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体系始终充满争议，在其演进过程中，既有各个国别的自身利益，也涉及到经济学的理论。国际贸易体系以前稳定了二三十年，现在不稳定了，可以考虑什么样的对策，有什么前景？

国际贸易体系的演变

 文/周小川

国际贸易体系正经受严峻的考验，以特朗普为首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正在颠覆大家习以为常的全球贸易体系，也是在颠覆全球经济体系。可以说，全球体系在最近的二三十年被普遍接受。无论是从全球经济贸易的实践还是从投资的实践来看，或者在教科书中，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体制。

实际上，回顾一下这个体系及其思维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国际贸易体系，或者说是国际经济秩序，始终是充满争议的。在其演进过程中，既有各个国别的自身利益，也涉及到经济学的理论。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梳理一下，国际贸易体系到底是什么，到底稳不稳定。以前稳定了二三十年，现在不稳定了，可以考虑什么样的对策，有什么前景。

国际贸易体系会引起一些金融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汇率问题。此外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金融的类似问题。

国际贸易体系是经济学非常老的题目，国际贸易理论也不是特别深奥的理论。亚当·斯密讲到自由贸易对大家的好处。然后就是李嘉图。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反复引用他的说法，马克思也亲自引用过。

比较优势理论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新贡献是在哪里？自由贸易是指对在这个体制里的一些国家都有好处。比如中国在跟周边国家或者和其他一些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有优势互补，所以贸易对大家都有利。李嘉图实际上又往前走一步。他说，如果没有优势互补，你们这两个国家，特别是邻近的，尺寸比较小的那种国家，自然资源禀赋都差不多：你要说你有什么矿，它也有什么矿；要没有大家都没有。劳动力的成本也都差不太多。这样是不是还有比较优势呢？他的结论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通过国际贸易分工，一个国家侧重于生产一样，另一个国家侧重于生产另外一样，每个国家都在它的专业上有了深化，然后生产上也有了规模效益。哪怕是任意分工的做法，然后开始进行贸易，也是对两家都有利的。

大家注意到，虽然都说自由贸易，但是有些人强调互补，有些人说不互补的国际分工也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所以就产生了比较优势理论。具体来说，比如两个国家要素禀赋也都差不多，生产鞋生产袜子都有优势，所以就都各自生产一半的鞋、生产一半的袜子；或者一个国家都生产鞋子，另一个国家都生产袜子，然后进行贸易。

马克思引用李嘉图是为了强调国际分工的好处，所以是非常明确支持分工理论。当然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分工分到一定程度上，可能对人性有一点不利的方面，所以说，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每个人，上午做一个工作，下午写诗，这样的话，人的发展更健全。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马克思分工理论支持国际贸易是没有疑问的。

二战之后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实际上是在多种力量的角斗中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当前看到的近二三十年的稳态，实际上是以前这几大流派、几大路数，在实践中角斗，在理论上也角斗，败的慢慢淡出后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多边体制。

所以，了解国际贸易体系演变的好处就可以知道，其实贸易是不断争议的议题，今后还会争议下去。二战以后的贸易体系到底是什么？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大约二三十年的过程中，有四种主要的实践，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理论支持。

第一个就是关贸总协定。大约在1947年，有二十几个国家成立了关贸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参加国基本上都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也参加了关贸总协定。最开始只有20多个国家，主张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依靠市场形成分工。然后贸易要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就要降低关税。在此之前，很多国家都把关税搞得比较高，而且有些国家把关税当作政府主要收入，是政府预算的一个主要来源。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观点，这是不利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依靠关税来搞财政收入的话，是一种比较落后的治理表现，不是像现代治理结构、现代治理体系，你没本事，所以你才靠关税。

在发展中国家，当时有不少国家就是靠关税作为政府收入，之所以过度依靠关税搞收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能力也还没有基础建立起符合现代经济的税收体系。比如说，直接税，就是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间接税，销售税或者增值税，这都不会搞，也没有经验，但是政府又要干事、要养政府官员，那么就靠关税。关贸总协定成立以后，开过若干次会议，每次会议讨论的基本上是要求关税水平逐步降低，越来越自由，范围也逐步扩大。但直到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才有了比较实质性的变化。

