增长的奇迹，老外们也从此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至少在经济层面上。不过，有些叫人尴尬的是，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还未能为外界所充分的了解，而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实际上是老外们在讲，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模式。换句话说，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经济学语言来诠释好中国经验，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尽管中国经济学的功用并不局限于让老外听懂中国的故事，理解中国成长之谜，同时还可以指导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但至少在初期阶段，总结好中国经验是中国经济学的最基本内容。

一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于对其经验的总结。经济强，尔后经济学强。今天，世界范围内都在关注和讨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因素等等以中国经验为核心的概念。其根本只在于中国经济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会毫无悬念地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中国概念”陡然盛行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最重要契机。

中国的成就引世人瞩目不仅是今天才有；回溯历史，我们发现，往日中国的辉煌也曾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由于经济学是泊来品，中国经验在经济学早期发展中的贡献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事实上，重农学派代表、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魁奈深受中国影响。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的闭世之作《中国的专制制度》标志着“中国典范的影响达到了它的顶点”。尽管不少专家认为，是强调自然秩序的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了古典经济学，但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还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影响了古典经济学。就统计数据来看，在魁奈生活的时代，中华帝国的产出已经超过整个西欧的产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华帝国心生崇拜就顺理成章了。尽管由传教士转述的中国经验是要打折扣的（有时甚至是一种误读），但基于中国的强盛繁荣而产生对中国制度、文化、哲学包括国家治理方式的青睐，却在情理之中。这使得中国经验成为古典经济学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智力支持。具体来说，魁奈在考察中国的自然法时,明确指出中国人是以“理性之光”作为其指导思想,称赞那里对于自然法则的研究,“臻于最高程度的完善”,应“将中国置于其他各国之上”。他还把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引入自然秩序学说,认为“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因此,“一个巩固的繁荣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把深刻研究和长期地普遍学习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统治工作的主要目标”。这种认为国家教育对于研习和遵守自然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在欧洲传统思想中并无反映,所以西方学者中有人认为重农学派自然秩序思想中的教育涵义,“明显参考了中国的模式”。

如果说，中国往日辉煌的经验为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提供过养分，那么，今天中国的成长经验将是中国经济学最好的素材。不过，中国经济学人自己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也只能用国外学者的话语来讲述中国自身的故事，如“雁形模式”、“北京共识”就很典型。

其实，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全面总结中国发展经验非本文所能及，这里仅就最近的一些思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做一点简单概括。

首先是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中国发展的历程，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进程。尽管这么做可能会牺牲一些效率（比如改得不太快，因为考虑稳定问题而制约了改革速度），但是最终实现了长期的持续增长。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具有坚实基础。离开社会稳定，不仅改革发展不可能顺利推进，而且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会丧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选择渐进式改革，会允许双轨制的存在，会容忍由此所带来的套利与效率损失。这些问题常常为人所诟病。特别是，一些集团利益的固化也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不彻底的改革所带来。然而，与休克式疗法相比，人们会发现，中国能够取得长期稳定增长的局面，恰恰是和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而实施有效的改革路径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三维的统一与主流经济学强调效率的一维视角迥然相异。

其次是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中国的集权与大一统具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计划经济时代又将这一传统继续。改革开放事实上就是分权、放权的过程，这除了扩大企业、扩大市场的权利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使地方获得了发展的权利。以发展为目标的地方竞争不但为中央所允许，而且是鼓励的。这一点，在中国发展的语境中似乎是不需要多作说明，大家也是司空见惯，并且，也是今天常常令人头疼的。但如果放在全球的语境中，特别是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促进地方竞争是非常独特而有效的发展路径。虽然，今天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地方竞争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恶性竞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产能过剩等等。不过，这恐怕不是地方竞争这一机制设计本身的错，而是考核指标上出了错。如果我们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尽管太多的绩效考核指标如何操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难题，但保持这种地方竞争机制，仍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第三是实施“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从主流经济学角度，宏观调控政策一般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中国强调，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这种以发改委、财政部、央行为主的三位一体的调控模式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现在连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强调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而不再像主流经济学那样把政府的这些做法看作是对市场的一种扭曲，可以说与中国的做法是暗合的（张晓晶等，2010）。

第四是努力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的永恒主题。主流经济学自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由市场来决定一切，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这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市场不仅能够搞定一切，还能够搞好一切。但危机给这样的看法当头一棒。斯蒂格利茨（2013）这样反思：干预永远不可能是完美的，为了实现经济绩效的改善，也不需要它们是完美的。不是要在不完美的政府和完美的市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不完美的政府和不完美的市场之间进行权衡。其中的一个，必须充当对另一个进行控制的手段；有必要将它们视为是互补的，而且我们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平衡不是将某些任务分配给一方而将另一些任务分配给另一方，而是系统设计问题，要使他们在所设计的系统中进行有效的互动。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尽管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一直纠结，但市场化改革在稳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由“基础性”到“决定性”，就是一个新的飞跃。但切不忘记的是，即便如此，政府并不是消失了，或者成为甩手掌柜，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也可以说把握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髓。当然，要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可谓见仁见智。但中国经济学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时候至少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

其一，不能把最近30多年的经验与过去5000年的经验割裂开来。虽然我们呼吸着新社会新时代的空气，但是，我们很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等，都有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烙印。这也决定了，所谓中国特色，是以千年为单位所形成的“长时段”（借用布罗代尔的概念）的特色。如果拘泥于概括一时（比如以年或十年为单位）的特点，反而不能把握本质。

其二，总结中国经验要有自信，“不一样”或许正是中国经验的价值所在。如果说以前对于中国经验的总结还缺少“底气”并唯恐其与主流不一致，那么今天，这种“不一致”或“特色”恰恰是中国经验的价值。从科学发展的范式来讲，只有那些新鲜的独特的经验，为原有的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才可能是理论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其三，中国经验并不都能代表中国的优势，特别是在不同的时空、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的时候。比如，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整体论思维、中庸思想、秩序伦理和威权主义等等，这些均被视为中国的经验（或价值）；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都是应该一成不变地被继承和推广的。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我们反思、纠正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

原文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2期（总第6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