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多种风险挑战，中国成功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经济持续恢复并取得国际领先的增长，其中，工业相对服务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成为遏制经济下行、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但自2021年下半年起，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再次加大。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审时度势作出科学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求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由此，稳增长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工业是否在稳增长中继续发挥作用引发关注和讨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快速下降，引发对工业地位和合理比重的不同视角争论。一类观点将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看作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赵伟，2021）；另一类观点认为，制造业占比下降是早熟型“去制造业化”的表现（史丹和白俊骄，2019；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蔡昉，2022）。本文赞同后一类观点，并对工业稳增长提出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从经济系统看，工业稳增长包括支撑国民经济系统的稳增长和推动工业经济自身的稳增长。前者是指通过稳定工业增长来遏制国民经济的继续下行，推动经济走出疲软状态，防止经济下滑超越合理区间和社会公众可承受的范围边界。后者是指消除和防止工业经济自身增长的“不稳”，推动工业保持合理增速、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回归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从发展周期看，工业稳增长不仅是要稳短期增长和当下增长，而且需要考虑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稳短期增长通常是社会普遍理解的“稳增长”，其核心是应对当前工业面临的下行压力，让工业在短期内恢复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属于狭义的“稳增长”概念。稳长期增长是从长周期的工业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出发，着眼于推动工业可持续增长，不断培育、打造和转换工业增长的新动能，持续提升工业发展质量，促使工业比重长期保持在合理区间。

从发展协调性看，工业稳增长既关注工业经济增速与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的关系，也关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规模与效益的协调，质量与速度的协调，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有助于准确把握工业稳增长的内在逻辑，系统回答“为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是什么”即工业稳增长的定位与方向、“如何干”即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鉴于目前对工业稳增长在“为什么”“是什么”“如何干”三个问题上尚存在认知分歧，本文从对工业地位进行再认识出发，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工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效、短期困难和长期挑战，前瞻预判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环境变量演化趋势，得出工业稳增长的现实必要性与发展机遇；提出新发展阶段工业稳增长的基本思路，强调指出工业稳增长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八大关系，演绎出工业稳增长的价值定位与发展方向；识别提出促进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微观层面工业稳增长的九个着力点，延拓出实现工业稳增长的策略与举措。本研究有助于全社会深化对工业稳增长的认知并形成共识，对推动工业稳增长的实践亦有所裨益。

传统工业化理论对于工业地位与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变化的结论主要来源于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工业地位的认识与工业比重合理性的判断还要结合发展阶段、大国国情以及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工业是核心物质生产部门、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发展、应对系统冲击、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物质产品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经济增长首先要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工业是主要的物质产品生产部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从工业发展起步的。当前的高收入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过工业快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和就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提高以及比重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在20世纪50—7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大国均出现制造业增速快于GDP增速的阶段（郭克莎和彭继宗，2021）。Szirmai and Verspagen（2015）利用88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在1950—2005年特别是1970—1990年，制造业发挥着经济增长动力源的作用。1970年以来，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仍然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水平。根据OECD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均在20%以上，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超过25%，日本达到34.7%（见表1）；根据BEA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在1951年曾达到27.6%。制造业比重在20%以上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2015年不变价美元）均在14000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韩国制造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的时点，均是在这些国家迈过高收入门槛之后（蔡昉，2022）。由表1可以看到，除西班牙外，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到20%以下时，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日本、韩国的人均GDP水平虽然已经在3万美元以上（2015年不变价美元），但制造业占比仍然保持在20%以上。

在现代经济中，最终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活动都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而工业产品由于结构更加复杂，生产的迂回程度更高、产业链更长。由于工业生产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仪器等的投入，所以，工业具有很强的自循环特征，工业产生的需求会进一步带动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过程还需要来自农业、服务业的投入。在数字经济时代，工业产品不仅由各种材料、零部件、组件等组成，而且包含着不断增加的数据、算法和算力，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向用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工业产品成为硬件、软件、服务的综合体。因此，工业的发展不仅会带动工业本身，而且会带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其他国民经济行业的发展。影响力系数能够反映国民经济的某一部门增加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的影响，系数大于1，表明该部门对国民经济具有较大的带动作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个工业大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在1以上，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普遍小于1。各个国家由于在特定产业中的具体产品、技术水平、所处价值链环节、产业体系的完整度等方面不同，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也存在差异。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价值链比较完整，相应的某一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中间投入就会带动本国的国民经济相关行业更大的发展。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行业，美国的影响力系数为0.772，韩国、日本分别为1.196和1.102，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韩国、日本的价值链比较完整，而美国主要处于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加工制造环节大部分离岸外包到其他国家。

世界上主要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都是在工业高度发展之后出现的。即使到今天，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和水平提高依然无法离开工业的发展。一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呈不断增长趋势，即所谓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二是制造业产出呈现服务化趋势，制造企业基于产品开展的增值服务日益增加。当这些服务型制造活动规模扩大到由独立企业开展效率更高时，就会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由专业化的服务企业承担，在统计上被计入服务业的范围，从而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三是许多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工业为其提供生产设施和生产工具，制造业中包含的硬科技（如芯片、智能设备）是高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基础。

