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魏尚进 复旦金融评论 2022-03-23 09:00

■作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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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5.5%左右。即使没有俄乌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这个目标也可以被看作是雄心勃勃但难度较大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预测的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仅为4.8%[1]。2019年，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一年，中国的增长率略低于6%。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潜在增长率每年下降约0.2%。假设所有其他因素与2019年相似，2022年的潜在增长率在5.4%左右。

当然，“所有其他因素”与2019年的已经大不相同。俄乌冲突与美联储加息都使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变得相当不利。经合组织估计，最近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可能会造成全球GDP增幅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2]。由于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小麦和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其经济增长也可能由此因素被拖累下降近一个百分点。  

2022年美联储将进行一系列加息（第一次加息在3月16日如约而至），根据以往经验与研究，这可能会抑制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原因包括高收入国家对新兴市场出口的需求减少、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和可能的外汇与外币债务危机。  

中国需要一个对冲策略。因为中国不会参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应该可以让俄罗斯同意销价接受以战前天然气、石油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对中国出口。同时，中国应该能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抵御美国的利率冲击。首先，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为其货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隔离，中国的利率不必机械地跟随美国的利率。其次，由于中国的外币债务相对于其总体经济规模或外汇储备规模都较小，因此发生外币债务的可能性很小。第三，由于在华外资大多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比如通用汽车或杜邦在中国的子公司），相对于那些更依赖国际银行贷款或债券融资的国家，资本逆流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尽管如此，要完全对冲掉这两个负面的外部因素比较困难。毕竟，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增长和更高的不确定性将导致它们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下降，这对中国的增长来说最终还是两个负面的影响。  

一些国内因素也给增长带来下行压力。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从反垄断、隐私保护、在线教育到排放控制等一系列国内法规的出台抑制了某些行业的部分生产，或许还改变了投资者的整体情绪。房地产行业杠杆率的收紧导致房地产行业出现小规模衰退，波及到通常受益于房地产行业繁荣的钢铁、水泥、家用电器和家具行业。虽然许多新规符合经济逻辑，在发达经济体中也有对应的监管动作，但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不仅对直接受影响的部门，而且对整体经济都产生了一种政策环境的不可预测性。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的创新和投资以及家庭的消费都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这也是2021年第四季度和2022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出现下滑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讲话中放出信号，中国正在调整其监管方式，重新强调对民营企业的支持[3]。中国股市随后的上涨表明资本市场对新信号的热烈反应。不过单凭领导层的发言可能无法完全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在这些信号之后如果出台了具体的政策行动，包括对已有政策执行做出优化，企业家的信心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并转化为占经济总量约80%的民营部门的更多的投资和创新。 

“零新冠”的公共卫生策略需要针对疫情苗头的出现实行大规模筛查和人员流动的部分封停，由此也带来生产或生活的间隙性停顿。这样的停顿又较难预测。如果从拯救生命的角度来看，该策略在2020—2021年期间是合理的。在2022年，几个基本面的变化可能会改变对此策略的社会成本收益比的考量。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全程接种疫苗人群的重症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口服药和其他新冠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和可得性不断提高。此外，2020—2021年期间，当其他国家的生产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断时，中国提升产能满足了这些国家的供应短缺，这对当时的中国GDP增长有正面作用。但随着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具有更低致命性和更高传染性，而其他大多数国家今年已转换到一个与病毒共存的阶段，同样的“零新冠”策略在中国可能带来产出和收入方面的损失。 

为调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策略做准备，中国需要尽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也就是让尚未全程接种疫苗的人口完成三次疫苗接种，同时增加口服抗新冠病毒药物的生产并普及这些药物。

如果所有这些方面进展顺利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接近但仍然可能低于5.5%。为了实现今年的增长率目标，并在未来几年保持适度的高增长率，中国需要一场“全要素生产率革命”，通过提升潜在增长率可以为提高今年或未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增长率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这不是通过货币放水或财政刺激可以实现的，也不是通过补贴研发支出的产业政策实现的。而要求回归过去40多年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即让市场在资本和其他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并重新激发各行业企业家的活力与冲劲，包括曾经颇受世界各国仰慕的数字科技公司以及与此相关的在线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