（二）经互会

另外一拨力量是谁呢？就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依靠的主要实践的理论是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经济学也是强调分工非常有好处。但是它的分工不可能高度依靠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分工，因为它没搞市场经济，搞的是中央计划经济。搞中央计划经济的时候，分工也是靠计划来分配的。像在前苏联那么一个大国，它内部分工都分配了。再把这种分配机制扩大到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老实说，有几个不太听话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一个是南斯拉夫，内部闹了好几次，波兰也不太听话。但是总体来讲这种分工和交换还是可以的，成立了一个叫经互会（CMEA）。

关贸总协定叫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CMEA就是经互会，第一个C，是会议、委员会的形式。MEA是指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所以叫经济互助的这么一个会。这个会覆盖了前苏联东欧的国家。当然它可以覆盖中国，也可以覆盖蒙古，也可以覆盖越南——如果它乐意的话。但实际上因为发展水平不一样，当时主要覆盖的是苏联东欧这一片。中国没有进去，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当时经济水平比较低，那时候要跟它们参与分工，苏联老大哥也看不上你。再有一个就是中国跟前苏联的关系有些紧张，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再往前，实际上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跟斯大林也是有摩擦，也是不信任的。所以中国没有直接加入到CMEA里。

这种分工是靠计划官员分的，分的东西按照现在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说，它不能真正体现每个国家的优势，而可能是一种硬性分工。举一个例子，我是学自动化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学自动化就是给企业设计自动化。当时想用控制计算机，也就是计算机控制系统。那时候的控制计算机，可以考虑的有两个型号，一个叫NOVA30，一个叫PDP11。那时候还都是很有名的机器。要用这个机器做自动化，但是机器要先生产出来。从国内来说，相当一部分要靠进口，那时候缺外汇，进口尽可能从前苏东进口，结果一部分到了，另一部分没到。那时候的外存储器不叫磁盘，而叫磁鼓，CMEA分工让保加利亚生产的，那时拖个半年、一年甚至几年都不到货，你就调试不了，导致项目泡汤了，反映了低效，反映了当时的分工的局面。这种分工是涉及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前苏联和东欧原来的体制解体了，中国叫其为剧变。前苏联解体后变成了好几个国家，比如现在中亚有五个斯坦，比如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波罗的海三国，这些都分离出去了。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分工体制也出现了解体。柏林墙倒了，体制就垮了，垮了之后，CMEA也就不存在了。

分工体制在解体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个是原有的制造分工被打乱了，所以好多东西也就没有订货了，没有订货了，GDP就下降了。再有一个就是即便打破了，还仍有可能维持一定的分工和系统集成，但当时东欧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制造商的眼睛也看不上前苏联的体系，眼睛都是向西边看的，就说反正我一脱离了以后，我就只想参加西方的贸易，参加关贸总协定，再不愿意对前苏联做贸易了。但是这些国家生产的基础、质量控制、技术水平实际上都没达到，所以跟西方打交道的时候，东西也出口不到西方，人家也不要。但是这些国家日常生活用品要买人家的，于是就造成了当时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全部停滞，甚至很多作废了，所以就使经济急剧下滑。过去分工的局面发生改变，甚至有一些前东欧国家逐渐就变为农业国。所以我们说CMEA曾是一个路子。

第三条路子就是以发展中国家——当时我们称为第三世界——以它们为主所搞的所谓南北贸易不平衡的理论基础上，要求建立的南北贸易新秩序，主要的形式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叫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这个贸发会议最开始是77个国家,然后到上世纪60年代就有超过100多个国家。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还是那些发达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有一些已经独立了，但是过去曾经是殖民地，还有殖民关系。

当时的理论是什么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平等，认为自由贸易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能够向它们所出口的初级产品，如矿产品、咖啡豆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被西方国家压成非常低的价格，而西方出口一点机器，比如汽车、拖拉机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用非常高的价格，所以西方严重欺负发展中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造成贸易条件不平等，造成发展中国家非常受抑制。

