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2025年要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要求，其中定量就是要求我国GDP总量在15年里翻一番，人均GDP大约也要翻一番，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也要翻一番。按照此逻辑，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是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要求，也就是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消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和手段。目前，我国正处于破除二元结构的窗口期，紧迫性与机遇并存，通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三农”发展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自身贡献。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虽然在过去十余年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从基尼系数仍然显著大于0.4，且至少一半的贡献来自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情况可判断，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过大。这也说明，在任何国家初次分配本身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需要通过再分配才能大幅降低基尼系数，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均等。从某种程度上看，我国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收入差距还大。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差距比较大。我国目前大概有10亿人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险覆盖，大概有2.9亿人实际领取社会养老保险。但在这些人中有56.6%，也就是说1.61亿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养老金数额仅占全部发放金额的5.9%。此外，即使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之间也有差距。总的来说，城乡养老保险的差距比较大。再如，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反映在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差距也比较大。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有18.5个百分点，也就是2.6亿人，而这2.6亿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工，由于未获得城镇户口，农民工尚无法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子女教育、社保、低保等方面仍未得到充分覆盖。

最后，不彻底的城镇化降低社会流动性。现存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全性，进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不充分表现在很多方面，非正规就业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我国未落户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大多数属于非正规类型。目前城镇就业中个体就业和派遣工是典型的非正规就业，至少占全部就业的30%。非正规就业意味着就业不稳定、工资报酬偏低、社会保险覆盖不充分，以及职业提升空间小。这种状况使劳动者对下一代的预期，以及对自己的预期退休都不好。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年社会流动报告”显示，中国社会流动性指数的分项得分中，有三项低于平均分，其中有一项就是低报酬劳动者的占比过高。可见，就业非正规化严重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减少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户籍身份的固化还降低农民工外出、出县、出省和进城的比例，并持续引发留守老人、配偶、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这些问题如何影响我国未来15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先要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人口冲击。中国的人口在逐渐老龄化，老龄化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特点。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未富先老，我们还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老龄化程度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老龄化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两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两个转折点都会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它们的冲击性质不一样。在过去十来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度过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负增长。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为中国经济带来了供给侧的冲击。

2025年之前，我国将达到总人口的峰值，即第二个重要的人口转折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造成新的需求侧冲击，如何实现潜在增长率将成为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三种效应不利于居民消费：人口总量效应，人口数量停滞，消费需求也就停滞，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消费也会负增长；年龄结构效应，由于中国老龄化严重，且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不高，所以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难以扩大；收入分配效应，由于富人倾向于储蓄，而穷人又满足不了消费意愿。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的不足、过度的储蓄，从需求侧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观察全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如凯投国际认为中国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增长目标，预计中国不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再如韩国央行认为中国未来15年增长速度可能在3.5%～4%之间。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模拟。假设美国经济以2.2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为实现经济翻一番需以每年4.75%的速度增长，那么大体上在203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中国只能实现每年3.75%的增长速度，则无法实现超越美国的目标。悲观的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伴随老龄化加深，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将是负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侧的因素；第二，中国人口负增长抑制消费，使既有增长潜力不能实现。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以供给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侧（居民消费）改革为着力点，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目前，我国80%的农业劳动力对应的耕种面积仅在1亩到7亩之间，对比美国农场主对应上万公顷的土地面积，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严重制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值三万多美元，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力。

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助力经济增长。假设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增加2.7%。这就否定了凯投国际和韩国央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假设。这就是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在需求侧，如果能够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即可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前提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扩大中国的消费需求。

再次，规模经营既有潜力也有需求。小农户利用各种生产社会化服务在实际拥有的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过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现。这里，农业生产托管就是解决了不可分性、实现了规模经营的典范。目前，我国托管面积亩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这种降成本增利润的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就是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

最后，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创新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难点不在于创新能力，而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技术上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因而不能产生创新激励。因此，第三次分配领域不仅要倡导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倡导科技向善。例如，大数据可以解决很多过去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创造一种激励和氛围，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让大数据可以为“三农”服务。这个导向不仅需要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综上，消除二元结构是未来15年重要的改革任务，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误。从今天的分析来看，这些改革都是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看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看就是扩大居民消费，以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当我们把改革举措落在了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改革红利也就可以成为战略实施的动能，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和激励来源等难题。

（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三农论坛2022”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经本人确认并授权。）

来源： 清华农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