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系列的改革。最核心的改革举措是什么？如何在纷繁复杂中寻找到线索？

财税学者刘尚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财政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一条板凳”。他提起少儿时期看电影的经历，个子虽小，但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之中，只要找到一个板凳往上一站，电影画面就尽收眼底。在他看来，财政的一收一支，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牵扯，也是人类价值观的映射。站在财政这个板凳上来观察社会，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本期嘉宾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财科院的前身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多年来，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财科院为国家决策和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政策提供智力支撑。

刘尚希在采访中重点提到了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在他看来，讲贫富差距不能简单看抽象数据，而要回到当下的中国现实。在社会身份意义上，我国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人民”的大多数是农民，解决农民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艰巨任务。而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背景下，财政需要改变观念，让资金和公共服务随人流动，弥补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平等缺陷，缩小国民能力的群体性差距，让人得到普遍发展，进而在国民能力普遍提升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共享，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刘尚希：中国的发展进入“一高三新”的新阶段，“一高”就是高质量，“三新”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这是理解现在经济形势、增长空间以及相关宏观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如果泛泛看进出口、消费、投资数据，去讨论现在经济增长会怎样，去预测、判断，可能会被很多现象遮挡视野，看不清楚。新发展阶段至少要把握几点：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第二，高风险带来高成本。综合为发展的成本上升了，经济增速自然会下行。

刘尚希：我国从工业化进入数字化，数字经济的发展受到重视。此外，我国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让更多的农民市民化，释放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配置，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配置。有了更好的体制机制，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所有人都去创新创造，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不断释放。

刘尚希：过去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在沿海发达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农村变成城市。到了新发展阶段，应当通过城市化推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具体来说就是农民的市民化，这成为现在新发展阶段城市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盘大棋。

刘尚希：过去农民进城打工是作为生产要素，但现在要实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就不能当做生产要素来看待，而是要当做社会主体。他的“一老一小”，整个家庭可以迁徙，他能变为市民，到了城里可以享受同城待遇，这是一个社会身份问题，是社会层面的改革。很多农民已经进城打工了，变成工人，但还不是真正的市民。因为没有户籍，他在像住房保障、教育、社保等方面好像还是一个“外地人”。他要想把老人、孩子接到城里来，还有诸多体制机制的障碍。实际上这种社会身份限制了农民真正的市民化，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人户分离”的问题，小孩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老人没有得到下一辈的关照。从经济层面来说，因为他不能在城里扎根，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劳动技能难以提升，可能就是一个低收入者。对企业来说也增加了成本，因为企业不断招工，干一两年成了熟练的劳动力又走了，这不利于效率提高。现在有2.8亿农民工，这个问题拖的时间越长，对经济影响就越大。这是不利于共同富裕的，不利于做大蛋糕的。

刘尚希：解决的办法是有，通过产权改革形成一个统一的城乡要素市场。这些年来，我国在农村投入了不少资金，改善公共服务和村居环境，应当说农民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弥补历史欠帐，农民为工业化所做出的贡献。但如果说大量的农民因为在农村无法富起来，他要进一步发展，收入从何而来？从整个国家来看，必须是城市化，也就是农民要市民化。到了新发展阶段，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的特征，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社会的问题解决不好，经济的问题比如说要进一步拓展增长的空间就非常困难。只有发挥钉子精神，完善顶层设计，一点一点去推动、去改革，才能化解现在面临的这些体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释放增长的潜力，真正做大蛋糕，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实现共享。

刘尚希：2003年喊出来一个响亮的口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这个时候开始，“城市财政”真正转为了国民财政，“公共财政”。因为过去的财政基于所有制，实际上是个城市财政，对集体经济是不能拨款的。长期以来形成的就是农民的事情农民自己解决，农村教育农民办。后来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不断增加投入。比如农村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各个方面都大大改善了。问题是农民第二代、第三代享受的公共服务的差距依然存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刚才提到的享受城市的同等待遇。社会身份的改革没有实质性的推进，财政再怎么增加投入也很难。如果农民不进城，不进行市民化，大多数的人挤在农村里，公共服务要规模化提供，比如学校、医院、公共设施，在农村里实现不了规模效应。自然村落居住的状态下，公共服务的提供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毫无疑问，唯一的出路就是市民化。

刘尚希：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最重要的是能不能为社会创造更高的附加值。如果今天通过法律，通过政策，强制性把劳动者的工资提高，那只能是短期效应，长期是不可持续的。确实从短期来看，政府减点税，企业让点利，增加点工资，这当然是可以做的，不是说不能做，但不能长期这么做。因为现在政府的收入，从税收来看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15.2%，2021年的比重可能会更低，因为2021年又减了1万多亿。这个比重从全球来看，实际上都是比较低的。那就意味着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去满足公共消费，促进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促进人力资本的平等积累。如果税收下降，那只能靠赤字、靠发债去解决了。通过扩大赤字去发债，也是可以的，但都是有限度的，要考虑中国的发展要可持续。只有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把蛋糕分好，只有在国民能力普遍提升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共享。如果不谈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仅仅谈共享，那可能就是再分配，这个蛋糕是做不大的。

刘尚希：财税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效率，一头挑着公平。到了新发展阶段，再一头沉的话，相当于跛脚的人挑着担子，是走不远的。财政必须要把效率与公平“融合”起来，不是“兼顾”的问题。“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市场经济竞争，本来就可能出现高中低不平等的结果。财政就是要去弥补这么一种缺陷，对于这种高中低能力的差距，要通过公共服务、公共消费去促进人力资本平等积累。财政就要改变以往的观念，在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所有的这些转移支付，财政都要跟着人走。过去是“打静靶”，靶是静态的，现在要“打飞靶”。人是流动的，比如农民工子弟要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经费怎么跟着小孩流动？很多的资金、公共服务都必须跟着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