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顺利实现了年初制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全年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疫情前明显提升；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复苏态势，服务业复苏受疫情扰动波动较大、结构有所分化。2022年，随着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以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脆弱的复苏，全球经济可能重新落入缓慢增长的轨道并出现新的分化。目前，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海外快速蔓延，境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增加，疫情仍是左右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展望202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或将呈现基建投资增速上升、房地产投资维持低位增长、制造业投资仍较活跃但前高后低的局面，政策推动的投资将成为稳增长的关键；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较前两年减弱。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预计2022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5.1%左右；CPI将在较小范围内上下波动，全年涨幅在1.5%左右；PPI则将逐步回落，同比增速在下半年可能由正转负。考虑到消费在经济中的体量以及内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消费增速持续受疫情影响将会大幅加重投资稳增长的压力，特别是在增速目标定得过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022年，应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整固前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针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救助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的居民和困难群体的直接资助力度，同时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推动部分服务消费和需要人员密接消费的有效展开。这样可能会收供需双向救助和调控之利。对于人口红利较快消退问题，需要更大规模地投资人力资本，通过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降。

2021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内生产总值达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6%以上的预定目标；以2019年为基期，近两年平均增长5.1%。分季度看，第一、二、三、四季度GDP实际同比分别增长18.3%、7.9%、4.9%、4.0%，呈明显的前高后低走势；各季度近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9%、5.5%、4.9%、5.2%。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0.9%，涨幅较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由上年上涨10.6%转为下降1.4%，影响CPI下降约0.26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4%，涨幅比上年扩大1.0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1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由上年下降1.8%转为上涨8.1%，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年下降2.7%转为上涨10.7，影响PPI上涨约7.97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4%，涨幅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影响PPI上涨约0.09个百分点。

2021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值为5.1%，比2020下降0.5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为14.3%，比2020年上升0.1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2.4个百分点，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存在。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93亿人，比2020年增加691万人，较2019年增加174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21亿人，比2020年增加478万人，较2019年增加427万人；外出农民工1.72亿人，比2020年增加213万人，较2019年减少253万人。在农民工总量较2019年增加0.6%的情况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外出农民工仍较2019年减少1.5%，本地农民工增加3.7%。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波动中总体处于升值状态，美元兑人民币收盘价由年初的6.46降至年末的6.37，人民币升值约1.4%；在美元指数走高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使得人民币兑欧元、日元、英镑这些主要储备货币分别升值10.0%、13.5%、2.8%，升值幅度超过人民币兑美元。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一是最终消费增速总体处于复苏进程中，发挥了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但受疫情影响消费增速波动明显加大，部分必须物品消费占比和网上零售额占比较疫情前明显提升。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4%，超过疫情暴发前2017—2019年平均59.5%的水平。分季度来看，2021年一至四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7%、74.1%、77.5%、85.3%，呈逐季递增之势；以2019年各季度为基期，2021年一至四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两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5.4%、35.3%、57.1%、70.0%，呈现出波动上行的态势。在最终消费支出中，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较上年实际增长12.6%，高于GDP增速；但近两年实际平均增速为4.0%，仍低于近两年GDP平均增速。受疫情影响，2021年各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近两年平均增速的波动性较疫情暴发前明显加大，消费波动性的加大会造成一定的居民福利损失。2021年一至四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近两年平均名义增速分别为3.9%、7.1%、6.3%、5.8%，增速波动的变异系数为0.203，较2017—2019年各季度消费增速波动变异系数增加了44.7%。从居民消费支出构成来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1年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的占比逐季下降，而货物消费的占比逐季攀升，全年各季度服务消费占比的平均值为52.5%，虽较2020年提高1.6个百分点，但较2019年仍低1.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仅食品类近两年名义平均增速超过了2017—2019年的平均水平，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则八大类商品中仅食品烟酒类、衣着类近两年平均增速超过2017—2019年的平均水平。食品烟酒、衣着等必须物品类消费占居民消费之比为35.7%，比2020年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较2019年高出1.2个百分点。在疫情的影响之下，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4.1%，近两年平均增长12.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0%，近两年平均增长13.4%，较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高出9.4个百分点。

