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分析“十五”期间

中国经济领域的几种新趋势

　　（专家访谈·北京）今年的两会期间“十五”计划尤为让人关注，因为，它不仅是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十五”计划纲要是在迈向现代化建设新的征程中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使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对于如此高的期望和评价，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十五”计划中具有指导性的思想政策，如何更好地去贯彻执行呢？为此，《中国新闻60分》“中经点评”栏目组走访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先生。

　　中央台《中国新闻60分》栏目　记者（任永蔚）：刘主任，您认为这次“十五”计划与以往相比它在产生的背景以及内容上都有那些新的特点呢？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鹤：我感觉这次“十五”计划的外部环境和管理条件与以往几个计划相比可以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制定了几个五年计划，比如“六五”计划，现在想起来，比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的问题，通过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价格机制等，使农产品获得了丰收。“七五”计划比较好地解决了对外开放的问题，四个特区的建设不断地发展，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开始实施，不断地引进外资，新技术、新的观念也开始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八五”计划除了治理整顿以外，比较好地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供电、供水、交通、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九五”计划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在“九五”期间我们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九五”计划的前期我们重点解决通货膨胀，“九五”后期重点解决通货紧缩，并通过扩大内需拉动国内的经济增长。

　　现在步入了第十个五年计划期，这次的“十五”计划跟以往的计划相比变化比较大。首先是外部环境国际化的这种变化，互联网经济在不断地发展，全球一体化正在推进，那么恰恰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经济要加入WTO，所以这种外部经济的压力、机遇、挑战直接通过WTO的渠道将对国内经济发生重大的影响，我想这是需要高度关注的。第二，随着国内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总的供求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过去短缺，但是在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经过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出现了一定量的过剩，从农产品到消费品都有相对的过剩现象，内需相对不足，而当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地步入小康社会阶段的时候，居民的需求更多地转向了服务经济，象住房、旅游、教育、金融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需要，所以整个宏观的总的供求格局从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同时需求体系对整个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比较大的不一样就是整个经济体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来逐步推进改革， “十五”计划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过去我们改革的各项措施可以马上见到直接的效果，那么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不是局部的改革，而需要进行比较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涉及到国有企业本身的治理结果，涉及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安排，涉及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这些又和金融、财政等一系列的改革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关的阶段。

　　第四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国内总的资源条件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水、土地、石油、人口、环境，这些都跟前二十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该说“十五”计划正在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我相信这次制定“十五”计划是从整个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出发，提出了一个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的蓝图，确定了国家战略的重点，明确政府导向的方向，引导市场主体的运行。总之，我觉得这次“十五”计划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记：那您认为在内容的表述上是否也有新的特点呢？

　　刘：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 “十五”计划中确有许多新的特点，在总理报告和这次讨论的内容中讲了很多，我觉得“十五”计划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适应性。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我刚才说了，外部环境在不断地变化，国内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因此要求中央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根据这种环境的变化把握大的战略方向，及时提出准确的目标和比较好的方针政策，并能够积极地适应环境进行调整，我感觉到这是“十五”计划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中央的《建议》里有四句话，叫作“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的出发点”，这四句话中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理解的“十五”应该是：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主观的判断，所提出的一个重大的调整的机制。

　　另外还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就是这次“十五”计划在充分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以后，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制定长期计划有这么一种理论，就是说计划的过程比计划的内容本身可能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制定长期计划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社会各界取得共识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地听到民间声音的过程，通过这种相互的讨论、对接、协调、磨合，最终能够推出一个比较科学、比较完好的五年计划。而这次我觉得中央政府又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除了省政府、各个部门广泛参与以外，象政协、有关的学术单位、企业界都有比较广泛的参与。更为重要的是，不但国内的人愿意参与，国家计委在曾主任的领导下还专门开了一个“十五”计划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可以直接收到国际专家对中国制定“十五”计划的意见。所以我想经过充分地吸收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它的科学性、战略性等各方面肯定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的本身就是一个决策的优化过程。

　　记：刘主任，我们注意到“十五”计划没有一些硬性的指标，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变化呢？

　　刘：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天看到的情况，应该说指标比过去少多了，可以说反映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战略基础，严格地讲长期计划应该是战略性的、宏观性的、政策性的，政府应该集中力量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提出战略方向及明确政府在这个基础上搞好宏观调控，至于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的事情，就不应该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标。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提出的指标一方面集中在宏观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另外就是围绕着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的关键点上提出指标，比如说环境保护、教育、反贫困等等这些政府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制定指标，而不是一个生产性的计划，多少吨钢、多少吨水泥、多少度电，更谈不上给汽车、彩电定指标，这些指标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我觉得从这些指标、这些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经济转轨大背景中，中国政府职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不断地做出积极的战略调整，这应该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记：计划这个说法是不是说因为我们国情的原因长期以来延续的这个名词，如果从国外来看，他们会不会也有这种计划体系呢？

