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相统一，根据所处历史方位制定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线，遵循生产关系及其逻辑结构变化的演进逻辑，探索经济制度变迁中的经济运行规律。每个阶段的经济思想均具有鲜明的承继与发展关系，是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内容。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指导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基本纲领  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不难发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党的纲领团结和感召人民，在坚持对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的最高纲领不懈追求的前提下，及时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最低纲领）。基本纲领是依据不同阶段党的总目标和总政策而制定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要求和特点，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阶段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主要任务，借此来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目标，并寻找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这就构成了党的基本纲领特别是基本经济纲领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集中体现，其提出的重要理论根据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阐释，而厘清这种阐释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确立与经济规律探索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GDP按现代统计方法估算，约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8%以上，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质量和效率上来说，中国封建农耕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推动着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水平开始显著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侵入中国，使封建主义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处于危亡之中。封建清王朝也曾采取措施力图挽救危亡，比如推动“洋务运动”，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表明在封建王朝的制度下实现民族自强求富不具可能性，需要探索新的民族“救亡”道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辛亥革命应运而生。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开始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并以这一理念为基础，提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初准备和动员。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中华民族”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建立起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历史起点。从一般意义上讲，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完成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事实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缺乏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能力，民国虽已成立，但中国仍然是处于贫穷、落后和混乱并受奴役状态的国家。就客观历史条件而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正由于辛亥革命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未能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未能真正认识并把握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性质和根本特征，从而也就难以明确革命的动力和方向，因此革命未能成功。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巨变，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思想理论条件和干部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李雅兴，2012）。但不可否认的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外来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传统封建势力仍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社会并未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如何继承辛亥革命的精神，完成其未竟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重点思考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革命实践性，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拯救中国的指导理论。五四运动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也开始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对中国未来做出了预判。在这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宣导下，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播，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马克思中国化的内在要素已开始形成，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金民卿，2015）。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自身纲领建设，也一直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究其本质，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结合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中共二大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在建党以来至建国前的28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以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基本纲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由于国情民情的不断变化，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举措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清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为何中国共产党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一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未走过的道路？这主要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国情有关。旧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落后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此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不可能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经济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自身力量弱小也不可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的首要历史使命就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将这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变成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而实现这一深刻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于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关键在于深刻剖析和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等。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基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历史阶段，而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同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实际上，中国不可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也表明，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也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实需求。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抓住机遇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然后再在无产阶段政权下补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这就是为何中国革命必须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胡绳，1999）。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阶段，这一时期党的经济思想也基本围绕着建立“统一战线”，夺取政权而产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通力合作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针对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在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并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时期的基本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奠定了阶级分析基础。在土地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武装斗争的计划，强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1927年举行的“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封建经济是中国反动力量存在的根基，并确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明确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实质上是通过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来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环节。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针对农民需求将粮食保障作为重点，紧抓农业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基于小资产阶级等群体的现实需求，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和具体举措（王诚、李鑫，2014）。在抗日战争时期，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也使得国内的主要矛盾出现了转变，民族矛盾成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政策：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些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初步形成（卫兴华、洪银兴，2011）。为争取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战，将抗日根据地内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毛泽东在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做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针对中国经济落后的社会现实，也指出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但也需要城乡兼顾。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方面，科学分析了国内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中国经济的五种主要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体提出了经济政策十五条，指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要让“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方式及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和准则（武力、王丹莉，2011）。

辛亥革命宝贵的经验教训、五四运动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为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完成了反帝反封建任务，建立起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伴随着新民主主义不同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产生和发展，主要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纲领阐释等，体现在为建立“统一战线”、夺取政权而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渡”政治经济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纲领确立与经济规律探索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社会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开展了3年国民经济恢复方面的工作，这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使得党中央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逐步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转变，进行“一化三改”，即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即“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可以看出，中共八大对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化认识，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前所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基本纲领很快出现了变化与调整，开始转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国民经济也因此深受重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索一直在持续，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济思想。