图1  居民各大类消费近两年平均增速与2017—2019年增速平均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是基建投资增速全年低位徘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半年下滑较快，制造业投资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2021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3.7%，比上年下降67.8个百分点，较疫情前的2017—2019年平均水平低23.5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9%，近两年平均增长3.9%；从投资的三大领域来看，基建投资同比增长0.2%，近两年平均增长1.8%，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也大幅低于2017—2019年平均6.7%的水平；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4.4%，成为固定资产增长的拖累项，由于上年投资增速较高，近两年平均增速5.7%，仍高于固定资产投资近两年平均增速，但低于2017—2019年平均8.8%的增速。2021年下半年，受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房地产累计投资两年平均增速由2021年1-6月的8.3%，下滑到1-12月的5.7%。制造业投资在出口和利润增速较快带动下，实现了较快增长。全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3.5%，近两年平均增长5.4%，与2017—2019年平均5.8%的增速较为接近，特别是2021年初以来，制造业两年平均增速持续攀升，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图2  2021年2-12月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及各主要分项近两年平均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是海外疫情蔓延和供需缺口的持续存在，使得中国净出口再次实现了超预期增长。2021年，中国实现进出口总额6.0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3.3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9.9%，进口总额为2.6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0.1%，贸易顺差676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0.9%，大幅高于2017—2019年平均3.4%的水平。2021年，中国净出口再次实现了超预期增长，主要是受以下方面因素影响，一是2021年上半年部分发达国家在疫苗接种率较快提高情况下，加快了经济重新开放的步伐，提升了全球贸易的增速。二是从2021年7月初开始，德尔塔变异毒株在东南亚国家迅速传播，加上该地区疫苗接种进展缓慢，使得部分东南亚国家新增病例快速攀升，不得不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使当地出口生产受到抑制，从而使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份额向我国转移。三是我国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工业生产能力充分恢复，这为出口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疫情在海外持续蔓延也使得国外对中国防疫物质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得到一定程度延续。

图3  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及顺差情况

注：2021年的进、出口增速为近两年复合增速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从生产端看，2021年中国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复苏态势；服务业复苏易受疫情扰动、结构分化明显。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快于GDP增速1.5个百分点，较2020年加快6.8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6.1%，快于GDP两年平均增速1个百分点，增速接近疫情前年份平均水平；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全年同比增长9.8%，占GDP比重达到27.4%，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这是2011年开始，制造业占GDP比重连续十年下降以来的首次回升。分季度看，受高基数、国内外疫情、芯片短缺等因素影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一至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4.5%、8.8%、4.9%和3.8%，虽然四季度同比增速继续下降，但当季两年平均增长5.5%，较三季度两年平均增速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达到27.3%、9.2%、4.6%和3.1%。同时，2021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实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达到77.5%，较2020年和2019年分别提升3.0个和0.9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2021年，采矿业产能利用率为76.2%，较2020年上升4.0个百分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8%，较2020年上升2.9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产能利用率为75.0%，较2020年上升3.5个百分点。从主要行业来看，化纤、石油加工、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达到80%以上。

2021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两年平均增长5.0%，两项数据与全国GDP增速水平基本持平。分季度来看，一至四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5.6%、8.3%、5.4%和4.6%，近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9.4%、10.2%、9.8%、11.5%，波动程度较2017—2019年平均水平明显放大。从行业情况看，2021年在服务业全行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5.0%的情况下，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因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2.4%、0.8%，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实现的增加值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6.7%、5.3%。表明疫情影响之下，不同服务行业的结构分化较为明显。

❏ 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的外部环境

2022年将是全球经济在疫情影响下艰难前行的第三个年头，新的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Omicron）毒株快速蔓延已经引发了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新一轮高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2022年1月中旬全球日新增确诊病例峰值突破400万，这是2021年4月下旬日新增确诊病例峰值近90万的4.5倍。在此情况下，受防疫策略路径依赖、疫苗接种率提高和重症率下降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为保守的应对措施，从而在累计死亡人数继续攀升的情况下使这波疫情对经济整体的影响相对温和。