从长期趋势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比重会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大多稳定在10%—20%的水平。同时，制造业也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Behun et al.，2018），与经济周期的走势大体一致，但是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波动的幅度更大。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全球GDP增速为-1.3%，制造业增速为-9.8%；美国GDP增速为-2.5%，制造业增速为-9.4%。制造业对美国GDP的拉动从0.43个百分点下降到-1.17个百分点，是拉低GDP增速的最大的行业。二是从衰退期恢复的速度更快。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恢复到4.5%，制造业增速达到8.5%；美国GDP增速恢复到2.6%，制造业增速达到5.5%。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GDP增速从2019年的2.30%下降到2020年的-3.40%，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从0.20个百分点下降到-0.32个百分点，拉低GDP增长的程度弱于艺术娱乐休闲住宿和餐饮服务业，以及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产出虽然受疫情冲击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出现大幅度下降（例如，OECD国家制造业在2020年第二、三季度分别下降18.5%和5.7%），但是在2021年就陆续恢复正增长，第二季度增速普遍达到20%以上。制造业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无人化程度更高、内部的产业链联系更紧密，自我恢复能力更强，表现出更强的对抗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提供抗疫物资、稳定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的产业领域，研发投入最大、产出最多，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形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有相当大比例属于制造业。中国、日本、德国三个制造大国，制造业在商业企业R&D支出中的占比均在85%以上。2018年，美国制造业在商业企业R&D支出中的占比为61.5%，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同样是科技创新非常活跃的领域，2018年，美国信息和通信产业在商业企业R&D支出中的占比为24.7%，制造业与信息和通信产业R&D支出占比之和也超过了85%。2004年，美国制造业拥有美国全部专利技术的90%。现代经济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推动的。制造业由于研发投入大、创新产出多，成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OECD的数据，在大多数年份中，制造业对欧盟27国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2010年，欧盟不包括房地产的非农商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4.2%，其中制造业就贡献了2.9个百分点。从全要素生产率看，在1995—2009年的大多数年份，法国、德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制造业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领域。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从产品雏形到产品加工制造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伯杰，2018）。产业中的许多创新活动需要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产品研发设计人员与生产线上的工程师、技术工人进行频繁交流和互动。制造业生产环节的缺失不仅会损害一个企业的研发能力，而且会使包括先进材料、工具、生产设备、零部件在内的为产业服务的其他企业、基础性的R&D活动等在内的产业公地（Industrial Commons）遭到破坏，最终使制造业的研发设计活动也无法生存（Pisano and Shih，2009）。因此，国家在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制造业与制造业相关R&D活动在同一地点的共生，制造活动的流失会削弱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发明、创新和竞争能力。

从工业化的一般国际经验看，由于制造业存在自我内循环的特征与明显的外溢效应，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出现制造业比重的过早下降同时服务业比重虚高，其结果就是服务业的根基不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往往需要更长时间（通常是30年左右）进行重新“补课”（史丹和白骏骄，2019）。那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第二产业比重过早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过早提高的情况。即使是一些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陷入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制造业比重偏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较弱。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空心化”，不但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力系数小，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力弱，而且制造业许多创新的成果无法在国内变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经济“脱实向虚”的危害和制造业在吸纳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工业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的作用被重新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一系列振兴制造业的战略、法案和政策，设定提高制造业比重的目标，以期进一步强化在全球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提出了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在2019年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到2025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5%，欧盟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0%；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发布《工业5.0：迈向持续、以人为本且富有韧性的欧洲工业》，提出将以人为本、可持续性和韧性作为工业发展方向，以此推动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更加可持续、更绿色环保的欧洲工业的“新常态”。

当前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但仍然有必要保持工业稳定增长，维持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发挥工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创新之源的根本作用和应对系统性冲击的重要作用。当前工业稳增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430.7美元（2015年不变价），中国若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仍然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使工业增速保持较高水平。二是中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补齐产业链短板离不开工业硬科技水平的增强；新冠肺炎疫情走势尚不明朗，许多需要接触的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也需要制造业继续发挥保障应急物资供应、畅通产业循环、保持生活平稳有序的积极作用。三是从基本国情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1）。坚持工业的平稳发展并将工业比重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不但可以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而且可以保障实现共同富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工业品稳定供应。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颠覆性的数字技术不断成熟、扩散与融合，以数字化、绿色化为主要特征的再工业化正在兴起并形成新一轮的国际竞争，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是中国建设工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来的强劲发展韧性和取得的突出成绩为宏观经济稳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引发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叠加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保持短期和长期的稳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推动工业稳增长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愈发彰显。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克服困难，在全球较快实现恢复增长，量增质升同步推进，实现“十四五”时期良好开局。这其中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实现逆势增长的作用功不可没，疫情冲击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多重作用充分显现。

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外多重因素变局对经济发展带来系统性冲击而非局部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困扰，对服务消费、接触型消费形成巨大冲击。工业相对服务业表现出更强的发展韧性，实现更快的、持续性恢复增长。①工业增加值实现较快增长。2020年以来，工业增长改变了自2013年以来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和服务业增速的状态，扭转了自2011年以来工业对GDP贡献逐年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比同期GDP增速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高出1.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2020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较2019年大幅提高，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值，考虑到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八成，可以判断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出现了显著回升。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稳步提升。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速较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明显快于2019年；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速较上年提高30.2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8.2%，扭转了2019年同比下降的情况，且有近八成行业实现利润总额的正增长；营业收入利润率不仅较上年提高0.76个百分点，更是比2019年提高0.95个百分点。

近些年来，国家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机遇，加速布局新兴产业，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新兴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保持强劲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贡献力量。①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工业持续恢复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的整体平均水平。相应地，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迅速，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6个百分点，至12月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2021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两年平均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分别高出3.3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8.6%和45.0%。②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智能化、升级型、低碳型新兴产品实现较快增长，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2021年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产量同比增长均在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均增长1.6倍。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发展迈入快车道，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3.7%和73.7%，较2012年分别提高29.1个百分点和24.9个百分点。

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针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不稳、不强、不安全隐忧，近几年国家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韧性弹性、竞争能力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固链强链补链，不断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断点，推动工业经济循环畅通，对工业实现持续恢复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形成重要支撑。①系统部署和积极推进强链补链，补短板锻长板取得阶段性成效。全面梳理和分析了41个工业大类及其细类的产业链空白点和弱项短板，明确产业链供应链补短板的重点，组织开展强链补链行动，对弱项短板比较集中的领域加大攻关力度，特别是策划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一些重点产品和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传统优势产业链的锻长板不断推进，新型产业链加速培育，育链强链取得积极进展。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效果显著，补链强链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国家已经分三批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762家，带动各地培育形成4万多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其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中超六成分布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深耕行业10年以上，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7%，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央企业和全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平均专利数超过50项，许多“小巨人”企业在多个领域发挥“补短板”“填空白”作用，成为补链强链固链稳链的重要力量。

