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货币政策如何更加精准，如何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问题。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提出，相比“融资贵”，更需要解决的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金融业务还是要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如果要求对风险高的主体压低成本，会增加中小银行的风险。

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黄益平表示，理论上这类基金主要解决的是资本金和现金流的问题，动用的条件可能是会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如果个别机构、个别产品出现违约风险，应该让它释放出来，但是前提是要防范它演变成系统性的问题。

美联储加息可能会给新兴市场带来压力 中国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空间

美联储即将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市场预计3月份将加息25个基点。世界其他主要央行也相继开始收紧的步伐。

黄益平表示，现在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很高，通胀会成为今年世界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石油价格也有不确定性，如果进一步上涨，对于各国央行来说都会变得更加困难。现在的潜在风险是可能会使经济疲软的同时通胀压力加大，这样对这些央行来说会变得非常困难。这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也很明显，中下游制造业在PPI很高、CPI很低的情况下利润空间实际上受到挤压，如果PPI进一步抬升，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中国央行整体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新增贷款规模。在其他央行收紧的情况下，中国还有多大的宽松空间？

黄益平表示，中国央行还有宽松的空间。美联储要加息，国际市场的利率都会上升，很多新兴市场国家都会面临同样的压力，包括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市场利率上升，甚至资产价格下降，这次我国可能也会面临这些压力。但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环境相对比较健康，如果今年的政策发力较好，经济增长能稳在5.5%左右，同时我国的经常项目还是顺差，外债也不是那么高，财政总体来说也比较健康，还有外汇储备，综合来看，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空间有一定挤压，但不是那么大。更重要的是，我国的资本项目不是完全开放的，此前在2015年、2016年，有关当局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把外汇市场稳定下来，不排除将来压力变得很大时再次加强管理的可能性。从更长时期来说，宽松了货币政策，稳住了经济之后，才能更加有利于汇率和市场的稳定。

相比融资贵，更需要解决的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019-2021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对大行普惠小微贷款设定了增长目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未再设定量化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优化监管考核，推动普惠小微贷款明显增长、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继续提升。

黄益平表示，从他的观察来看，近几年一系列的措施在帮助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方面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个指标是私营企业的杠杆率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总体来说印证了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可能是有所改善的。但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经济环境一直比较困难，中小微企业能不能长期靠增加贷款来改善生存状况和经营环境，这是政策需要考虑的。

黄益平表示，金融业务要市场化风险定价，如果要求对风险高的主体压低成本，金融体系会出现问题。所以，相比“融资贵”，更需要解决的是“融资难”的问题。我国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行政性的要求，让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增加了很多，但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市场化的选择？大行有交叉补贴，可以通过来自大企业的利润来补贴中小企业的贷款，来支持中小企业也没问题。但很多中小型银行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大，在要求他们放更多贷款的同时还要把利率不断往下压，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比较困难，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比大型银行要高，也没有大行的交叉补贴。在政府要求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40%的时候，实际上变成了对中小银行的一种挤压。从长期发展来说，银行是否发放贷款要考虑的是能不能控制风险，能不能把钱收回来，在这个前提下还要考虑是否有利可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金融改革还要继续往前。

黄益平指出，央行和相关部门仍然高度关注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央行的政策手段更多是在提供流动性方面，可以进一步降息，还会更加注重精准施策，可以定向增加流动性的支持，对一些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比较多的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流动性，甚至可能会考虑提供一些资金补贴。

黄益平表示，他一直以来担心的金融风险之一就是中小银行的不良率风险。银行在过去几年发放了很多中小企业贷款，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大银行不用担心，而中小银行缺乏交叉补贴的能力，业务本来就集中于中小企业，尤其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还需要持续的支持，所以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比较大。但是好在相关部门已经冲销了不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也在慢慢化解这些问题。

预计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主要解决资本金和现金流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据悉，国外有类似的基金，一般由公共部门管理，用于对特定金融机构进行救助或应对重大金融风险事件。

黄益平表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具体设立方式目前还不太明确。从理论上来讲，金融风险处置一般针对两类问题，资本金和现金流。金融体系中很多机构出问题是因为资不抵债，需要补充资本金，让它缓过来，在次贷危机中美国财政部也有类似做法；还有一些不是资产负债表的问题，而是现金流的问题。他猜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可能是财政出一部分资金，再从市场或机构筹集一部分资金，对一些风险比较大的地方或事件来进行救助或处置。

关于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设立，黄益平表示，预计可能主要是在中央层面设立，但也不排除有些地方可以去设立。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一个地方有一家小银行出了问题，地方政府有能力把它处置掉，那就不需要这个基金。

黄益平还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新冠疫情期间曾提出一个建议，有类似的思路。疫情期间各国都需要给中小企业提供大量融资，把这个责任完全交给金融机构或完全交给央行可能都会有问题。IMF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三类机构共同参与——由央行提供流动性，商业银行来发放贷款，最后由财政来兜底。相当于财政出一小部分资金，去撬动央行的流动性来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最后还是会有一批不良，由财政来兜底。黄益平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思路，好处在于财政出的钱并不多，但可以保证央行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让商业银行去发放贷款，最终不会明显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央行在危机期间提供流动性，结束了之后可以把流动性收回去，也不会影响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

对于动用这一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条件，黄益平表示，很难从技术上来界定。从理论上来讲，存款保险基金的动用条件或者央行在什么时候提供最终贷款人的作用，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是会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问题。过去几年其实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决策层一直很清醒，要释放局部的金融风险，这样才能取得总体的金融稳定，但度很难把握。原则上，动用的条件应该是如果个别机构、个别产品出现违约风险，应该让它释放出来，但是前提是要防范它演变成系统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