这个理论有没有道理？当时认为很有道理，中国也是支持这种道理的，也是反复这么说的。但是我们没有正式处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这个圈子里。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跟77国集团，就是不结盟运动也有一定联系。它们看中国，会问中国怎么不进苏联那个圈子呢？它们觉得中国不应该跟它们这帮人在一起，而应该进苏联那个圈，搞计划经济的分工。联合国贸发会议走到现在，调门已经改了很多了，不再那么强调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南北秩序的问题，这不再是那么核心关键的问题。

（四）自力更生、贸易最小化

第四个流派主体是当年的中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国际贸易不管好还是不好，反正那些人不带中国玩。其中一个原因是朝鲜战争，事后，西方国家反正也不跟你做贸易，而你能做的贸易也很少，所以就只能强调自力更生。另外，大国与小国相比，小国容易觉得搞分工了以后，大国占了便宜；而大国则觉得干脆什么都自己生产。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参加过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数学模型的研究，第六个五年计划是什么时候？1981年到1985年，还有很多未改的计划经济色彩。那时跟国家计委讨论，你们的对外经济究竟是什么思路？后来我们就归结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函数，叫填平补齐。

填平补齐是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就去部署补齐那个生产能力以便能够生产，填平那个坑以便都不再进口。本来我不能生产的，只能靠进口，计划工作的目标就是部署生产能力，把进口的东西砍下来，不进口，自己能够生产，把生产能力补齐。

当然了，你可能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你何必去填平补齐？用挣的外汇去买那个东西不就行了吗？这就要联系到外汇来讲。在前计划经济体系的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外汇都是高度短缺的资源。所以做计划的时候，就尽量把那些进口的东西全部替代。在拉丁美洲，曾有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对计划经济背景的中国来讲，曾是尽量要自力更生，不依靠进口，或者说将进口最小化作为目标。

于是，就有了这四种模式在角力。当然，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些角斗有一些中间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在前苏联，莫斯科正好搞1957年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是给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那个作曲家叫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那时候在苏联很火，因为1956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虽然原子弹氢弹是美国先弄出来的，但是人造卫星苏联是第一个，是很牛的。那时候苏联人办国际展览，就让人看人造卫星。但是美国人展览了一间厨房，就是所谓的“厨房之争”。这也就是说各种体制在做这种竞争。

对这些基础理论和贸易主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可能是“四小龙”。“四小龙”就是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四个经济体，出现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所谓外向型发展，也有人说是出口导向型发展。遵循的道路就是汇率贬值，即本币贬值，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政策改革，也在不同程度上吸引外资。

这套东西的起源可能在上世纪50年代末，真正见到结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已经比较明显了。最开始的时候，在过去理论体系下，大家认为，“四小龙”的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必将是非常脆弱的。要靠制成品出口，原料靠人家的，能源可能也靠人家的，市场也靠人家的，出点事你就不行。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出现了两次重大石油危机，一个70年代初期，一个70年代末期，能顶得住、应对得较好的还是“四小龙”。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人对所谓“四小龙”脆弱性打问号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扭转观念了。

观念扭转以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基础也受到冲击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台湾地区当时决定搞这个的时候，其内部的争论也很大。有人也质疑：台湾地区有什么东西能出口？台湾地区能出口的东西就两样，一个是大米，一个是盐，台湾地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和其他经济体竞争，没有任何东西比其他经济体、比美国做得好，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和比较优势理论对立的，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四小龙”从那以后就有一个起飞，这对中国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你看报纸，经常是批评台湾地区的经济都是靠美国人帮忙的，非常脆弱，一经风吹草动肯定就要垮台，没准明天后天就垮台了。但是后来，这种论调慢慢不占上风了。

