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金融 再启内需 促进复苏

----2000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

张曙光

　　（50人论坛·北京）内容提要：世纪之交的2000年，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一年。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向好，扩张政策效应的积累和产业调整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束了连续七年持续走低的态势，开始步入上升轨道，年增长率达到了8%，增长质量有所提高，指导思想也开始从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向重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转变。
　　然而，经济复苏基础不稳的问题进一步显露，GDP的实际增长率仍低于潜在增长率，下岗人数依然很大，人力资源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城乡差别继续扩大，货币流通速度持续低迷，金融流程梗阻相当严重，消费物价虽有微弱回升，但通缩压力还未完全消除。经济的持续复苏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
　　2001年是此次经济周期运行的关键一年。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同时，加快改革步伐，在扩大开放和促进贸易增长的同时，继续启动内需，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的同时，扩大就业，特别要注意复苏和活跃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将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其态势有可能较上年进一步好转。
　　
　　一、总量态势
　　1．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2000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达89000亿元，同比增长8％。全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3685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比上年加快2.5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工业增幅最高的一年。其中，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轻工业增长9.5%。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14032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增速比上年加快2.7个百分点，是自1994年以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首次达到两位数增长。据测算，国有工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6.5%，比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增长4.2个百分点。股份制和"三资"企业也都保持了较快增长，增长速度分别为14.5%和14.6%；集体企业增速最低为7.4%。
　　
　　

　　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亏损下降。前11个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1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盈利总额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083亿元，同比增长1.4倍。前11个月全国亏损企业累计亏损额100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3%。
　　
　　2、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微升
　　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先在2月份出现了两年来首次正增长，接着在3、4月份连续向下调整，从5月份之后，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正增长，而后是连续两个月的正增长，11、12两个月居民消费物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分别达到1.3和1.5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物价变化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按月平均上升0.2-0.3个百分点。年终物价的上升主要集中在食品、居住商品上，衣着商品、服务项目价格变化不大，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用品、交通和通讯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价格分别比上月下降0.1％、0.4％、0.4％和0.2％。
　　12月份，受多年少有的寒冬影响，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月环比有所上涨，其中，新疆和吉林分别上涨2.5%和1.6%。华东、中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3、下岗失业减缓，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根据统计季报和企业抽样直报结果的综合分析，第三季度，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新增109 万人，减少119万人，三季度末，全国国有企业尚有下岗职工总数为667万人，比二季度末减少1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万人。据对企业抽样直报结果分析，在统计之外还有下岗职工40万人左右，比上季度有所增加。
　　1-9月，全国国有企业新增加下岗职工人数为305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110万人；新减少下岗职工人数为290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减81万人；其中，一季度新增大于减少24万人，二季度新增与减少基本持平，三季度减少大于新增10万人。
　　9月，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有216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85万人；其中一季度51万人，二季度78万人，三季度87万人，再就业人数呈逐季增加态势。1-9月再就业率为26%，比上年同期的35.5%减少近10个百分点。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商品销售比去年同期有较大提高
　　

　　2000年1-11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1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0084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比前10个月减缓0.5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3609亿元，同比增长17.2%，增速比前10个月回落1.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3744亿元，同比增长24.1%，增速高于全部投资12. 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8.5%提高到20.6%。虽然第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滑比较明显，但是，可以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可达11％，明显高于1999年6.3%的增长率。
　　2000年1－11月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472.6亿元，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年加快3个百分点。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实现18891.7亿元，比1999增长9.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 11580.9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8.4%。预计全年可以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4186，维持9.8%的增长水平。
　　
　　2．进出口同比增长较快，但增幅有所减缓
　　200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743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31.5%，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增长27.8%；进口2251亿美元，增长35.8%。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41亿美元。

　　2000年对外贸易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均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中国与10大贸易伙伴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东盟、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的贸易总额达4085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值的86%。二是一般贸易增速超过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元，增长32.9%；进口1001亿美元，增长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元，增长24.1％；进口926亿美元，增长25.8％。三是出口商品结构明显优化，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幅度较大，全年共出口1053亿美元，增长36.9%，比总出口增幅高出9.1个百分点，比重为42.3％；高新技术产品共出口370亿美元，增长50%，比总出口增幅高出22个百分点。在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467亿美元，增长74.1%，主要是原油、大豆等产品进口较多，增幅分别达91%至140%，而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也有30%多的增幅。
　　
　　3、货币供应量增长趋缓
　　2000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3.4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1万亿元，增长12.3％。狭义货币M1余额5.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0.74万亿元，增长16％。流通中现金1.4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0.12万亿元，增长9％。
　　到2000年底，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折合人民币为13.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75万亿元，增长14.60％；本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为10.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29万亿元，增长12.1％。其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2000年新增个人住房、助学和消费贷款2347亿元，占当年四行新增贷款的29.7％。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中，非国有企业贷款所占比例为48％，比上年上升2个百分点。

