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院长江小涓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江小涓院长的主旨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刚才小川行长、德铭部长和小准副部长讲了很多历史含量、知识含量很高的内容，包括中国入世以后取得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表现，以及如何在当前环境下更好地扩大开放和支持全球贸易体制等等，都很重要。我特别高兴几位都谈到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确，数字技术是天生的全球化技术，能够链接到天涯海角，而且边际成本极低，因此数字全球化是极具活力的新一轮全球化。

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21年末，全球上映了一部美国新的喜剧片《不要抬头》。线下影院12月8号上映以后观众的观看时长是20万小时，也就是有八万多人进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而这部影片在全球最大的影视产品流媒体平台美国Netflix上线后，12月24号上线到新年的一周时间内，全球播放量超过了1.52亿小时，刷新了线上影片播放纪录。网飞（Netflix）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播放服务提供商，目前已接入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全球总会员人数突破2亿，有三分之二的营业收入来自于北美之外市场。这类数字平台实现全球消费者的连接，边际成本很低。线上线下消费的巨大差距，有疫情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变化。这种数字化消费习惯在疫情之后会持续，线上线下的消费一定和从前是极大不一样的。

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各位汇报：一是全球化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国获益，各国也共同获益；二是数字全球化发展强劲，全球产业和市场重组势在必行；三是我们要适应数字全球化趋势，推进高水平开放。

一、全球化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中国及各国共同获益

加入WTO是中国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用两张图，分别从出口规模和增长表现两个方面来直观理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是如何从不断扩大开放与全球合作治理中获益的。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我们的货物出口额增长比较平缓，就是从入世这一年开始，货物出口规模迅速增长。2001-202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从2660.98亿美元，增至2.59万亿美元。同期，美国货物出口额从7291亿美元增长至1.43万亿美元。20年间中美货物出口额之比从0.36增至1.8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货物出口额在2002年超过了英国、2004年超过了日本、2007年超过了美国、2009年超过了德国，自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与此同时，我国出口份额从2001年的4.29%，提升到2020年的14.7%。中美份额之间差距从中国比美国低10.4个百分点变为高6.58个百分点。

第二张图显示的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为1.73%，2001年入世时为4%，2019年为16.33%，2020年达到17.41%。而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60年代的40%波动下降到了2019年的24.51%。中国入世后20年中，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进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反映了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反映的是经济系统性的全面变化，就业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技术的快速提高，更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这些数据也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做出的突出贡献。全球消费者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增加了全球消费者的福利，有利于保持全球的低通胀。过去20年是全球一个低通胀的时期，有多种因素，中国出口产品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还为很多初级产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为外资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生产地点和消费市场。这些既是我们扩大开放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结果，也是多国协调政策、共同遵守规则、形成稳定预期的全球治理合作的收益。

虽然有不少观点认为最近国际环境不好，国际贸易会受到影响，但是疫情之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一个指标就是贸易增长显著快于经济增长。下面图4是2021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相比，全球、中国和美国的货物进出口额，都明显快于各自国内经济的恢复。

二、数字全球化发展强劲，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组势在必行

数字技术链接海量数据和巨量用户，数字服务跨境无额外成本，因此全球化成为必然。数字产品与服务，近在咫尺与天涯海角是无感的，数字经济天生是全球化的。我们从几组数据和几个典型案例来理解。

第一点是数字交付服务贸易（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长。这是有关数字贸易的最严格的、可衡量的一个定义，是贸易的增长级和稳定器。首先是规模和份额，疫情之后数字服务贸易的增长量和比重增长都急速提升。

然后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增长都来自哪里。一是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贸易在数字交付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占主体地位，当然服务贸易还包括传统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传统的生活服务贸易和数字化的生活服务贸易。箭头指的蓝色的线是数字化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看到增长很快并且比重持续上升。但这不等于说生活性的服务贸易完全没有数字化，而是它们难以衡量。而数字化的生产性服务贸易都是一单一单算钱的，能统计出来，所以比重增长最快。

二是行业层面，数字化的服务贸易中间增长最快的是最上面的部分，就是ICT服务，从2005年占9.31%已经涨到了目前的三分之一。这个比重变化说明和数字技术最紧密相关的ICT服务贸易份额的增长是最快的。

第二点，我们看一项数字时代变化很典型的也是很重要的服务生产活动的特点：全球合作研发与共同创新。现在全球化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力量，特别在一些关键领域、卡脖子领域。也要注意基本面上的创新趋势，就是数字时代的全球合作研发与共同创新。

这里先举一个产业的例子，ICT产业。图里最左边的是中国，蓝色的是出口，黄色是进口。中国和印度都是ICT的出口比进口强，我们可能会觉得挺不错，我们的技术在出口。但是图里最右边的美国，进口和出口几乎相当，但我们不会想到美国在这个产业中的竞争力不如中国和印度。这表明在类似ICT这样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复杂并且快速迭代，哪一个国家想生产出全球最新、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就不太可能完全只靠自己，生产一个最有竞争力的产品需要集成全球最好的技术，因此会有大量的进口，然后与国内的部分结合，才能做成全球最厉害的产业。