当然，“四小龙”中间也是有差别的。一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基本都是城市型，规模小，不能比。中国大陆还有8亿农民都在农村住着呢，所以没有可比性。还有一个就是韩国，韩国比较注重重化工业。当时朴正熙——朴槿惠的父亲——最早启动了重化工业发展战略，虽然也搞出口导向型，但是重点不一样。台湾地区主要是中小企业，电子等工业的发展比较快。总之，过去的旧有体制受到最大的挑战是思维转变，再有就是理论方面的挑战。

“四小龙”之后，比较优势的说法就比较时兴了。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就是上世纪80年代，虽然报刊上有不少是批判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但是政策制定者比较务实，参与政策制定者的人开始知道我们要把出口搞上去。所以1981年人民币汇率贬值，人民币从1.9元贬到2.8元，以此鼓励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1978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外资委和进出口委。1979年首先出台了《合资企业法》。改革早期，法制的作用还是很弱的，第一部出台的，接近市场经济、接近公司法或者现代公司治理概念的法律，就是《合资企业法》。

再有，过去中国是学苏联，外贸是高度垄断的，我们当时就几家外贸公司，按照行业分工各把一摊，不得交叉经营，每一家都有财务核算，就等于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汇率。哪些家呢？中化、五矿、粮油、纺织品、土畜产、轻工等，主要负责进口的则是机械、技术、仪器仪表进出口公司。现在的商务部，那时候叫外贸部，负责计划和任务分配。工业部门不准搞对外贸易，不准自行经营进口，也不能出口。当时为了要改革，要允许工业企业出口，成立了两家公司，一个叫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贾庆林同志当时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这个路线背后的思路转变是：在原有的几套竞争体系的模式之下，受到亚洲“四小龙”模式的冲击。

有人描述：先有亚洲“四小龙”，然后有亚洲“五小虎”，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都算上，就是东盟这一片。但是对中国而言，体量那么大，能不能搞外向型经济增长战略是个很大的疑问。当时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传统，在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在汇率、税收、价格体系都存在扭曲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贸易搞好？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紧跟着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的体量，如果真是能搞成的话，恐怕世界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能全球制成品出口市场需求没有那么大的余量提供。

说到这儿，贸易理论开始有静态和动态之分。比较优势，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时候的观点看，基本上描述了静态合理分工。但是从动态来讲，贸易会联系到投资，会联系到科技，包括现在所说的知识产权，会联系到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当前还没有表现出优势，但是通过投资，通过引进技术，通过经济增长，慢慢就可发展出比较优势。在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使用动态模型来来描述它。但是也没有人真正设计出特别好的动态模型，于是出现了经验化的动态描述，叫比较优势转移理论。

比较优势转移理论特别重视劳动力成本，主要的经验是分析制造业出口的动态变化。有些制造业出口原本可能在日本手里，“四小龙”起来后就从日本慢慢转移过来。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来的比较优势慢慢会丧失。资源禀赋和资金不够都可能导致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其他国家就有可能接过来。所以比较优势是有梯度转移规律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时候，在中国，认为这有点崇洋媚外，甚至卖国的理论，说台湾地区不干的东西你去接。其实当时就是那样，台湾地区过去做折叠雨伞，它不做了就到中国大陆来做，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实际上，日本不做了的东西，可能有一部分转给了“四小龙”，慢慢又有很多东西转到了广东。在广东，有大量的香港商人。中国香港原来是有制造业的，现在没了是吧？香港的制造业的工厂都搬到内地了。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很强调比较优势转移，但这个说法比较时尚的年代是上世纪80年代。

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优势转移是套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之下的。与此同理，中国也不可能在某些制造业环节始终保持比较优势，所以有一些生产现在转到越南、孟加拉，特别是服装，未来的纺织、印染等也都可能向这些地方去转，这是有规律性的。

再有一个，研究动态问题，就是要研究转轨问题。也就是说，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地方，资源配置原本是一个样，通过转轨、通过价格改革、通过汇率改革等等一系列改革，造成了资源的重新配置。转轨本身是体现动态优化的，贸易比较优势也是其中最明显的一种动态优化。