　　4、货币、资本市场交易活跃
　　2000年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共运行251个交易日，累计成交17207笔、金额达23192.49亿元，日均成交92.4亿元，比去年增长217％。其中，同业拆借、债券回购和现券买卖分别成交6728.07亿元、15781.74亿元和682.68亿元，日均量的增幅分别为104％、299％和782％。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的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2.4174％和2.3725％，分别比去年下跌21％和22％。
　　今年3月份以后，沪深股市在政策面、宏观基本面、资金面和投机行为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从年初的1300多点开盘，连续数月持续上扬，最终在8月份创造了2100多点的历史高位。8月份以后，随着200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预亏公告的发布，投资者发现上市公司的业绩并非象预期的那样好，加上ST、PT板块的拖累，9月上证综指一度回落到1900点左右。进入11月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上涨行情，并于23日创出了2125.72点的历史新高，然后缓慢下行。在12月份21个交易日中，阴阳各半。上证指数基本保持在2050－2090之间波动，最终于12月29日以2073.47点报收。
　　

　　
　　三，政策及其效应
　　过去的一年是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重要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束了连续七年的下滑趋势，开始步入上升轨道，年度增长率达到了8%，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结构调整有所加快，第二、三产业继续扩大，第一产业进一步下降，增长质量也有所改善，发展思路也开始由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向重视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转变。
　　经济运行转机的出现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向好有关，也是连续数年扩张政策效应积累的结果，还有一些改革举措的作用。
　　国际经济环境向好，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强和亚洲经济复苏，外部需求旺盛，带来贸易的高速增长，进而拉动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是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也依赖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在加入WTO上取得的突破，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和实施也起了重要作用。很多产品的退税率达到17%，平均超过了15%，在利率很低，汇率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出口退税一方面等于实际汇率贬值，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收入，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另一方面也没有限制进口。再加上打击走私和骗税力度的加强，几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较好的态势。
　　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已经持续三年，继1998和1999分别增发1000亿和600亿元国债以后，在去年初发行1000亿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长期国债，用于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有力地带动了投资需求。在政府投资增长的支持下，民间投资也开始启动。与此相配合，货币供应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金融机构也积极增加基础设施和技改贷款，加大了对投资增长的支持力度。
　　消费需求的增长得益于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的调整，1999年下半年出台的增加职工工资和提高“三条保障线”标准的政策，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而继续增加工资的许诺仍使人们有所预期；延长假期，增加节日消费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向职工出售原有公房，降低消费信贷门坎、减化相关手续，使得住房、购车、助学贷款的快速增长（占金融机构贷款多增部分的42%）成为2000年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最突显的现象。这不仅促进了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建材装修家具市场的繁荣，而且使得人们购房观念和行为开始从消费向投资转变。
　　体制上的调整为经济的回升注入了新的因素，证明了体制因素的扩张效应和长期因素的短期作用。去年初出台了《个人独资企业法》，并提出了“一放三改”（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政策环境、改善融资渠道和改善服务环境）启动民间投资的新思路，同时宣布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当发现《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时，年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取消了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双重征税规定（只征个人所得税，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使国企三年脱困而实施的减息减负、债转股等，虽然包含着明显的负作用，但对促进国有工业产出和利润的增长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结构调整方面，实施行政性限产压库的同时，出台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为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创造了条件。
　　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股市的表现，也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这既是宏观经济走势向好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状况的反映，这又与该领域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2000年先后出台了股票发行方式改革，新股发行市场化，培育机构投资者，支持金融企业上市，发展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作基金，同时筹建二板市场，酝酿国有股减持等，这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改善股票融资，活跃股市，而且通过财富效应（尽管很微弱），有利于改善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促进需求增长。当然，中国的股市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也很不规范，其中发生的问题还相当多，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虽然有的难以完全避免，有的则可以解决。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9月21日起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大额存款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起步。
　　
　　四，体制分析及趋势讨论
　　过去的一年，中国的经济运行虽然出现了复苏的态势，但复苏基础不稳的问题日益显露。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决策者也心存疑虑，提出既防通胀又防通缩的政策趋向说明了这一点，财政政策上的继续扩张和货币政策上的收缩迹象也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2001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国经济是继续复苏，在周期波动的上升轨道上运行，还是再次走低，甚至陷入衰退，取决于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以及据以在体制上进行的调整和政策上做出的选择。