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影响，中国工业面临增长放缓、动力减弱、市场主体受困的风险。

受全球疫情反复、国内疫情散发多发、全球经济复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影响，工业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显著增强，对工业稳定增长形成较大制约。①从需求看，工业企业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根据2022年1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的调查，认为“需求不足是最突出困难”的企业超过了被调查企业的37%。如图2所示，中国制造业PMI指数显示，自2021年5月起新出口订单指数一直处于荣枯线之下，2021年9月起新订单指数始终低于荣枯线，且2022年1月又出现回落，表明需求收缩对工业企业生产的制约增强。②从供给看，海外疫情反复对原料产地、加工地、航运业等关键环节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原材料供应地如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受制于疫苗和防疫政策等影响，生产恢复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国际运输网络仍有较多梗阻，全球货运运力趋紧局面仍在加剧，2021年12月全球集装箱班轮准班率创下历史新低，运价水平较疫情前出现暴涨。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将供应链向内收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断点堵点风险可能加大，“缺芯”“缺柜”“缺工”等问题依然突出，对工业企业生产和出口造成持续冲击。③从预期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都下调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做出相对悲观的预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5000户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自2021年第三季度起出现明显下降，第四季度继续下降至37.3%，表明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趋于悲观。2020—2021年，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8%，低于2019年增速，且制造业私人投资近年来增长乏力和2021年增速逐月回落，都表明私营企业家对未来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信心与预期不足。

受到近年来工业增长总体放缓趋势的影响，叠加多个短期因素的冲击，尤其是三重压力的影响，2021年下半年开始，工业增速趋缓并走低，行业经济效益与不同地区工业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分化，工业投资和出口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面临巨大挑战。①从增长趋势看，2021年9月起，工业月度增加值同比增长缓慢，即使12月增速已经有所回升，但仍然只有4.3%，明显低于2000年和2019年同期增速。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增速、利润总额累计值增速均呈现逐月放缓趋势，且自10月起亏损企业数量、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值均出现同比上升。如图2所示，制造业PMI自2021年11月起虽然重回荣枯线之上，但始终处于荣枯线边缘，2022年1月又回落至50.1%，表明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放慢。②从出口看，2021年出口增长强劲对工业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但随着海外供需缺口收敛、中国替代效应减弱，加之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的高基数，2022年工业出口形势较为严峻，出口景气或面临拐点，出口稳增长的困难和压力加大，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可能减弱。③分行业看，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加之价格传导机制不畅，2021年行业经济效益分化加剧，部分下游行业经济效益不佳对工业企业生产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家具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下游行业的利润总额出现同比下降或增长低于5%，与上游行业利润总额暴增形成鲜明对比。④分区域看，各地由于工业发展基础、产业结构、经济活力不同，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韧性，工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有所加剧，“南快北慢”特征明显。2021年全国31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异系数^①为0.4657，高于疫情前的2019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后十位的省份中，最后九位都是北方省份，而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中，除了北京和山西外，其余八个都是南方省份。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工业增加值都增长较快，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很慢，辽宁、吉林处于增速最后两位，黑龙江的增速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工业企业的成长性、健康性、韧性、活力和竞争力是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不同工业企业因规模、所有制和行业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经营行为和业绩表现，对工业增长的支撑作用呈现分化态势。①小微企业相对大型企业的发展韧性更弱，稳定经营的困难和压力更大。一方面，小微企业在发展基础、冗余资源、管理水平、市场拓展能力、客户群体规模等方面都明显弱于大型企业，而规模歧视使小微企业的资源获取难度和成本更高，导致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更小、抗风险能力更弱；另一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系统性冲击，小微企业拥有的“船小好掉头”优势无法有效发挥，而其组织脆弱性的劣势被放大。因此，小微企业面临更突出的需求疲弱、成本压力和要素障碍三大痛点，经营困难更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小微企业问卷调查结果，2021年第四季度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比重虽然较2020年同期有所提高，但仍然只有26.5%。从制造业PMI看（如图2所示），大中型企业PMI自2020年以来基本在荣枯线之上，小型企业PMI则绝大多数月份都处于荣枯线之下，后者在2022年1月继续下降至46%，表明小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收缩。②外资企业在华制造业领域投资总体趋缓。从投资布局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外跨国公司加快了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在华的投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一个典型特点是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减弱，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出现收缩。制造业外资企业数已经连续多年出现下降，制造业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自2012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呈现较快下降，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缓慢。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自2011年以来其增加值增速几乎都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1年其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也较大幅度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不断巩固，但“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增加了工业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困难和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但这一任务面临较大挑战。①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2年开始出现连续9年的下降，由2011年的32.1%下降至2020年的26.2%。虽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制造业占比回升至27.4%，但这一回升除了制造业本身出现较快增长外，与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更严重、恢复程度不及制造业有关。如果经济和社会回归正常，制造业占比回调下降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制造业增加值自2021年9月起重新进入较低增速轨道，不仅每月低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而且第四季度明显低于GDP增速，这意味着第四季度制造业占比已然出现下降。②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实力较弱，传统产业占比较高、高技术与新兴产业占比还比较低，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主要处于中低端环节，话语权较弱。同时，由于生产制造日益提高的环保、安全、劳工等标准造成企业成本增加等多种原因，制造业利润较薄、利润率较低，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偏弱，相当程度上妨碍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只有6.53%，营业收入净利润率更低。

尽管近年来中国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工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进一步深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仍然是新发展阶段的迫切任务。①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占比不高，高端供给不足与低端供给过剩并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2020年转型升级指数只增长3.6%，不仅大幅低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增速，更是远远低于网络经济指数的增速。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但它们的占比都还不高。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1.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还较为严重，产能利用率偏低。②资源环境约束更加突出，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压力加大。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以内，意味着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较低，因此，只有能耗强度持续显著下降才能支撑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逐步落地，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印发后，工业作为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面临更高的节能降耗减排要求。进一步看，2021年能耗双控引发的多地限产限电问题，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速度没能完成预期目标，一定程度上与工业增长较快和制造业比重回升有关，这意味着未来工业保持稳定增长、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需要工业能耗强度继续显著下降，传统产业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面临更加紧迫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任务。