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来看，全球经济在2020年经历了急剧衰退，2021年迎来了快速的反弹式复苏。随着疫情期间的刺激措施逐渐退出，世界经济可能重新落入疫情前的长期缓慢增长轨道并存在新的下行风险，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将明显放缓。疫情暴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救助计划，使需求得以维持，在服务消费难以完全展开的情况下，居民货物消费增速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在政府负债快速增加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消费市场的恢复形成对生产端的拉动，这会造成所谓的“顺周期”通胀，即CPI与PPI的同时上涨。从部分发达国家近期的CPI与PPI走势来看，美国在2020年二季度以后CPI和PPI环比同时出现较快增长，2021年12月美国CPI和PPI同比分别攀升到7.0%、9.7%；欧盟国家调和CPI和PPI同比也在2020年12月分别达到5.3%、26.2%。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CPI快速上涨之后，部分发达国家逐步意识到包括劳动参与率下降在内的部分制约供给恢复的因素短时间内难以完全修复，而且CPI快速上涨持续的时间越长越会显著改变人们的低通胀预期，从而使高通胀成为更加难以化解的问题。从2022年经济政策的走势来看，一些发达国家会在财政政策退出的情况下，继续收紧货币政策，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也会因担忧通胀走高和资金外流而继续加息，从而对全球需求的扩张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与欧美等国不同，中国更加注重对市场主体的救助，主要通过生产端的恢复以保障就业，从而带动消费的增长，在终端消费需求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的情况下，CPI增速较低而PPI较快增长。在生产端特别是工业生产总体较好恢复的情况下，我国需求收缩的问题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在保障基础性产品供应基础上努力扩大内需成为2022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海外需求边际收缩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对稳定国内经济将显得非常重要。

面对发达国家疫情期间刺激政策退出以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复苏的脆弱性，一些国际组织在最新的报告中调低了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世界银行2022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1%，较此前预测调降了0.2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4%，较此前预测调降了0.5个百分点。

❏ 2022年中国经济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是疫情的影响可能仍是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目前来看，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毒株正在海外快速蔓延，境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增加。进入2022年，我国境内疫情中高风险区数量持续增多（见图4），随着境外奥密克戎毒株对境内滞后影响的逐步显现，2022年境内疫情防控的压力可能会增加。

图4  2022年初以来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数量

数据来源：根据新闻整理

从过去一年疫情反弹期经济的表现来看，消费在此期间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影响。2021年1-2月份、8月份、12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仅为3.1%、1.5%、3.1%，加权平均增速2.7%，较其他月份加权两年平均增速4.6%的水平低1.9个百分点。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之比约为38.5%，1个百分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就会相应拉低GDP增速约0.4个百分点；考虑到最终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约为55%，未包含在社会消费品零售中的服务消费受疫情的影响更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0个百分可能使GDP增速下降0.4—0.6个百分点。如果疫情的影响在2022年持续存在，假设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净出口等因素保持不变，在基建投资占GDP之比约为20%的情况下，消费每1个百分点的下降需要基建投资增速大约提高2—3个百分点才能稳定经济增速。因此，持续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促进消费较前两年更为充分的复苏，对于稳定经济增长、降低投资稳增长压力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之下，不同行业的复苏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收入增长方面，从而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疫情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影响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2020年随着境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各行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恢复，但一些需要人员密接的行业复苏仍很容易受到疫情反复的影响。如果以2020—2021年GDP复合增速与2019年GDP增速之比0.85来反映各行业复苏的平均水平，那么在国民经济主要行业中，农林牧渔业、工业、金融业复苏状况较为强劲，两年复合增速超过了2019年；同时，包含快递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增速虽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但高于平均水平；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恢复状况明显弱于平均水平，而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仍低于2019年的水平（图6）。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468较2019年上升0.003，为2015年来的高点；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人中位数之比为1.172，高于2020年的1.169和2019年的1.159，预示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2021年的复苏过程中可能尚未明显改善，这可能会影响居民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图5  各行业受疫情影响以来的复苏状况与2019年增加值的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是应重视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继续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经济更加包容、绿色、可持续的发展。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相关领域的应用和投资增速快速提高。2020年，我国仅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就达到24.9%，占比接近四分之一，较2019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在制造业总体增速下降2.2%的情况下，2020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达12.5%，2021年，该行业的投资增速继续攀升到22.3%，较制造业总体投资增速高出8.8个百分点。疫情加速的经济数字化转型可能为疫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打下基础。因此，需在做好反垄断和规范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数字化转型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2021年，我国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前11个月全国太阳能发电新增设备容量3483万千瓦，较2020年同期增加34.5%。2021年，我国风、光电发电量较上年提高34.8%，大幅高于总发电量9.4%的增速；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2.7%，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5.6%；新能源汽车产量367.7万辆，比上年提高152.5%，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部汽车总产量的13.9%，比上年提高7.9个百分点。同时，电力市场化改革在2021年取得积极进展，这有利于降低绿色溢价，从而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优势。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2022年应继续做好顶层设计，推进经济更加包容、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 2022年中国经济运行可能的基本态势