　　刘：我是这么看，任何国家在现代经济中都存在着计划，当然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制定的长期计划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就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战略性的导向，实际上这种方式在美国、日本、欧洲都存在，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只要叫计划就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混同起来，我觉得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和技术不断进步，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都需要政府提出一些战略性的判断，这种判断本身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公共产品，企业家们可以根据这种判断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市场行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非常关键的阶段，我觉得这种判断更显得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不应该把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两者在现代经济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记：我们是否从“十五”计划中能预测今后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呢？

　　刘：对，我觉得应该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比如说，农业正在向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要离开土地，这样就要进入城市，通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发展的整个脉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市场化的趋势都在加强，就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制造业在全面地进入国际分工，服务业在全面地发展，信息化的浪潮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政府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增长的方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已经推出等等，这些大的趋势在这次“十五”计划中都有非常详细的准确的论述，不但对中国的投资者，对世界各个方面的投资者都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记：您认为今后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领域会有哪些新的现象值得大家关注呢？

　　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经济现象，有些现象可能是短期的，有些现象是长期的趋势性的，不论是国内的投资者、国外的投资者还有国内的研究人员以及广大公众都应该关注一些有根本特征的趋势性的现象，这样对于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非常有益。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一个趋势就是农业正在出现所谓地域性的专业分工，过去我们每个省都种粮食，现在大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确定自己应该发展什么，不发展什么，这种情况本身就在进行农业的生产结构的调整，这样也可一方面促进各省之间在农产品方面的贸易和分工，这样对于打破地区的分割有很大的好处。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专业化分工可能会使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很大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还有，就是这种专业化的出现会有更多的农民希望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从而从供给这方面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第二个趋势，我觉得是在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领域的反垄断。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在电讯、交通等部门，甚至在金融部门都开始出现反垄断政策的推进，通过鼓励竞争来扩大消费群体，通过合理的竞争，可使价格下降，国际竞争力加强，今后这种反垄断的竞争和市场行为的规范结合在一起将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以及服务的质量，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老百姓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应对WTO的挑战。

　　第三个趋势，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服务经济方面的发展。很长时间以来，在经济界人士中有一个所谓重本易末的思想，就是只有生产是重要的，服务是不重要的。现在中国正在步入小康社会，居民的消费产生多样化，而服务经济正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拉动作用，比如我刚才说的个人住房的商品化、教育、旅游、金融、汽车，当然汽车的服务也是相关的，这些新经济增长点很大的比重都是集中在服务经济的领域，所以有可能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服务经济会很大地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在拉动的同时得到发展。

　　第四个趋势，我觉得应该关注的问题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温州现象，所谓的浙江经济活力。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大国经济或者任何国家的经济想作到经久不衰都必须有比较强大的民间的活力。这次在制定“十五”计划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省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都把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加以对待，而且很多歧视都在取消，我觉得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地关注。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就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产权的介定及明晰、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和产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的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正在不断地出台，那么，我们关注到这个现象就可以把握整个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我觉得这方面也是应该关注。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确实感觉到我们需要高度地关注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生产关系所做的调整，以及在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上层建筑所做的必要的调整，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不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情况下简单的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有新的突破，在理论上、体制上及在技术上都应该有有新的创新。所以，最近江总书记反复强调三个创新、三个代表，我觉得我们在理解“十五”计划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和贯彻三个代表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同时怎么真正能够实现三个创新，这一点对整个中国经济是发展的致关重要的。

　　记：我们看到“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到了开发利用人才资源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刘：我觉得这次“十五”计划高度重视人才和人力资本，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在五年计划中第一次提出的。为什么会这么提出呢，我自己的理解是这跟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关系。新经济在不断地发展，网络经济在扩张，及时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促进新经济的发展最核心的因素是人和人的知识，所以我们今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想获得比较高的速度、比较好的质量，关键在于人，所以这次我们对于人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但对国内的人才，而且希望大量地吸收海外的人才，除了高级人才以外，对基础教育也给予了非常强烈的关注，所以，这一点如果能够实施的话，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刘：谢谢。

（中经网·电视媒体部徐剑、雷蕾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