尽管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但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0到1”的创新能力偏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的背景下，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供应链面临不断增大的断供风险，对工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①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较低，重大原创性成果较少。2021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已经接近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但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仍然只有6.09%，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15%—20%的水平相差甚远，这使得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始创新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非常少，在国家基础研究经费中的占比低于5%，与发达国家普遍在20%以上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对企业可持续竞争力提升形成制约。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水平低，大量产业基础短板亟需攻克。尽管近年来中国工业加快了补短板、填空白的步伐，但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还比较低，许多重要产业对外依存度高，高端芯片、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在逆全球化回潮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四基”技术水平弱、自主可控程度低严重威胁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工业领域的补短板、填空白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发展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贸易表现出鲜明的“VUCA”特点，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相互交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形势多变难料（詹晓宁等，2021）。同时，全球实体经济朝着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转型升级，为中国工业培育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主导构建“安全开放、协同共赢”的区域价值链、加快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世界经济所遭遇的危机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显然是最具全球性的事件，其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疫情下，人类面临同一全球性威胁，需要依赖相同的全球性化解手段：疫苗、远程社交以及共同维持开放的世界经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脆弱性与韧性便成了全球化“硬币”的两面（WTO，2021）。这一重大风险事件的冲击及其“疤痕效应”导致全球工业生产布局在成本、效率及安全之间的决策导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增强韧性成为主要经济体维护产业安全共同且必要的选择。实际上，对韧性的关注并非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短期之策，近年来趋于收紧的全球贸易政策环境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中美大国竞争强化了主要工业国对于建立适度冗余和多元化产业链的需求（詹晓宁等，2021），这种需求被疫情固化为国家战略与企业策略对产业链韧性和供应链安全的“双重偏好”。然而，基于安全稳定诉求的产业链韧性偏好并未表现为生产布局的分散化，恰恰相反，全球工业品市场集中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把生产活动和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或周边国家，是后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体系调整的方向，进而使国际生产体系中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地域分布（杨丹辉和渠慎宁，2021）。

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供应链受阻、贸易和投资活动低迷、复苏不稳定的困局。世界银行2022年1月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强调，由于疫情反复、各国财政支持减少以及供应瓶颈尚未消退，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1%，2023年增速进一步下降到3.2%，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表现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以分化为典型特征的K形走势。其中，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和投资有望回归到疫情前的增长态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却并不乐观，中国经济则很难维持2021年上半年因外需强劲恢复而实现的快速增长，预计2022年增速将回落至5.2%。与新工业革命和贸易政策变化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在发生初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更多地被判断为外生的短期冲击。随着疫情持续扩散，其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全球物流体系遭到的破坏也远超预期。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生产内向化与经济全球化倒退可能会动摇现行产品内分工体系和链条式的增值范式，进而改变各国政策的导向。以美国为例，一旦因疫情防控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所有需要的产品均可在本土生产，不再考虑成本问题，政府将为企业生产布局的调整提供合适的补贴方案，这意味着今后美国政府允许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本国企业建立不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抗疫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重大战略成果，但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冲击的“常态化”，全球供应链体系向区域化方向调整逐步就位，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贸易秩序趋于恢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订单的依赖减弱，进而形成一定的分散和替代，将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品出口增速的稳定性。

2020年以来，粮食、能源、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大幅攀升，此轮大宗商品价格重归高位既是对疫情冲击的反应，也是2012年之后国际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周期性变化的表现，需求刚性、地区局势紧张造成供给不畅、全球碳中和等因素则强化了能源和工业原料价格涨势。尽管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趋缓迹象，但通胀压力增大并转为预期脱锚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World Bank，2022）。针对能源原材料价格普涨的问题，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及时出台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有效阻断、延缓了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的路径和进程，对稳增长保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供给侧看，虽然上游行业的盈利水平在这一轮行情中得以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这种状况却难以稳定持续。通胀压力向下游加工环节渗透不可避免，这对利润普遍微薄的加工制造企业采购原材料、承接订单和安排生产带来了现实困难。尤其是外贸企业，原材料价格拉升与电力供应偏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对企业利润形成了同步挤压，致使不少出口企业在2021年遭遇“丰产歉收”的窘况，加剧了上下游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类型市场主体之间经营绩效的分化。从需求端看，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总体上超过工业制成品，但由于疫情下各国劳动力和就业市场恢复滞后，未来一段时间通胀的影响会继续向内需外需两个层面扩散，将进一步加重需求转弱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压力。

长期而言，大宗商品价格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杠杆，且具有较为突出的周期性演进规律，高企的行情不利于疫情中全球生产和贸易恢复。客观地看，中国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形成机制中的权重仍在上升。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消费升级推动石油、煤炭、铜、小麦等大宗商品和基础金属的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同时，双碳目标刺激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行业产能扩张，对锂、钴、稀土等战略性矿产的需求快速扩大，关键金属国际供求关系趋紧，而受疫情冲击，车载芯片、风电装机材料等原材料价格猛涨，新兴产业供应链的安全风险凸显。目前，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主要由发达国家的大矿业公司和金融资本共同操控，粮食、能源、矿产领域的国际利益格局短期内很难发生重大转变，大宗商品和工业原材料的定价机制及其近期价格走势对国内生产消费、出口成本控制以及进口贸易条件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对其他国家施压，采取“长臂管辖”、以国内法取代或凌驾于国际法等手段，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制造障碍。从2021年6月推出供应链百日报告——《建设韧性（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广泛增长》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新能源电池、稀土和药品四大领域的供应链韧性（弹性）进行全面评估，到强化“印太”战略、出台针对中国产品贸易的法案，再到2022年1月发布《加强规划安全、国防部和情报系统网络安全》备忘录以保障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加强本国供应链安全管控步步为营，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意图愈发明显，手段更加密集和多样化，形成了日益机制化的工作安排和政策法律体系。另外，近年来美国政府频繁施用《反海外腐败法》《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冲突矿产条款》等国内法律，对中国企业海外矿产开发和资产并购做出了广泛而严苛的限制，受限的中国实体名单越拉越长。在美国施压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先后宣布将中国5G设备排除在采购和合作的对象之外。这些“去中国化”的安排进一步挤压了中国通过利益共享获得战略性矿产、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国际空间，放大了芯片、工业软件等国内产业短板的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企业投资发达国家构成了实质性障碍。给中国5G、集成电路、油气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正在培育优势的新兴领域及其市场主体造成了严重困扰，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长期安全稳定、提升工业整体素质、保持工业生态活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