　　2001年政府将保持上年财政投资的力度，拟继续增发1500亿元国债，以带动社会需求。此举虽有必要，但是连续的财政扩张，不但效应递减，而且负作用也已显现，它扩大了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份额和能力，不利于市场化的推进。我们已经多次提出转换财政扩张的思路，从扩张政府支出变为减轻企业税负，但是2000年的实践却与此相悖，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增长的三倍，增收部分比前年将近翻了一番，结果财政报喜，企业担忧。不论是正当的征缴，还是打击偷漏税，都来自企业，财政增收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减少。为什么不能在增发国债的同时实施减税呢。据了解，今年税收改革将在五个方面进行，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作为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第一步，日前外经贸部发出通知，从1月1日起对私营企业和科研院所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资格按国有企业的同待标准执行；二是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四是清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交通、车辆税费改革。这些虽然都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目标主要是加强征缴，为什么不能尽快推出增值税从生产型到收入型和消费型的改革呢？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正确做法是，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降至外资企业的水平。这样既实施了国民待遇，又降低了企业税负，还不会对引资造成不利影响。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财政改革和财政政策操作的另一个问题是，今年要扩大社会保障的复盖面和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缴力度，这也是需求做的。但是，如果不增加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而是将负担推给企业，必将增大企业的劳动成本。在企业盈利很少且无法增加的情况下，成本的增加只能通过两条途径消化，一是亏损破产，二是缩编裁员。这只能使下岗失业更加严重。其后果是削弱和损害经济继续复苏的微观基础。其实，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推进国有股减持就是可供选择的途径，前者早已提出，不再多述；后者的议论也很多，香港盈富基金的操作办法，也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在新的一年中，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值得特别关注。前不久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联系到去年的金融运行状况，不得不使我们有所警觉。自从去年下半年提出防通货膨胀和采取正回购措施以来，货币政策发出了从紧的信号，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逐月回落，M0和M1分别从6月末的19.5%和23.7%下降到年末的9%和16%，与此同时，国有金融机构也在收缩，县以下的银行机构都撤了，而民间银行又不让进入，于是高利贷乘虚而入，据有关人士调查，农村高利贷的发生率达到了95%。经营上也在收缩，由于利率结构不合理，分支行的选择一是把钱存放到总行，二是贷放给垄断行业，三是贷放给大型企业。金融渠道梗组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依然如故。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迈出第一步之后，也有停步和退缩之意。
　　与银行和货币方面从紧的迹象形成对照的是，股票市场相当活跃，形成中国股市全球一枝独秀的局面。2000年全球62个主要股市中，45个股指呈现负增长，其中21个跌幅在两成以上，而中国股市大幅上扬，包办了涨幅最高的前五名，上海B股涨幅达132.76%，市盈率达到60倍左右。资产收益过高导致其价格上升，而实物产品价格不变，其相对价格下降，股市不仅吸走了一部分流向实质经济的资金，而且出现了不小的泡沫。据测估，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放大系数达2.2倍。虽然泡沫不可避免，但泡沫膨胀决非好事。鉴于股市风险加大，当局提出加强监管保平安是有意义的，但在政策操作上却有不同选择：膨胀，破灭还是稳定？在宏观经济复苏未稳的情况下，不论是继续吹胀泡沫，还是令其破灭，都不是恰当的作法，很有可能使刚刚复苏的经济夭折，而保持稳定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复苏，而且通过实质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化解一部分泡沫。
　　加强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但目的在于放活，而不是管死，是监管者适应市场去改善监管办法，而不是削足适履，让市场适应僵化的监管。在这一点上，新的一年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银行方面来看，放开民间金融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无法回避的选择，没有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进而，只有强大的国家信用，没有发达的民间信用，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利率的市场化，上述一切也无从谈起。从证券市场来看，除了前面提及的问题以外，有关制度规则的建立和实施以及监管者的行为非常重要，甚至相当关键。比如，建立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一度吵得沸沸扬扬的“郑百文”破产案年末终于有了结果，在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强力干预下，采纳了由山东“三联”集团重组的方案，使证券市场再一次失去了建立退出机制的好时机，应验了“郑百文”一名职工的“国家不敢让我们破产”的预言。这就向市场传达了一个信号：在政府的干预下，连年亏损的ST、PT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极小，难怪“郑百文”重组案敲定以后，ST、PT股票全面飘红，再次推动股市上扬。好看的数字背后是证券市场主体更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再如，查处违规操作，这非常必要，但是一不能根据猜测，二必须一视同仁，前不久人们都在谈论基金黑幕，最近在讨论查处市场操纵行为，也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社会信用和市场规则的建立首先依赖于政府守信和政府行为的规范，金融市场的规范也依赖于监管者的行为。
　　尽管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的高位一直跌至年末的2470.52点，继1999年劲升85.6%以后，2000年下挫了39.29%，新经济的发展仍然是过去一年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也受到新经济的明显影响。为了鼓励发展新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政策，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工程和开发项目，力图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战略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一不是资金，二不是技术，三不是人才，而是一套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规则和环境。一要审批，二要持靠，三由政府出资，国有部门唱独角戏的作法，肯定是搞不好的。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区出台了两项改革措施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一是从1月1日起，园区内的企业可以不经工商部门批准，自由进入各个行业，法律限制的经营除外。这样，“超范围经营”一说将不复存在，为改审批制为直接登记制奠定了基础；二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发布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可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除外”。出于地区竞争考虑，上海立即响应，拟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高桥保税区推行，并实施更宽松的政策。尽管这些在国外已是常规，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思想的根本转变和重大革新。只是希望能够早日在全国范围推行。
　　2001年，国家计委预测的增长目标是7%，而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却看好中国，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人们普遍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却在7.5%左右。基于前面的分析，美国经济的走低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有限。只要我们能够恰当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金融，进一步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复苏，今年的经济情况有可能稍好于去年。这是能够争取得到的最好结果。
　　
　　（课题组主要成员：张曙光，赵志君，廖黎辉）

（中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