在贸易理论争论的历史进程中，还有一个内容，我个人把它归纳为殖民主义的后遗症。非洲、亚洲很多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但是在上世纪上半叶到中叶的时候，很多国家都逐步独立了。虽然很多国家都独立了，但是由于过去曾经是殖民地，与殖民主是有特殊联系的。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是，殖民主过去掠夺了那些殖民地，所以有欠账感。第二，它也觉得这个殖民地跟它有特别联系，还是它的地盘。比如有法语非洲区，为什么都说法语？因为当地被法国殖民那么多年，就把法语灌给他们了。发的货币叫西非法郎，七个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央行，发行西非法郎。前两年马里出事，法国还派军队去，因为过去那是它的后院。

对这些老的有殖民关系的地方，一般来说，殖民主国家还愿意给它们一些优惠，所以在贸易方面就给了这些国家一些特别的优惠。比如可以不收关税就出口到法国来，等于我也支持你的发展。那时候，那些国家的制造业无法发展得那么快，所以没什么威胁，这基本上是殖民主一个优惠的做法。这个做法走着走着就不太行了。为什么？因为西方国家自己内部觉得，这东西不是平等竞争啊，谁对谁优惠都是双边的，所以就开始出现了多边主义做法。就从双边优惠转变为多边优惠，就出现了所谓普惠制。

普惠制是什么？叫GSP。GSP是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那以前，法国和西非有个洛美协定，内含优惠条款，洛美是法语非洲国家多哥的首都。GSP的意思是西方国家以后对这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普遍都优惠。不要说你对过去你的殖民地国家优惠，而是要普遍优惠。第二是非歧视，不歧视别的发展中国家。第三是非互惠，意思是发达国家对原来殖民地好，对它优惠，但是不要要求人家对你也优惠。

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香港和澳门全有普惠制，因为香港过去是英国殖民地，澳门是葡萄牙殖民地。但是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要改革了，也要发展出口了，对中国就没有普惠制。纺织品出口都有配额，我们就想沾普惠制的光，把服装制造放香港或澳门，也享受普惠制。还有这么一个议题，要想普惠制和特定关税安排能执行严格，就需要有原产地证明，就要有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标准。你生产并出口的东西的原料很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什么样才叫原产地？对原产地有什么规则？所以现在大家也可能注意到，国际贸易争议也会发生在原产地问题上。

（三）“君子协议”

再往下，刚才也说到了，比较优势是和投资相联系的，投资和技术转让都有可能制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所以这里涉及到OECD国家，也就是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怎么做？当然也涉及到它们相互之间的投资。在这个基础上就出现了个“君子协议”。比如和一个国家对原来的老殖民地去搞投资，你生产的东西可以出口给我，不能给别人，我给你的好处只是给你的。同时，你的市场也给我。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中型卡车，后来想上轿车，生产了雪铁龙轿车。当时是法国政府贷款，由中国银行转贷。贷款投资的钱就是指定的，意思是你必须生产我的牌子，买我的零部件，然后你打你中国的市场。它们知道中国缺小汽车，所以也不要求这车反销到法国。但通过“君子协定”限制后，就不准这样了。你要给政府贷款，银行转贷的话，就必须公平竞争。所谓公平竞争，一是人家以后生产哪家的牌子，你不能限定；二是买汽车制造设备是不是买雪铁龙的，不准做限制。都要公开招标，也许英国的，也许德国的。所以，有关贸易、投资、贷款等政策都是有联系的。

过去殖民主义遗留下的一些争议，导致这个体系的演变。现在的美国人，还有一部分欧洲人，批评中国对非洲、对南亚的投资像新殖民主义。意思有些贷款优惠不够，又有些是强买强卖等等。但是，中国的那些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留下的痕迹，没有历史欠账应予补偿的问题，也没有维护历史上的地盘而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至于说秩序不是很规范，那是有的，比如非市场手段、诚信等，包括有些产品不合格、欺诈等等，什么现象都有，早期都可以见到。但这不是它们所涉及到的新殖民主义问题，不是OECD的“君子协议”应该要管的内容，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不太懂，听说有这个“君子协议”，好像大家都应该遵守。