自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近300年中，工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人类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然而，伴随着经济结构变迁，传统工业对高端要素的吸引力和黏着度减弱。即使在世界工业强国的美国，那些曾经支撑中产阶级的传统制造业就业岗位也被贴上了4D（Dark、Dirty、Dangerous、Declining）的标签，唯有开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范式和组织方式变革才能使工业在各部门之间的要素配置竞争中重获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面对新挑战，工业再度展现出自我革命的特质和内在机制，新工业革命用网络化、分布式、自组织型的新型研发生产组织和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制造”，赋予工业生产4S（Sustainable，Smart，Safe，Surging）的全新面貌。毋庸置疑，技术创新始终是影响工业增长、结构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而数字化转型则是工业技术创新和范式变迁正在发生并将持续深化的重要的趋势之一。但从实践进展看，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同行业、产业链不同环节以及不同规模的市场主体而言，附着在生产端的数据要素显然有别于消费端生成的数据，关于其归属、定价、交易机制以及增值收益的分配，除了需要在法律上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形成具有共识的国际规则之外，更重要的是，现阶段一些核心技术和硬件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由5G赋能的高速网络连接理论上有助于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应用，但在制造环节，基于机器互联互通和零部件可换性的共享生产和协同制造才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仅对生产线开展信息化的“修修补补”难以满足智能制造对整个工业生产环境和产业生态进行动态重构的要求，差别化的数字技术和智能解决方案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利润来源。同时，新知识分解和传播加快了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新兴产业群与运用新技术实施改造的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二者的技术和市场重叠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掌握共性技术或专利的企业可以服务于多个相关行业或整个产业群；另一方面，跨界融合对以单一知识或技术作为产业划分依据的既有规则带来了冲击。工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标准化与非标准化共存、批量化与定制化兼施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工业生产及其组织方式的鲜明特点（李万，2018）。历史地看，历次工业革命中通用技术更迭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甚至近期火爆的工业“元宇宙”概念及其产业化应用仍被各界寄予厚望。总体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无接触需求有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共识，改善数字技术和产品研发投入的预期，通过不断凝聚高质量的要素，丰富应用场景，数字技术与生产率之间将建立正向关联，持续推动工业产出提升和生产环境优化，为后工业化时代制造范式创新和生产组织变革画出清晰的主线，从而为中国工业稳增长育动能提供了新方向新路径。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生产布局总体上呈现外向化、发散式的变动，这恰恰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的时期，以劳动力成本作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主要动力，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成本。但近年来，在新工业革命、“逆全球化”、不断显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跨国公司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压力增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詹晓宁等，2021），制造范式演进与贸易环境转向正在改变生产附加值的地域分布、全球价值链的长度以及其重组方向和治理模式。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中的重要性降低。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即80%以上的商品贸易不再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在一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上，劳动力成本导向的贸易份额明显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从2005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3%（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的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会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生产体系重构“加速器”的角色，但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收缩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驱动，导致全球价值链出现“内敛”的动力和倾向。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的测算，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快速扩张转向收缩放缓的阶段性变化清晰可辨（ADB，2021）。1995—2008年，基于贸易和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别由35.2%上升至46.1%，从9.6%上升至14.2%。2010年以来，供应链回流直接拉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到2020年，上述两个参与度指标已分别下降至44.4%和12.1%。全球价值链上出口排名前5位的国家中，除了荷兰之外，中国、德国、美国和法国参与度的演进方向均与全球趋势一致。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一向由少数先行国家掌握，在新工业革命初期，新兴领域会存在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加之2021年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协议达成，促使制造业进一步回流发达国家，本土生产得以强化，引发主要工业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转而投入到更易于掌控、更具稳定性的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之中（Antràs，2020；Seric and Winkler，2020；ABD，2021）。其中，尤以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在2000—2010年和2010—2019年两个时间段中，中国间接贸易增速由20.0%大幅回落至4.6%。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增速的变化既是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结果，更反映出加入WTO后中国通过广泛深刻参与全球分工而快速实现进口替代的产业升级独特路径，成为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增强、内循环巩固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意味着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工业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面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与发展中国家新“成本洼地”双向挤压下比较优势衰减、链条开裂的局面，中国迫切需要立足新发展格局，通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建立与国际生产体系的新链接。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与区域化趋势同步。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得益于运输和通信成本下降，全球价值链不断延展，产业内分工深化，长距离贸易快速发展，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货物贸易收缩，从2000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1%下降至2012年的45%。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发生转变。WTO的测算显示，2013—2018年，区域内全球商品贸易份额提高了3.2个百分点。进入数字时代，自动化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根植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日益显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倾向于配置在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相近的区域内部，致使这类价值链更短更集中。由于现行多边体制对国际生产格局变化的反应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国势必寻求建立能够更好地维护产业体系韧性的治理新机制，新型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为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区域供应链体系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制度层面有力支撑了生产布局的短链化、区域化。在全球生产结构重塑的大背景下，尽管亚太分工体系的梯度仍然存在，但已不再遵循单一的“雁阵模式”，而是趋向多元驱动，从而为中国以RCEP落地和申请加入CPTPP为契机，深度参与亚太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带来了机遇。

进入21世纪，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传统工业文明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工业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增强，主要工业国相继确立了碳中和目标，世界范围内绿色竞争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矿产领域，而是在绿色产品、低碳技术、生态系统、排放标准、环境规制、企业管理、消费方式上全面铺开，正在改变工业价值创造的内涵和外延，而碳交易机制则对工业企业利润来自领先技术、差别化营销策略和精益管理的竞争导向带来了新的挑战。