2022年，我国投资或将呈现基建投资增速上升、房地产投资维持低位增长、制造业投资仍较活跃但前高后低的局面，政策推动的投资将成为稳增长的关键。在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和“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逐步落地的情况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将得以提升。房地产投资在“房住不炒”和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背景下，各地可能根据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更多采取“因城施策”的政策促进房地产投资的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十四五”规划和“双循环”发展战略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提出的更高要求下，政策上有利于制造业投资增长，但随着国际需求环境逐步改变，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的动能可能会有所减弱，叠加上年基数的影响，制造业投资可能仍有较高增速，但增速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局面。

在疫情暴发后的两年，中国外贸出口取得了超预期增长，但随着发达国家宽松政策退出以及国内促进内需扩张政策的实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有所减弱。2020年、2021年，中国外贸出口顺差分别达到5239.9亿美元、6764.3亿美元，年增长率分别为24.4%、29.1%，两年复合增长率26.7%；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5.3%、20.9%，超过了1998年以来的任何其他年份。2022年，随着上年外贸净出口基数的提高以及发达国家宽松政策的退出，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会出现回落。

综合投资、净出口增速变化以及疫情对消费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预计2022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5.1%左右。2022年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扰动有可能继续存在，同时考虑2021年各季度基数变化、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各季度增速变化规律以及政策可能在2022年提前发力，我们适当调整了2022年各季度GDP环比增速的预测值（见表1）。按照我们的推算，2022年中国GDP可能实现5.1%左右的增长，第一、二、三、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可能约为4.6%、4.9%、5.5%、5.3%（图6）。

表1  2015—2022年中国经济环比增速（%）

图6  2015年以来中国GDP各季度同比增速及2022年各季度预测值

物价走势方面，预计2022年CPI会在较小范围内上下波动，全年涨幅在1.5%左右；PPI将逐步回落，同比涨幅在下半年可能由正转负。2022年，一方面受疫情影响服务消费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前期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会逐步向下游工业消费品传导；同时，猪肉价格在下半年可能有所抬升，但快速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综合判断2020年全年CPI涨幅会超过上年，但仍处在相对温和的区间。随着海外实物消费增速的减弱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处于高位等因素的影响，叠加国内会继续增强资源生产保障能力，2022年PPI将逐步回落，但受翘尾因素影响，一季度同比读数仍将维持在相对高位，下半年则有可能落入负增长区间。

从我国经济发展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正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人口结构也会向发达经济体逐步收敛。

从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看，当一国经济从摆脱贫困，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向着发达经济体过渡，直接面临的是人口转变，即随着收入的提高，人口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上升，人口老龄化，人口转变几乎是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内生决定。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2019年，中低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为2.54，中等收入国家为2.33，中高收入国家为1.83，高收入国家为1.57。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家庭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0。

人口转变也会带来发展路径的转换。大量的发达经济体多是从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经济体转向以内需和创新为主的大国经济体。日本在广场协定后，日元持续升值，财富效应明显，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买家，从出口导向转回到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但代价惨重，其国内资产泡沫化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停滞。日本在此期间完成了“富裕”国家的社会福利转型和向创新国家的转变。日本科学家连续多年获得诺贝尔奖说明了其内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企业和产业上保持了国际竞争力和贸易盈余。日元升值推动了日本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海外净收入给日本带来每年大约5%的收益，保证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同样从外向型经济通过推动“劳工保护”、最低工资制等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大力促进教育实现转型驱动，成功地推动欧洲一体化，创造更大规模的欧盟内部市场空间。德国依靠“社会投资”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利用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保持了创新、产业竞争力和当前世界第一大贸易盈余。经济增长战略转换与一国走向高收入和人口转变阶段高度相关，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向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战略，其关键性要素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匹配的是劳动报酬的提升。人力资本提高与创新相匹配，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国内价值的良性循环。劳动报酬提高促消费，消费促进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提高促进创新，创新提升劳动效率再促进劳动报酬的同步提高，形成了国内循环与创新效率提高的互动循环，保证一国的战略转换。在国内社会福利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和贸易顺差，并通过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获得国际净收益的国家价值循环，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步消失，2014年开始劳动力供给负增长，继续压低劳动报酬维系国际大循环不可持续，因此提升广义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是必然的选择。同时还要消除资本的扭曲，特别是降低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的扭曲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中国通过汇率并轨贬值的方式推动了由内向外的转换，但再采取人民币大幅升值来切换显然是不妥和高风险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定价机制逐步完善，降低人民币波动，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福利化转型是必然选择。中国转型可选择的道路就是要基于提升人力资本，以“人才红利”作为转型根本选择，但与日本等发达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更早一些，即在差不多同等人均产出水平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6316国际元（2011年不变价），差不多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0，而日本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2.14，因此相对于日本等国来说，中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进程中推动经济增长更需发挥“人才红利”的作用。