数字时代，全球技术大量跨境流动。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创新前沿变得越来越协作。这里有一些数据， 2000年，全球个人技术发明和团队合作发明大致各占一半；2010年，全球38.7%的技术发明来自个人发明人，61.3%的发明来自团队合作发明；2017年，个人发明占全球发明的比重下降到了32.3%，有67.7%的发明来自协作创新。现在前沿技术多数是多国共同研发技术、共同注册专利、共同分享收益。在跨国共同研发网络中，中国的贡献快速成长。

这几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再鼓吹要自己国内和在自己的朋友圈内部发展技术、将中国排除在外。我们也被动被迫地加强自己相对独立的技术体系开发，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天性，很多技术开发更多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更进一步说，数字技术的开源开放已经是主流，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都在采用开源模式开发、共享和创新。这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尽可能广泛连接人、机、物，获得海量数据，连接巨量产品、企业和产业，形成网状产业生态，这是新的技术本质带来的新技术发展模式。

下面图9和图10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着重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创新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尤其在数字时代更加明显。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全球共创的先进技术中间份额是持续增长的，从上往下第二个部分是中国所占的比重，这个比重上升是很快的.现在我们和韩国一起已经占到了全球的跨国共同发明技术数量的20%，我们应该对自己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作用有正面的积极的评估。

全球共同创新有什么好处？举一个例子。原来远距离的研发是串联模式，你做一点，我做一点，咱们拿到最后的头部企业去，不行了再反馈回来。现在，在数字空间，研发人员在数字平台上一起工作、一起测试，研发变成了一个并联的过程。沟通反馈同步，提高效率和设计水平。

第三点，我们来看数字消费的全球化。从前面的图6可以看到，数字消费服务贸易比重很低，几乎就是底端的一条平线。但现实中，数字消费的跨境极为普遍和丰富。前面的《不要抬头》就是一例，音乐服务、新闻服务、影视服务等更多数字消费服务的全球化程度都很高。但是，统计出这些消费的价值却是难题。国内的数字服务平台主要免费提升服务，依靠广告来维持经营，国外的数字平台主要靠付费观众的年费、月费来维持，也难以统计每个服务产品带来的收益。因此，数字时代服务的多栖性、复用性、跨界性等，对理论对统计都带来挺多挑战。

三、适应数字全球化趋势，推进高水平开放

适应数字全球化的趋势、一定要推进高水平的开放。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全球产业全链深度分工。我们在科研、创新、制造、服务、头部企业等方面都有独特竞争力，在数字全球化中机遇很多，挑战也很大。

一是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我们都有较强的合作能力。下面图11是我们在全球合作研究和共同开发网络中间的地位。左边图是ICT产业的全球技术创新网络，有十个最大的共创节点，六点位置是上海，八点位置是北京。右边图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科学出版合作发表网络，圈子大小表示贡献大小，可以看到，东京和北京已经在多国共同发表的原创性科学论文的排名中排在前两位，贡献很大，很有实力了。

二是数字研发平台在研发组织形式上的创新。这是国内的一个全球共同研发设计平台。全球最新的技术开发工具软件昂贵，迭代很快，这个平台把这些研发设计数字工具放到平台上共享，同时平台上有20多万名世界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平台接到研发需求后，分解研发的主要任务，每项任务都挑选最合适的研发设计人员、国内国外最专业的专家，研发水平提升，研发速度加快。

三是头部企业的成长。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资讯两家一直做的数字时代的全球灯塔工厂，依据是工厂的智能生产程度。这是最新的名单，一共90家，90家全球数字4.0时代的头部企业中，有31家在中国，就是橙色的比例部分，说明我们的企业在全球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四是数字时代我们平台的跨境自治能力。最近我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会从以往的政府间治理为主转向政府间治理和平台自治两个秩序并行，因为大的数字平台都是全球化的平台，它在政府间久久不能达成一致之前，先行进行自治，比如电子签名的认可、数字支付的认可、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形成完整的跨境平台贸易规则。随着数字技术更广泛的应用，平台自治秩序将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与政府间协定一道形成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

五是我们积极加入高水平贸易协定。2018年以来，国际上签署了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如日欧EPA、美墨加协定、欧加FTA、CPTPP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数据流动规则等，这些协定全部生效后，将覆盖55%以上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推动相关领域新一轮全球化进程。我们对加入高水平贸易协定和数字相关贸易协定持积极态度，表明我们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最后小结一下：

第一，数字时代“跨境链接”、“跨界链接”的成本极大降低，收益显著提升，数字全球化时代到来，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产业分工的新一轮红利出现，而且这个红利比较持久和广泛，推动力量也很强大。

第二，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更加开放，连接更多的资源和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样才能提升数字时代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以中国的体量和位势，可以成为数字时代国际经贸环境的重要塑造者，产生日益突出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高水平开放，为我们自己也为世界创造数字时代的良好国际环境。

我就简要地汇报这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