总体看，全球碳中和的发力方向仍集中在技术减排、结构减排和政策减排三个层面。其中，大国能源转型是全球碳中和的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是，2020年以来，欧洲、北美遭遇能源供给短缺和价格急涨以及中国发生限电风波加剧了可再生能源安全的全球性信任危机，引发了对于政府过度激进地推动碳中和的争议，但高企的能源价格并未对传统油气开发投资构成强有力的投资刺激，相反，全球石油、电力等大型能源企业越来越关注低碳业务。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针对气候变化的股东决议，支持率从10%上升至40%，同期钢铁、水泥、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现金流投资比长期平均水平减少了四成。但也要看到，虽然资本市场对于脱碳项目投资表现出更高的热情，但目前的政策力度未能消除市场主体因低碳技术研发和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而对绿色项目产生的顾虑。世界范围内绿色技术尚未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突破并获得稳定的技术经济性，这一现实情况导致技术减排的效果远未释放到位。同时，随着电力、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工业领域减排空间缩小，结构减排的潜力势必转向服务业，包括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在制度减排方面，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影响深远，虽然对于避免形成全球碳排放“洼地”，缩小国家之间工业品生产和出口的“绿色级差”具有一定的建制意义，但在保护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碳关税无疑将使脆弱的多边体制雪上加霜。先期实施碳关税的行业为电力、水泥、化肥、铝和钢铁，这些恰恰是欧盟碳市场（EU-ETS）所覆盖的领域，表明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作用对象主要针对中国等产能和出口大国，传统高耗能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多绿色壁垒的阻碍。

全球碳中和目标召唤新的实现路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以及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仅为企业绿色产品设计制造销售提供了新的研发理念、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而且传统产业绿色改造、资源回收循环利用方式的绿色化创新同样要以丰富优质的数字要素和信息平台做支撑。在供应链管理上，依托云服务赋能上下游用户节能减排，利用数字工具对生产和销售环节碳排放进行量化分析，有助于企业将基础架构和应用程序迁移到云服务中以提高性能并减少环境影响，开发强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识别绿色增长点，不断提高对长期ESG风险的应对能力，主动进行优化能源结构、开发脱碳技术的前瞻性布局，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同频共振。

展望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净零排放的工业生态体系，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持续的双向探索以及更加专注、有效、协同的国际行动。绿色发展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更是中国工业由大转强的必由之路。在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变进程中，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各行业的排放水平存在级差，“十四五”时期，工业碳达峰窗口期明显偏紧，特别是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传统“高碳”行业的减排压力增大，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现实紧迫性凸显；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顺应了工业价值实现多元化的潮流，对于促进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形成新增长点，应对全球绿色竞争，保障国家能源和产业安全，开启新型工业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作为中国经济的产业主体以及国际竞争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的领域，工业部门绿色发展蕴含着新的机遇与国际合作空间，对于稳定全球能源矿产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按照本文对工业稳增长内涵的理解，工业稳增长的政策框架设计需要着眼于工业稳与宏观经济稳、当下稳与长期稳、行业稳与区域稳的统筹协调，同时处理好稳增长与育动能、工业与服务业、疫情防控与工业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稳链与补链强链、工业化与绿色化、产业集聚与区域均衡发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技术创新的孵化场、应对系统冲击的稳定器。宏观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求工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工业稳增长既要着眼于应对疫情冲击与三重压力，也要将工业发展放在逆全球化回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低碳革命正在兴起的大背景下；既要参考工业化的历史规律，也要考虑数字化、绿色化条件下工业化呈现的新特征、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也要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国国情、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任务。

在政策目标上，既要保证当前工业增速稳定，给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要坚持创新驱动，推进解决产业链韧性不强、水平不高的问题，发展工业硬科技，培育壮大工业增长新动能，加快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具有韧性和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增强工业长期的持续增长能力。在稳增长过程中，既要注意保持工业一定的发展速度，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也要注意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地区布局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尤其要大力提高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模式新业态比重，构建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产业链环节企业融通发展、同向发力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产业集群引领、地区间各具优势和分工协作的区域均衡发展产业布局。

在政策措施上，摒弃过去大水漫灌的发力方式，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产业门类齐全和配套完善、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领先的数字经济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等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发展机遇，针对工业基础不牢、产业链不全、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等问题，找准影响工业增长、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短板、痛点和堵点以及不连续创新带来的换道超车机会点精准发力。

在政策工具上，要强化全局视野和系统思维，稳增长既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也要重视需求侧对拉动创新、扩大销售、吸引投资的重要作用；稳增长政策不能局限于工业本身，而是要在工业紧密关联的产业（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工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综合发力；工业稳增长也不能局限于产业政策，而是要综合利用产业、创新、投资、市场、外资、外贸等方面政策，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形成工业稳增长的合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工业发展也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面对中国工业发展所处阶段、工业化一般规律、工业发展趋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科技和产业变革、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方面影响因素的交织缠绕，工业稳增长需要处理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稳增长与育动能的关系。将解决当前影响工业稳定增长、造成工业下行的问题作为振作工业经济运行的重点任务，通过政策适当靠前发力使工业驶入稳定增长的轨道。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立足当前还要着眼长远。一方面，要在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关键零部件供应不畅、双控任务紧迫等重重困难中主动破局突围，确保宏观经济在合理的增速区间高质量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策工具用力过猛、方向不当而产生新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要把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育动能有机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兼具二者功能的政策工具，资金投向兼具二者效果的领域，通过着眼于中长期调结构、育动能目标的政策发力和体制机制改革，带动当前工业的市场销售、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对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但能够直接带动工业相关产业增长，还能够通过市场支持加速新技术的成熟，并为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打好基础。

第二，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水平、附加值不高，高端服务业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而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又是为工业服务的。制造业具有产业链长、对其他产业带动力大的特点，特别是随着制造业向高端升级与数字化服务化转型，无论是制造业价值链投入中的服务活动比重，还是制成品相关联的增值服务规模，都呈持续提高和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增速明显加快，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动能。因此，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并不矛盾，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工业的稳定也为服务业的持续稳健增长打牢基础，通过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需求和扩展服务型制造活动，推动服务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优化服务业的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质量。