图7  中国与日本、德国在同等人均产出下的总和生育率情况 

注：横轴为各国人均GDP（单位为2011年国际元），纵轴为总和生育率。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看，影响一国的增长因素一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分别为资本与劳动要素分配比例，即资本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或可换算成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教育年限的增长）；资本增长率；技术进步（TFP）。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将劳动投入分为劳动供给量L，劳动质量H引入到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可设定如下：

模型中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供给量，H代表劳动质量。取对数，将其转换为增长率形式

上式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率=TFP增长+（劳动供给数量*质量）增长*劳动份额+资本供给增长*资本分配份额。在这里我们用教育年限增长率代表人力资本质量提升指标。就业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计算。

模型中的劳动供给增长=劳动力数量供给增长+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力质量提升的增长率用教育年限增长率来表示。劳动数量的供给直接以就业人口为衡量。1979-2009年的教育年限数据取自于宋家乐、李秀敏（2010）的估算结果，2009年中国人口受教育年限为7.41年，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2010年的15岁以上教育年限为9.08年和2020年的9.9年，但没有给出每年的数值，我们取各年平均增速的作为2010-2020年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可以计算出2010-2020年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88%，我们设定2010-2017年年均人力资本增长率为0.88%。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PWT表给出的产出和资本存量，做了计量回归（见表2），计算出中国1979-2017年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36%。分段计算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产出弹性0.458%，与统计局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基本吻合。证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明显回落。资本分配份额下降是劳动力数量供给下降的必然结果，资本收益份额在国内会不断降低，这与剩余劳动人口高峰时高资本收益份额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这也表明同样的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会逐步减弱。

表2  我国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1979-2017年）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值为P值

数据来源：中国的产出和资本存量等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PWT9.1版本的国别经济增长数据库，人力资本利用教育年限增长率乘以就业人数计算获得。

资本产出弹性的变化与人口转变高度相关，中国当前的人口转变涉及到方方面面。中国当前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稳定，总人口保持正增长条件下，可以看出就业人口增长率与劳动人口增长率相一致，可代表劳动供给的增长（见表3）。

表3 中国人口转变与劳动人口与就业人口的负增长

注：按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的数据，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年0.88%的增长率分摊到各年，用来修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量。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第七次人口普查。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快速下滑，到2020年降低到了68.5%，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2020年占比为13.5%，按联合国人口标准，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比例超过14%时，就变成“老龄”社会，202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14.2%；第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2014年进入负增长，并且有加速负增长的迹象，特别是按联合国人口展望预测中国2031年人口总体增长停止，加上老龄化部分，劳动人口增长速度会加速下降；第三，中国劳动参与率较为稳定，公布的调查失业率的时间较短，保持稳定，因此就业人口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变化趋势高度趋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滑，2020年就业人数年增长率为负千分之五；第四，劳动人口质量（按照教育年限计算）持续增长。按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的数据，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每年0.88的年均长率，以此抵消了中国就业人口下降。未来十年保持要保持劳动力供给的正增长，需要教育年限年增长达到1%，以日本为历史对照，日本1970年教育年限为7.8年，1980年上升为9.1年，每年增长达到了1.6%。中国要通过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来获得劳动力的正贡献，劳动力教育年限提高要加快，保持素质增长率比劳动力数量下降速度快，才能抵消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从中国的人口转变的经验事实看中国经济循环变化：第一，消费为主导循环必须开启，消费与人力资本提升是同步的，相关人力资本（教育、医疗、科学、文化、体育等）消费占比不断提升，人的素质才能相应提高，这一需求带动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在教育、医疗领域的投资形成供给，消费带动投资循环。第二，人力资本与效率提升相匹配的“报酬-效率”的良性循环。人的素质要带来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一供给效果需要依靠劳动力市场匹配和企业利用人才推进创新双重微观机制的转换才能完成。只有完成了效率提升，人力资本的需求才会加大，形成良性循环。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和TFP贡献均没有明显的提升，说明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利用人力资本的效率不高，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结构性改革。第三，人力资本报酬提升对消费带动的循环。劳动报酬的提升一方面优化了家庭的教育支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回报增加直接带动了社会消费提升，形成了人力资本提升，劳动收益份额上升，消费水平上升的循环。按现有文献的计算，人力资本回报率有下降趋势，这与劳动用工制度和行业管制等制度性障碍有关，阻碍了循环的通畅。

