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燕生 国际经济评论 2022-01-21 09:38

编者按：值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周年之际，2021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国际贸易研究室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核心是积极参与全球化、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度、广度达到最好水平。现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化出现倒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以及日益强调国家安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关注贸易自由化到更加关注边境后措施。区域化是对全球化进程的肢解，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成为制度之争、话语权之争和发展模式之争的场所。但只要世界贸易组织不宣布解散，它就永远是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阵地。世界贸易组织要想有所作为，就需要摒弃一些阻碍其有效运转的机制和程序。未来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的关键是融合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和基于共享的包容贸易，主要大国共同推动建立自由、公平和包容的多边贸易新秩序。

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从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的地位（以下简称“复关”）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WTO），有以下核心目标：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全球化，把握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文中也简称“入世”）既取得了长足进步，也推动了全球化的深度、广度达到最好水平，世界经济迎来了增长的黄金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担心的是“狼来了”，因为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企业与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力上的差距很大。当时最担心的是三个行业：一是农业，具有比较劣势的小农经济如何与西方现代化大农业竞争；二是汽车行业，此行业很难形成国际竞争力，较难在开放条件下生存与发展；三是银行业，当时国际上评估中国银行业全行业技术破产，国内则担心开放条件下如何留住中高端金融人才。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所谓“狼的冲击”并没有像人们预期那样发生。我们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以1994年为基期，中国贸易开放的程度就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对外开放战略，伴随着从复关到入世谈判的全过程，这是一个不断释放开放压力和冲击的过程。那么，入世后中国为何取得如此大的进步？这是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会带来远超预期的进步和变化？ 

第一，如何看中国入世谈判最后阶段的“三个重要让步”。时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回顾道，“我们在纺织品条款、特保条款、反倾销条款上做了让步，但坚持了‘日落条款’（即到期自动作废，纺织品条款于2008年到期已作废，反倾销条款于加入之日后15年、特保条款于加入之日后12年失效）”。这三个重要让步换得中国与美国在中国入世谈判上达成最终协定。从每一个条款看都很难接受，但从中华复兴全局战略和改革开放战略大局来看，则利大于弊。做出这项重要决策，没有损害中国发展的整体核心利益，反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巨大进步。

第二，如何看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世贸组织的专业人士，比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世贸组织前副总干事罗德里克 • 埃博特（Roderick Abbott）、世贸组织信息和对外关系司司长基思·罗克韦尔（Keith Rockwell），都认为中国是履行入世承诺的“优等生”。但同时，部分大国认为中国没有很好履行承诺。如何看待这个分歧？拉米曾讲过，中国是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优等生”，这需要得到充分肯定；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仅履行入世承诺是不够的。那么，什么是负责任大国？哪些是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责任和应尽义务？这些需要深入思考和全面评价。

第三，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继续加快还是放慢了？事实上，改革从来都不是线性前行的过程，而是曲折反复的过程。市场化改革一般分层进行，20世纪80-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到90年代末，商品市场化改革取得巨大进步，其标志是告别短缺经济、消费浪潮从吃饱穿暖转向了买车买房、市场需求驱动的产业发展从轻纺工业转向了重化工业和建筑业。在这个转折时期，入世后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能源的市场化配置改革，这场改革攻坚战仍在进行中。

第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收益远大于预期的原因。中国确实是入世应对的“模范生”，从1986年复关谈判到2001年入世，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都努力遵循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国际通行规则以推动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工业化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综合收益很大并且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是解放思想，入世是推动思想解放、凝聚共识的动态演进过程。从计划到市场，从农业到工业，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人们的认识普遍很难转变。人们当时最困惑的问题是，未来向何处去。从复关到入世，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深度参与其中并最终形成了社会共识。这是入世取得进步的思想基础。二是“开放开窍”，入世是推动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开放的本质是改革以及如何“开国际化的窍、法治化的窍、市场化的窍”，对标世贸组织规则和最佳实践，全面深化改革，并积极应对挑战。当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福祸相依、趋福避祸、转危为安”。三是释放活力，入世是充分引入外来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态演进过程。开放就是引入外来压力、激发社会各界积极因素、启动“干中学”内生增长机制的过程，在开放条件下活下来是每一个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自觉行动。因此，入世的进步源于大国活力充分释放的结果。2003－2012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中国的GDP按汇率计算增加了6万多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加了8万多亿美元。中国GDP的基数比美国小很多，但增量比美国大很多。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上升了15多个百分点，而美国GDP的比重则下降了。美国认为，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的结果，因此，要由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转向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秩序和基于价值观的多边贸易体系。过去的二十年，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经济社会转型，而美国经历了从科技泡沫破灭到金融泡沫破灭。

第五，从入世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年中国申请入世，是为了参与现代经济全球化、把握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现在全球化倒退，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且各国在供应链上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和本国利益优先。从全球人均GDP的增速来看，1990－2000年是3.3%，2000－2008年是7.1%，2009－2019年是1.9%。那么，2020年以后的十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能否保持在1.9%？因此，从人均GDP增速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就是要推动新全球化前行、新贸易投资前行以及新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前行。