第三，疫情防控与工业发展的关系。由于疫情防控做得好，中国工业快速复工复产，在全球疫情蔓延、工业生产未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工业产品出口高速增长，进一步带动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但是也要看到，一些疫情散发地区防疫政策过于粗放、死板，执行防疫政策层层加码，对跨地区人员、商品流动造成较大影响。进入2022年以来，丹麦、挪威、法国、美国、英国、荷兰、瑞典、爱尔兰等国家已经取消全面防疫措施。全球疫情的逐渐缓和将使全球的工业产能恢复、经济回暖，虽然会扩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解决芯片等关键工业投入品供应短缺的局面，但也会由于全球产能的释放减少对中国工业产品的进口需求。需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行更加精准的防疫政策，对疫情走势与国际防疫政策的影响进行及时研判，对国内防疫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在维护国内防疫秩序与确保外循环畅通之间做出更加科学、精准、适用的安排，保持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实时互动和高效贯通，既要让中国工业抓住全球经济常态化的增长动能，也要做好“后疫情”时代对中国工业发展不利影响的应对预案。

第四，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产业竞争不仅是单个企业的竞争，更是产业生态的竞争。产业生态是由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不同形态、产业链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类企业在产业生态中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大企业是生产要素的整合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和产业链的掌控者，中小企业在生产品类繁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产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工业稳增长育动能不仅要帮助大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困难、提高发展质量，培育拥有前瞻视野、领航行业发展关键力量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国际生产布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也要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要切实解决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在能源原材料、资金、运力、用工等方面的困难，激发它们的活力，最终形成一个由行业旗舰和产业链链主企业、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平台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构成的由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

第五，稳链与补链强链的关系。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是中国工业的特点和优势，但是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加工制造环节的成本优势不断削弱，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加速对中国形成挑战，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业链环节向外转移，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面临被侵蚀的风险；二是压缩型工业化在创造后发大国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遗留下工业基础不扎实、硬科技水平偏低、整体发展质量不高等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中国工业要稳链与补链强链并重，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业链环节留住，保持国内产业门类的相对齐全和产业链的相对完整；另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补齐产业链的短板、锻造产业链的长板，全面缩小关键核心技术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的“换道超车”机遇，强化前沿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链环节。

第六，工业化与绿色化的关系。中国是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工业又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领域，现阶段中国工业碳排放占排放总量的比重仍处在70%的高位水平。尽快实现工业碳达峰并推动工业碳中和，是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对于稳定全球能源资源供求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人均物质产品拥有量仍然相对较低，工业化尚未完成，因此，工业比重仍然要保持基本稳定，工业规模也会继续扩大。既要推动工业加快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单位产出排放量和排放总量，又不能搞“碳冲锋”和“运动式减碳”，把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简单化、短期化（邹多为和戴小河，2021）。必须立足中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以及宏观经济和工业的当前形势，既不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严重影响工业发展，也不能为了稳工业而造成减碳停滞不前，要处理好工业化与绿色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同并进和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兼容。“双碳”目标不仅是对工业发展的约束，同时也由于发展新能源、节能、储能等低碳经济而出现对相关设备、产品以及增值服务的需求扩张，要抓住由此创造的工业发展新机遇，占据全球绿色发展和低碳竞争的制高点。

第七，产业集聚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系。工业发展需要与产业链各环节相匹配的要素的充足供应，同时由于工业产业链长、中间投入品种类繁多，产业链各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降低综合成本、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因此，中国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主要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工业基地。保持和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需要打造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也要看到，中国地域空间广阔、工业体量庞大、工业门类繁多，不同地区和城市拥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因此，中国各地区都能够发展符合自身资源和优势的产业，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还能够建立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关系。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和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工业化有较大的空间，工业也有条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增长、推动区域间平衡协调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各地区各城市的工业发展要注意因地制宜，根据当地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生态容量等条件发展适宜的工业细分产业和产业链的特色环节。保持中国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不是要求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的制造业比重保持不变，通过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产业疏解与承接，可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平稳增长和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第八，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工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重要指引。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回潮、全球价值链收缩的局面，要更好地开发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潜力，抓住国内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机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工业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和高性能最终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工业的国内循环能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全球化依然是大势所趋，工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全球分工的特征不会改变，中国企业也到了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的发展阶段。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和全球领先国际化企业的打造需要整合利用全球范围的优质资源和要素。因此，在构建“以我为主”制造业战略要素全球供给保障体系的同时，要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支持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产业分工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的资源、产品、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同时也把中国的资源、产品、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向世界开放，将中国工业生产体系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进一步强化各国间产业链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既融入全球、又具有强大韧性的工业产业链体系。

针对当前工业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结合中国新发展阶段工业的地位和作用，工业稳增长要在三个层面找准政策着力点：宏观层面，激发三驾马车活力，形成工业稳增长育动能的长效机制；产业层面，破解影响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障碍，持续增强工业创新能力、产业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微观层面，强化困难企业化风险纾困境政策，改善企业发展的软硬件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构建完善产业生态。