关于过渡时期问题，毛泽东曾准确指出过渡时期的时间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表明新中国成立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全面建立，接着就是和平向社会主义过渡，介于两个社会阶段的时期被称之为过渡时期。这一过渡时期既具有一般性，也有自身特殊性。这种一般性体现在中国不能强行通过所有制改变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从苏联转型经验来看，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如何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进行了曲折而又艰辛的探索，从早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方法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创造，但也表明无产阶级在已经夺取政权的前提下强行改变所有制关系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要想在夺取政权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为实现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体现在这一过渡时期并非两种社会制度转变的中间阶段。苏联革命和建设是基于旧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阶段。但从中国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终点是社会主义制度，起点却无法予以明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各个阶级合作，共同发展，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再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但从3年经济恢复时期情况来看，土地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未完成，还需要通过土地革命来消灭封建主义制度，也要继续进行解放战争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要在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让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空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卫兴华，2015）。事实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具有过渡性质，但过早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上是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认识不清，是对经济规律认识不够深刻的体现，从政策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长期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其中，“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次改造触及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如何协调各方利益，通过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来维护国内社会稳定，党中央吸取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进行改造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强制性的集体化和强行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是采取渐进式的合作社制度以及和平赎买政策来缓和国内各阶层间的矛盾，这也将有利于经济政策的有序推进。具体来看，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加入合作社。恩格斯曾指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列宁根据苏联在新经济时期的经济建设经验也指出，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适当形式，提出了“公社”“劳动组合”“协作社”等集体农业组织形式。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分散的个体经济已经不能有效地支持国家工业化发展，公有制下的合作制通过分工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这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比重高达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占比高达91.7%。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对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努力将剥夺者变为劳动者。事实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赎买政策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但并未实现的“赎买”政策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制定。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执政地位，夺取资本家的全部生产资料，将其变为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生产资料，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原则。但是，究竟利用什么手段是值得商榷的。从苏联的经验来看，他们是通过内战和行政指令强行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建立了全民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对资本家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此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拥有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村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或正在被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等。为此，考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通过初级形式（如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高级形式（如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立足中国国情，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逐步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赎买，这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创举。数据显示，截至1956年，全国私营工业的99%和私营商业的82.2%分别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底，工业化在“一五计划”指导下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得以实现。国内开始实行单一的公有制，采用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那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发展或者限制商品经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早已不复存在，但这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斯大林也指出，国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殊的没有资本家的商品生产，而流通和交换的过程集中在国营企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之间。“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调节者’。”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有利的工具。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针对当时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也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陈云同志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中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均衡发展思想，在工商业经营、生产计划和市场组织方面避免一刀切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情况，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并未将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相对立，而是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正确区分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加以结合并有效运用，走不同于苏联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是中国领导人结合国内实际和当前发展阶段所做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中国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的，而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仍以小生产为主。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大规模启动工业化，大量的资金来源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而“剪刀差”成为了国内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重要方式。这也为中国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常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实践发展中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农业发展受阻、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对苏联工业化道路建设的反思，形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协调各方关系，在经济方面具体要协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探索一条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开始“第二次结合”。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论述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问题。在强调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前提下，也应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通过这一系列的决策，使中国的经济建设逐渐走出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并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道路探索，为后续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实际安排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上，出现了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倾向，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而使国民经济在1962~1966年得到了较为顺利的恢复与发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基调，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以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工业、农业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周恩来重申了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事业上来。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也开始针对铁路、钢铁工业等进行全面整顿，工农业产品产量开始大幅度增长，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好转，但这次全面整顿并未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再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经济发展的曲折探索过程，但也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起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和平赎买民族资本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理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等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贵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纠正了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思想，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中国经济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明晰所处历史方位基础上，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蕴含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建设要求。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随着对改革开放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写入中共十七大党章，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数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验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和优越性，还需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范畴得以明确提出，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历史统一。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并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上进一步明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以看出，中国特色仍作为社会主义范畴基础上的附加成分，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上的延续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一般性与中国国别特殊性之间关系认识的体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范畴，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并列，视其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史进程中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刘伟，2021）。2011年7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个方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而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重点关注所有制结构变革及其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开始被打破。基于市场活力和资金缺乏等现实情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合法地位逐步得到承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畴，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此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等报告中始终强调要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上必须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坚持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同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在改革中不断调整与完善，而这重点体现在微观主体制度的改革上。一方面，不断深化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微观企业基础，是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从分配领域开始入手，主要经历了放权让利阶段、两权分离阶段、产权多元化阶段、抓大放小阶段、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阶段等五大阶段。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村农业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土地制度是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创了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离，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为农户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权性质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重点关注分配方式及其实现方式，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劳动产品决定着分配的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也需要基本分配制度进行呼应和配合。换言之，所有制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分配制度是所有制的经济实现形式，二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经济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从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关系来看，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相呼应，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相对应。这意味着除公有制经济中实行按劳分配方式之外，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实行按要素所有权分配，充分让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创造财富中发挥作用。针对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资产阶级的权利”，并在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过去平均主义的工资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并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确立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原则也在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与公平均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收入分配制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重点是资源配置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关系的本质及特征规定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上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为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创造了制度可能，进而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型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条件（刘伟，2020）。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为重要的突破，其具体内涵也并不是先验和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举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与马恩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有较长距离，但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私有制的统治地位，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培育市场机制，进行创造性探索（刘伟，2017）。1979年，邓小平在深入总结传统经济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法，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在修正中不断发展，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并在运行机制上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就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这一历史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发展成果，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在重点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城镇化率只有17.9%。邓小平指出，“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表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了与上层建筑相适应，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国内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情况，邓小平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通过“三步走”战略步骤加以实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小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实际上，要实现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必须制定有效的经济举措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针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为改变三农的落后状态，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其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个飞跃”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为主的“第二个飞跃”的基础，需依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以实现。针对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举措。当然，对于资金短缺但劳动力丰裕的中国而言，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前提，“引进的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引进的技术我们掌握了，就能够用到其他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在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开始从“引进来”转向“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0余年的努力奋斗，20世纪末总体上建成了小康社会，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等系列问题。面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胡锦涛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就需要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将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统筹好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基础上，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这一时期的实际情况，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了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理论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愈演愈烈，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新变化、新挑战与新机遇，十九大报告中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新的强调和丰富：“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同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这是党中央在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的基础上，依据新时代的总目标和总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