二、二十年来多边贸易治理改革举步维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件大事：其一，全球的宏观政策和理论转向了严格反通胀的自由主义，例如，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其二，发展中国家普遍从结构主义理论和政策转向了市场化改革，出口导向的外向型东亚模式的示范作用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其三，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融入和助推了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的世界经济发展大潮。这三件大事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互联网革命和中美经济合作，造就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市场化改革、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世贸组织运行和全球多边贸易治理改革遭遇了障碍。一是采用协商一致原则的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下降。从美苏两大世界经济阵营竞争到“一超多强”新格局形成，世贸组织内部利益集团开始分化，出现利益多元化的新趋势，世贸组织协调一致的成本越来越高，分歧越来越大，严重损害和降低了世贸组织的权威和运行效率。二是美国不愿继续承担作为“老大”的公共责任。其标志是多哈谈判进程受阻时，美国告别多哈回合谈判协商中的推手责任，转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超大规模自贸区和诸边谈判，试图通过区域化和诸边谈判为全球经贸新规则建章立制。三是南北实力对比变化对国际格局和世贸组织前景提出严峻挑战。其中，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62%上升到2020年的74%。特朗普（Donald Trump）认为自由贸易秩序使“美国吃亏而中国占便宜”，锋芒直指世贸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拜登（Joseph R. Biden）回归多边贸易体系，锋芒也直指中国。美国主张世贸组织必须解决非市场经济导向带来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地位、透明度、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等问题，把世贸组织改革推向困境。

面向未来，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思考。例如，世贸组织和全球化还有未来吗？如果有未来，那么需要什么条件和努力？如果没有未来，那么没有世贸组织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世界？未来的趋势会是周边主义、区域主义、盟国体系、双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中国、美国和欧盟在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上可能走向合作吗？美国不重返TPP，是不是要构建更高标准的规则新框架呢？针对新的规则框架，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和准备？

从未来的趋势看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是兼容还是背离。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假定区域化与全球化相互推动。但从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来看，主要发达国家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存在明显的排他性因素，而且掺杂地缘政治因素，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毒丸条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担心世界未来越来越像20世纪20、30年代的情形。虽然现在人员、商品、服务和要素之间的跨境流动越来越频繁，但这不代表全球化趋势。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全球化不是自然趋势，而是需要构建自由贸易规则和秩序。

目前有三种全球贸易治理观：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秩序，这是19世纪后期形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完善的规则和秩序；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秩序，这是从奥巴马（Barack H. Obama）、特朗普、拜登传承的强调对等的边境后公平贸易秩序；基于共享的包容贸易秩序，这是多哈回合作为发展回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人类发展共同体延续下来的秩序。三种治理观的发展，可能在自由、公平、发展之间寻找新的共识均衡点。包容的核心是共享发展，这与本国利益优先存在分歧和对抗。目前的问题在于，价值观回归多边贸易体系，政治和经济捆绑、割裂世贸组织改革和未来全球治理秩序，美国可能通过诸边、区域、双边等各种方式打造新一轮远高于TPP、CPTPP的高标准国际规则。价值观联盟可能导致欧洲和美国再次结盟，将新老规则融合，寻求“自由、公平”的新规则体系。

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有很多讨论。实际上，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地位并没有明晰的定义，而是自我认证。20世纪50-70年代刚刚摆脱旧殖民体系、获得独立解放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有强烈反西方和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立场；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发展中国家受“华盛顿共识”和东亚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的影响很大；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则进一步分裂，如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间的分歧远大于共识。因此，基于共享的“包容性发展”可能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和差别待遇，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分属不同的身份认证。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地位及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核心是如何分类和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及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如何消除绝对贫困问题。

三、中国的选择

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包容”原则，并不排斥“自由”和“公平”。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与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推动自由、公平和包容的多边贸易新秩序。这会涉及边境后新规则，其中包括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在全球贸易治理新议题中，中国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未来有几种制度选择：一是遵循国际高标准规则；二是探索“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进适用规则；三是合作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构建人类发展共同体的新规则。其中要统筹协调三个基本目标：一是高标准，坚持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的高标准规则；二是惠民生，坚持社会公平，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切实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三是可持续，坚持绿色发展，推动净零碳经济和节能减排，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人类社会。

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是“动真格”的。首先，中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劳工标准，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等领域进行改革是“动真格”的；推动货物贸易零关税是“动真格”的；推动金融、电信、交通运输、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贸易开放是“动真格”的。其次，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零关税比重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90%提高到CPTPP的99.5%以上，这将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从而推动更高层次的创新开放。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构建人类发展共同体，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探索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强强互补型合作，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探索共享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合作模式，不搞“赢者通吃”，不搞零和博弈，不搞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营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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