第一，着力稳定和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以新基建、新产业、新制造“三新”为重点方向，挖掘工业投资机会，带动工业投资增长。适度超前建设智慧能源、智能交通、新一代算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一方面带动IT硬件制造等工业相关产业市场需求扩张和投资增长，另一方面夯实工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围绕产业链短板和“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发挥政府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的重点项目，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继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试点示范。进一步激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长、技术密集程度高、产业带动性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前瞻布局区块链、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纳米机器人等代表技术发展方向、具有巨大市场增长潜力的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业增长新动能，不断促进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鼓励资金投向技术水平高、商业模式新、市场潜力大的新兴产业领域，培育壮大制造业增长新动能。加强统筹协调，贯彻系统思维，既要坚持“房住不炒”、避免“脱实向虚”，又要维持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稳定发展，为制造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着力释放提振多层次消费需求。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稳定基本消费，提振升级型消费，扩大新兴消费，释放重点领域消费潜力，加强消费需求对工业发展的带动。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兜住兜牢民生底线，筑牢工业品消费潜力释放的基础条件。完善通信和物流基础设施，扩大电商覆盖范围，实施工业品下乡行动和新一轮以旧换新，促进基本消费稳步增长。围绕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Z世代等消费群体兴起带来的消费升级换挡，有针对性地开发品质化、个性化、绿色化、智能化新产品，完善充电桩、换电站等相关消费基础设施，大力打造“新国货”品牌，增强升级型消费对消费品工业向中高端升级的带动力。抓住老龄社会到来、数字经济兴起、冬奥热等社会、技术、经济变革催生的新消费热点，加大新产品新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大力发展银发消费、数字消费、冰雪消费等新兴消费，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全球消费新热点，打造新消费领域领导品牌。

第三，着力促进工业品出口量稳质升。着力保障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充足供应和价格稳定，协调各地进出口货运能力，根据出口需求增加中欧班列班次，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解决“有单不敢接”的问题，稳定纺织、服装、家电、电子信息终端、机械等优势产品出口规模。发挥中国集成创新优势、快速响应优势、配套体系优势、综合成本优势，开发适合出口市场需求特点的适销对路产品，强化出口产品的性能、质量、价格等综合竞争力，打响中国制造品牌。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增强国际市场渠道建设和本地化运营能力。提前研判与应对疫情结束、国外产能释放对中国出口的替代，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积极开拓高增长发展中国家市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带动产品出口。

第四，着力释放行业和区域增长潜力。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严格控制不顾工业发展现实、违背经济规律的“上指标、下命令”，将保障土地、能源、电力等要素供应作为稳定工业增长、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重要抓手。针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增长情况的行业和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明确差异化发展重点，实施精准支持政策，有序引导产业间、区域间同向发力、协同发展。释放行业增长潜力方面，推动先进制造技术、数字技术与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提高生产效率和综合竞争力，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平稳发展。建设统一要素市场，畅通产业链关键结点，促进高技术、高效率、高增长产业向其他产业的技术扩散、人才流动和市场带动。释放区域增长潜力方面，调整优化全国工业产业布局，建设世界级工业集群，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极。东部发达地区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全球工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高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市场意识，积极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的高端要素输入，一方面发展符合本地资源优势、要素特点的产业，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培育差异化产业链环节，融入国内国际大循环产业分工体系。树立突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新型产业优化布局观，强调各区域功能化、特色化的工业发展定位和政策，依靠工业的合理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第五，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提高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将优质政策资源和要素资源聚焦到科技水平领先、经济效益好和生产率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激发创新产业活力，引导资金流向，持续提高新动能产业占比。积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重点工业园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规模化部署，建设工业算力系统，大力开展多场景、全链条、多层次应用示范，积极参与和引领工业数字转型的国际标准工作，加强工业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功能安全与信息隐私保护。持续促进工业绿色化转型，加强工业绿色技术的研发创新和推广应用，深化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建设，分行业、分地区科学有序地推进工业碳达峰。推动化工、冶金、有色、建材、轻工、纺织等行业兼并重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第六，着力优化全球布局与扩大利用外资。高质量推进工业经济走出去和引进来，在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和稳定利用外资基础上，优化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东亚、东南亚为重点加强制造业产能合作，构建网络紧密连接、数据畅通流动、发挥各自优势的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增强“亚洲制造”的抗风险能力和供应链韧性。加强与主要经贸伙伴的政治互信、政策沟通和规则对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以营商环境改善为重点推动外资量增质升，着力推动从过去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工业对外资开放领域，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形成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

第七，着力提升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互动融合，通过技术锻长补短、产业强链补链确保产业链供应链总体安全可控。落实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推动科研院所体制改革，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发挥大学、科研机构基础研发对工业企业应用创新的支撑作用。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联合组建研发中心、工程实验室和实施产业化应用工程项目，培育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内生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中实现技术能力的不断跃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缩小工业技术短板领域与世界领先国家的差距，加快实现关键“卡脖子”领域自主可控。制定出台基础研究十年规划，争取用10—20年时间彻底改变中国缺乏工业原始技术创新成果的局面。加强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推动与世界各国在前沿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合作，建设世界级技术交易市场，拓宽高技术产业融资渠道，通过竞技比赛、示范应用、政府采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加强对前沿科技转化成果的市场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熟和商业化生产。

第八，着力破解中小微企业发展困境。打好政策纾困、市场纾困、环境纾困和自我纾困的组合拳，帮助中小微企业摆脱经营困难、走出发展困境。一方面，以有效破解中小微企业当前发展痛点和助其渡过难关为着眼点，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各种惠企政策组合拳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政策的有效落地，切实缓解当前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要素获取难、经营成本高的难题。针对新情况、新趋势、新问题做好接续政策储备，适时推出。另一方面，以破除中小微企业长期发展痛点和助其增强自生能力和发展活力为重点，稳定和提振中小微企业发展信心与预期，持续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引导全社会摒弃规模歧视，着力保障中小微企业的要素供给，破解中小微企业在招投标中的市场进入障碍。推动中小微企业通过管理水平提升、数字化转型、规范化运作增强自生能力，支持中小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加快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持久成长动力。

第九，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多元共生、充满活力的产业生态是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构建产业生态要求推动多种所有制企业高质量共同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高质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公平竞争和更加高效的营商环境、推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竞争合作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国民共进”“国民共强”“国民共优”；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充分发挥大中小企业各自的互补优势，既要强调“链主”企业、龙头企业通过“大手拉小手”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也要着力推动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供应链互通，共同增强大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着力打通产业链梗阻，畅通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双向传导，促进上中下游企业互联互动和共生共赢，形成上中下游企业共同成长壮大、产业链韧性与竞争力整体提升的良好格局。

课题组组长：

    史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课题组成员：

    杨丹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新兴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导。

    李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肖红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

    邓   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张航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工业经济运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