随着人口转变，人口质量的提高需要提高人们“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支出比重持续提高，人力资本消费与劳动收入相一致，收入提高要与企业效率提升相一致。实现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和劳动效率提升三同步，这需要制度机制的转变和新的机制设立。

全球发达经济体都遇到了资本存量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特别是经济发达体（移民国家美国除外），欧洲、日本等经济发达体都面临老龄化问题，老龄化是一个经济富裕的内生问题，人口转变和老龄化直接调整了未来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基本采取了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反映出资本的全球逐利特征。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交易首先被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易所拓展，稳定资本回报率和释放存量的产业资源（资本）,提升可持续的增长。资本输出多由于国内劳动力供给不足，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利用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获得资本的超额报酬，在开放条件下稳定资本回报率的途径。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是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产业转移一方面直接消减了国内资本存量，降低了折旧资本，放缓了国内的资本深化的速度，直接释放国内生产要素，稳定资本回报。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垄断和资本优势，在与不发达国家交换中可以获得超额的国际交易回报，其收益助推了发达经济体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破解劳动供给不足时利用资本输出、产业转移推动全球产业价值链发展等途径进行破解。并通过全球化回补母国，提升技术创新、福利水平和资本深化。

人口转变后，发达国家除了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外，更重视国内市场结构性改革，激励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以德国等欧洲国家强化了劳动市场制度改革和国家福利体系的转变，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推动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战略转型。劳动市场改革包括了劳工保护，最低工资制度，在职培训体系，以及社会福利体系建立，特别是在教育年限提升上不惜余力。欧洲保持了低速增长，其劳动和分配体制上完全倾向于劳动分配，份额普遍高达70%，教育年限一直保持上升，消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三提高，推动了工业化向后工业转型，持续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

❏ 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两年发展成就基础上“整固前行”

2022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的首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召开之年，在这样的历史性阶段，中央经济会议要求，2022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均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经济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效。目前，海外疫情仍在快速蔓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增大，疫情对经济的扰动可能会继续出现，特别是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从居民消费率来看，2020年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65.9%，2021年为68.8%，显著低于疫情前三年平均70.3%的水平；而在疫情防控形势好转的2022年第二季度，居民消费率有向疫情前水平回归的趋势。这表明相较于居民收入受到的影响，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考虑到消费在经济中所占体量以及内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消费增速持续受疫情影响将会大幅加重投资稳增长的压力，从而可能在短时间推升宏观杠杆率，造成风险累积，特别是在增速目标定得过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022年，应在过去两年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基础上“整固前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 注重发挥消费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主要基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救助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我国供给体系特别是工业生产较快恢复，工业产能利用率和增加值增速均超过疫情前水平。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较2019年提高0.9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实际增速为6.1%，较2019年提高0.4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的快速及时恢复，缩小了全球供需缺口，缓解了全球通胀的压力。在工业生产较快恢复的同时，我国消费增速恢复状况仍明显弱于疫情之前。以2019年为基期，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0%，增速较2019年低1.5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之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另一方面也与疫情造成的部分服务消费和需要人员密接的消费难以有效展开相关。受疫情影响，全国居民人均支配收入近两年平均实际增长5.1%，较2019年下降0.7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在农林牧渔业、工业、金融业增加值近两年平均增速高于2019年增速的情况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近两年接近零增长，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仍较2019年低4.7%。疫情对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造成处于不同行业就业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动，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居民消费增速。因此，在针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救助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因疫情影响而收入下降居民和困难群体的直接资助力度，同时加强疫情防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搞“一刀切”，根据实际情况推动部分服务消费和需要人员密接消费的有效展开，这样可能会收供需双向救助和调控之利。

❏ 持续提高劳动力素质，逐步确立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人口转变迅速，预计中国劳动力供给通过素质提高加权，到2030年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的正增长仍然可期。中国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投资”，投资在年轻人的普惠教育、医疗、体育等，不断提升社会服务的供给能力，加快提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速度抵消劳动数量下降速度，保证经过素质提高加权的劳动力供给每年保持0.5%的增速。随着技术变革速度的加快，在提高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素质的同时，也要落实全民终生学习的制度，以提高存量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资本盈余推动了中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输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符合了自身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国际循环开始找到了新支点。在当前中国人口快速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性改革，促进消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三提高；另一方面要逐步确立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领导地位，推动资本输出、产业转移和深化国际价值链的拓展和治理，基于“双赢”机制拓展国际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