有这么多体制争议，存在着各种挑战和竞争，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体系就败下阵来，慢慢淡出了。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2018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有了改革开放，我们开始放弃了老的道路。前苏联、东欧的经互会都解体了，联合国贸发会议所谓南北不平衡的主张，被“四小龙”的经验给冲击了，也不太成体系，所以就剩下关贸总协定。中国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首次提出要恢复中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所谓恢复是指什么呢？二战以后的缔约国有中国，后来国民党拿走了，然后它们又退出了，所以中国不说加入关贸总协定，而是说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关贸总协定有过几个回合，其中，东京回合以前的几个回合，主要的焦点都是关税减让，然后扩大对商品交易的覆盖范围。东京回合对非关税壁垒给予重视并加以限制，以后是乌拉圭回合。乌拉圭回合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谈到了1996年，最后签署协议。当时美国人已经看出来，它们在比较低端的制成品方面已经没有比较优势了。很多已经是亚洲“四小龙”在做了，包括中国大陆也开始做。美国人想未来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想清楚后就把要放的东西放到乌拉圭回合里去讨论。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看到乌拉圭回合得出的结果。一个是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看到它未来的优势是服务业，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推出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要把服务贸易当作类似货物贸易来处理。也就大约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数字化生存》《世界是平的》等新的思维和愿景，说服务业实际上也有许多可以跨境交易的，当然流动性比不了货物。总之出现了服务业贸易总协定。

然后还出了两个协议文件，一个叫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另外一个叫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在乌拉圭回合，中国当时已经是观察员，所以对这些文件都签了字。我们现在在跟特朗普的队伍谈的时候，仍旧提醒他说，当时是你们自己的一些精英人才，确实脑子非常好用，认为你们未来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业，在知识产权，在通过投资来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所以你们把这三项东西都放到乌拉圭回合里头，都给搞定了，大家也都支持了。但是你们现在的团队好像全都转向了，想把大量制造业拉回本国，就出现这么多问题。

再紧跟着就是关贸总协定演变成了WTO。我个人认为，在世界贸易的理论和实践上，由过去四种流派演变成一种流派的时候，当时自由贸易流派是有点翘尾巴的。国际贸易的关贸总协定变成了WTO，1996年通过，然后经过筹建正式成立了WTO。你可以在文献上看到WTO跟关贸总协定的联系和区别。但是我读那东西的时候，文字比较晦涩，读完了还不知道它究竟想说的什么。我觉得可以做其中一个解读：就是当时觉得可以把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制改成当今这个会员制的国际组织了。因为大家都清楚共识了，既然大家都想搞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大家有好处，是共赢是公平的，唱对台戏的也基本没有了。那么就可以通过大家集体讨论研究新的规则推进就可以了。

但是，WTO成立后干成的事不多，真正的一件大事，就是2001年让中国加入了WTO。乌拉圭回合结束以后，WTO就启动了多哈回合，是2001年启动的，到现在没谈下来，已经将近20年了，现在似乎一点希望都没有看到。都说已经死了，搞不下去了。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20国首脑中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先商胡锦涛主席要开G20峰会。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20国领导还呼吁说尽快了结多哈回合，使自由贸易程度又能得到提高，领域又有新的扩大，又表达了反对用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危机带来的困难。但就是谈不下来。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会员制组织，反正每个人就说自己的，没有一个有效的妥协机制。

金融界有个机构BIS，就是国际清算银行，也是央行的组织，有一次搞了晚餐会请WTO总干事拉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时候有人发言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关贸总协定是个什么组织？是个层级组织，等于创始国形成了一个核心小组，这些核心小组达成了一个规则。后面想加入的人，不叫会员，叫缔约国，contracting party，就是你签合同。GATT合同文本已经有了，制度和规则大致都有了，你要想进来，你签一个contract。跟你没有讨价还价，只有你服从GATT的规则。它是个核心层体制，小圈子定规则。这规则已表现出实践的优势和生命力，后面人就只是签订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中国虽然说在1996年WTO形成之前也跟西方一些大国谈了正式加入GATT的问题，GATT这些国家有权说No，你要让我说Yes，对不起，咱们一条条查，看你符合不符合现在制定的关贸总协定的这些条款，你要同意你就签合同，你说你不认账就别进来。当然有些个别过渡条款和发展中国家例外性，还是可以商量的。