在制度机制上，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同时，继续聚焦微观主体制度改革。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继续优化所有权约束机制，并根据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性质和功能的不同，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则、分类考核，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另一方面在农村农业集体所有制改革上，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三权分置，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并在收入分配原则上采用新发展理念的“共享”原则进行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在运行机制上开始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实践经验和成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新概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大方面，将这三项制度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内容。三方面的有机统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遵循把握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坚持以新的经济发展观来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主线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是发展阶段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深刻认识和把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人们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相统一的体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并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社会，这一设想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列宁在此基础上也指出，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需要分阶段来逐步过渡，提出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美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蕴含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邓小平则根据国内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水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事实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非一个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阶段，而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由不同的发展阶段所组成，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与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二大针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任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逐步实现“温饱—小康—富裕”。为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针对国内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等问题，开始在农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接着乡镇企业在苏南异军突起，出现了“三元结构”特征，走上了从农村推进工业化和以城镇化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城镇现代化道路。从经济建设结果来看，第一步和第二步我们均超前完成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也宣告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也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个新阶段，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科学研判。作为第三步的阶段性目标，党中央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强调要在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在新发展阶段下，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努力。

二是经济发展观。作为经济发展的内核，经济发展观是关乎发展的内涵、本质、目的、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以回应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系列问题，对经济发展实践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指引作用。把握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确定经济发展观的基础。实践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观始终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相统一。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的社会矛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始终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提出并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观，并在经济发展观的引领下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采取针对性的经济举措，接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为导向的改革发展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物质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时，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本国情和冷战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以苏为鉴”的建设发展观完成了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基本建成了独立的工业化体系，但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为此，加快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形成了致力于建设、打造小康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观，国民经济甚至超前实现翻番的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仍是主旋律，为破解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试图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阶段下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正式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奋斗目标，坚持用新发展理念来破解新时代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想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就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在此过程中，五大新发展理念分别对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5个方面，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问题，开放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那么，应当以怎么样的方式、方略来实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需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核心上，在贯彻和紧紧围绕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结构、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转变。换言之，要想实现经济质量与效益并举的转变，关键是技术上的自主创新和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应着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调整，优化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区域间的共同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参与经济全球化下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推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构优化，这对应着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与“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广泛应用节能减排技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形成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对应着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和“共享”。坚持新发展理念，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发展格局是指经济发展中各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时空演变过程中，这种复杂的内在联系将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出现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等，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正确认识所处阶段和历史方位，坚持用新的经济发展观来构建新的经济发展格局，这是为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目标相匹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而作出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实现方式，二者都是对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落实。那么，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着眼于宏观布局，其本质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更多着眼于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在数量和结构、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适配，以期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实现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总供给和总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具体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根本依托，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坚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用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这三方面的要求都需要通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具体路径才能落地。与此同时，“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需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建立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让中国开始融入全球化经济之中。从试点经济特区到批准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再到设立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等，标志着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扩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要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也提到要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党的十七大则提出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将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难看出，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之中，要善于处理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互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树立风险意识，统筹发展与安全。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这意味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将安全融入发展的全过程，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基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开创性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系统回答了为什么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包括哪些内容？等系列问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三方面的有机统一。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了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这些都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直接产生或衍生出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涵，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与发展阶段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不同时期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实际情况，把最终目标和阶段性任务有机结合，将最高纲领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相统一，针对不同阶段矛盾性质及主要任务的差异性提出针对性的战略政策等，进而提炼出合乎逻辑的经济理论与思想，借此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积极探索经济制度变迁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思想。每个阶段的经济思想均具有鲜明的承继和发展关系，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是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体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百年奋斗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使中国人民实现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是以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立足所处阶段和历史方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制定出符合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必不可少的基础。在经济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脚踏实地地落实党在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方案”，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也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下的经济思想呈现出阶梯式向前发展的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规律认识的结果，是在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产生或衍生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最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始终遵循生产关系及其逻辑结构变化的演进逻辑。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生产关系及其逻辑结构的调整变化为着力点，努力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不同阶段的经济思想。

文章刊发：

刘伟、范欣：《党的基本纲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会》，《管理世界》，2022年第2期，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