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有个核心小组在定这个规则。实际上它的进展是顺利的，也就是说，从战后最开始二十几个国家，然后逐渐发展到很多的国家。当然了，你说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肯定是另说的，但是GATT是这么一个规则体系，它形成了这么一个前行的过程。那么在WTO多哈回合总也谈不下来了以后，大家就回顾了，当时搞WTO以后，反而缺少了层级式推进体系。然后就有人想拣回一个层级决策体系，捡回了什么东西呢？TPP和TTIP。放下了成员国伙伴关系，另找一组十多个国家，想做核心小组，这个小组先商量一个规则，并率先签约推行。中国说那我也作为发起人加入TPP，它说不行，不让你加入，这规则不让你讨论，我弄出来以后，你要再进来的话，你就签contract，你没有别的讨价还价的余地。欧洲的TTIP也是如此，想回到这个架构。中国觉得可能不太好，东亚跟东盟等在搞亚太区一个叫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规则。

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支持多边主义，这是很得人心的。涉及贸易与投资的多边规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多边共识也会发生演变。为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多边规则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多边安排如何形成、如何演变。中国需要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起更重要的作用。

国际贸易体系的前行实际上不是那么顺顺当当的，不是说WTO已经很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要加入WTO，但实际上中国是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从关贸总协定谈起的，早期都是按照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路子来走的。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把思路理清楚了。

首先，是研究并运用了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反映到数学里，就对应了博弈论里的win-win  game，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就是win-win game。Win-win game的对立面是什么？就是zero-sum game：零和博弈。我们说，要摈弃零和博弈的思维，要建立win-win game的思维。其实这不只是个思维问题。这个game究竟是zero-sum、win-win还是lose-lose，是由game本身的特性和规则所决定的。比如说，绝大多数球类比赛就是零和博弈。踢足球，你要赢了他两个球，他就是输了你两球；篮球你赢他五分，他就输了你五分，所以就叫零和。这是规则定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改改打法，比如打篮球，各方只要进50分，就都算赢家，那球完全是另一个打法，但是那就不一定弄得出冠亚军来，你要喜欢冠亚军这套东西的话就不能用那种规则。所以是规则决定了是win-win还是zero-sum。

1999年是中国加入WTO谈判最关键的一年，时任总理朱镕基访问了美国，谈加入WTO的问题。克林顿当时不太愿意马上达成，随后又发生了美国炸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关系一段时间出现紧张。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老实说一般政府官员都不敢对美国人太和气，否则好像有点政治上不正确。但是就是在1999年11月，美国派了美国贸易代表Barshefsky、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Sperling带团来到北京谈，谈了6天谈不下去，决定第二天要走了，行李都已经运到机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是很清楚的，这事还是要做成的，于是第二天就又谈了，中方做了适当的妥协后，中国加入WTO一事，美国方面点头了。随后再有几个国家也点头了，最后于2001年正式宣布中国加入WTO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完了以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来华谈判的Barshefsky和Sperling，说这次谈成是win-win game，是双赢。当时翻译可能还不太熟悉game theory，就翻成了一个double win。后来领导人就发现好像不对，说记得应该是win-win。说明当时对博弈问题已经做了准备和研究。也就是说，比较优势理论和博弈论从数学上来讲是联系在一起的。再一个，贸易谈判的过程本身，大量的都是game。包括现在跟美国人谈，他出什么牌，你出什么牌，什么策略，都是game，所以game theory是很有用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还要讲一个理论，名气不是很大，可能没有多少人没听到过的。有个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以及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一起搞了一个理论叫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它是什么呢？过去研究比较优势的时候，多数是单要素，特别注重劳动力要素的成本。当说比较优势转移的时候，日本转到“四小龙”，“四小龙”转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转到孟加拉，这些变化都是基本上按照劳动力成本来转移。

赫克歇尔和俄林指出，应该考虑多要素，就是也包括资金、技术、自然资源禀赋等等。再有一个就是贸易的优势和投资联系在一起。原来没有优势，通过投资可能就能培养出优势。做出的结论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实际上还是比较隐晦的，但是这个结论对当今是有影响的：即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就是从未来来看都会趋向均等化。均等化，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将是工资均等化。意思是说早晚后进国家的要素成本将趋同于发达国家，这也是对全球化的一种理论支持。

所以在自由贸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联系到投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来讲，最终是穷国追上富国。实际上西方很多经济学家觉得，优势都是动态的，我不断创新新的优势，所以我也不会落后。老的东西转配置给你了、转移给你了，我又有创新了。确实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后来，格林斯潘有个测算，像美国这样的经济，加上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大概的生产率年增长有3%左右。而新兴市场经济如依靠比较优势转移，依靠投资培养新的比较优势，依靠技术跟进（学习技术总比创新技术容易），追赶型国家增长率可能到5%-6%，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到10%。这个要素成本趋同式追赶就会形成。这个说明什么？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虽然不是太显赫，但真正懂的人会看到的，后进国家会追赶先进国家，这是有理论支持的，而且追的速度很可能超过人们的预想。

美国现在的谈判策略是什么，美国的贸易理论是什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据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理论支撑？谁也不能说得那么准，但是有两点猜想。第一点猜想，美国人现在似乎没有贸易理论的支撑。没有一套理论，就可能会过分实用主义，有时零敲碎打，不成体系，让外部人也不容易看懂。同时，实用主义往往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人们又确实感到现任美国政府里没什么经济学家。没有特定的经济学理解，就不见得继续拥护过去共和党立足这么多年的所谓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政策体系。像任何学科一样，如果不充分吸收前人已做的研究成果和已形成的理论，一切都靠自己摸索，会碰很多钉子，路径将是很可怕的。

还有一种猜想，就是可能目标函数变了。一般来说，每个政府和个人的行为，都是想做优化。做优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我们再回顾前面所说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都蕴含了一种福利经济学的目标函数：想让经济增长，让人民得到福利，实际上大约是GDP最大化、福利最大化的这么一套想法。那么在想要一国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必考虑别国是不是也实现了最大化。我只考虑我的最大化。比如中国考虑自己的最大化，并没有考虑越南会不会搞得比我还好。但是特朗普可能目标函数变了，变成什么？可能就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像前面说的，如果两国实现了win-win，但你赢得比我多，这就不行。他要保持美国世界第一,要实现美国great again，所以不一定追求福利最大化、GDP增长最大化、就业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可能在他的概念里，即使如果是双输，只要我输得比你少，你追不上我，这就使美国变得great again。

中美的年度双边货物贸易是6500亿美元左右，中国出口美国约5000亿美元，美国出口中国约1500亿美元。所以，中国要是对美国施加关税或者各种限制，你的标的最多就是1500亿美元，但是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限制标的最多可以是5000亿美元，如果打起来，谁比谁占便宜？但是中国可以考虑贸易管制的可行性，别只看数量标的是1500亿美元还是5000亿美元，还要看贸易品多样化程度。因为美国搞某一项保护，法律上要经过各种调查，比如301调查，要一个个找证据，找证据的时候又发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非常多样化，不集中。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1500亿美元，有三个最大的集中商品，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飞机，一个大豆。管控多样化的进口产品自然比管控少数几种大宗进口产品难得多（当然，集成电路要另当别论）。

以上把国际贸易体系从历史、从争议、从它涉及到数学的一些思维，以及博弈中所碰到的问题给大家理一理。有些说法可能不全面、不够正统。但是在座的基本上不是搞贸易的，也不是搞经济学的，可能觉得这种讲解多少能理出头绪，理出一套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帮助大家下一步进行观察。对或不对，可以进行讨论。国际贸易和经济的这些说法在实践中最终会得到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