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疫情带来的全球通货膨胀给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大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学界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一方面，按照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都没有预测到当前的通胀形势。人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指出，这次全球通胀特别是欧美通胀、发达国家通胀基本具有超预期性，超越了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前期所有的宏观模型所做的价格预测。从传统的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看，经济增长、失业与通胀间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即使在短期，失业与通货膨胀率也不处于同一条曲线下。这里就暗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的推论——疫情冲击产生了强烈的结构性冲击和预期性的大调整。因此专家预测出现群体性偏误，这使得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如何解决这种预测失误，如何探究当前通胀的形势和根源，学界没有共识，分歧很大。目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依然非常强调当前通胀冲击具有暂时性，但鲍威尔已经开始改口。更为重要的是，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兹之间的大争论，以及欧洲学者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间的大争论。这种争论表现为：当前通胀带来的冲击是否是短期性的？是疫情是核心原因还是过量的刺激政策是核心原因？疫情之后通货膨胀的基本模式就会回归到过去的常态？是当前冲击会不会由结构性的冲击转换成非结构性冲击，特别是在预期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两年对于通胀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在于，大家对于预期性通货膨胀进行了异质性的构造，这种构造发生了很奇特的现象——不同行为主体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不同行为主体对于总体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是不一样。最近的实验表明，专业经济学家所预测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在3.7%左右，但是对于几千名企业家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全球通胀预期是4.1%，对于普通居民调查得出的通胀预期是4.7%。最后发现，专家测得最不准，老百姓测得最准。这里面凸显了几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同行为主体对于通胀预期的作用方式是什么？以及在整个通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在传统时期，专家的通胀预期很重要，比如美联储的点阵图是由宏观经济学专家们所做出的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对于利率的判断。通过对各个央行高级经济学家的预测统计发现，他们有系统性偏误，但最新发现老百姓的预测和预期很准，最准的是妇女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原因是妇女同志经常要做家务，经常进行购物，她们对很多经常购买的物品的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并且对这些物品的变化也非常关注。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疑惑，为什么常态下专家的作用很大，非常态下居民作用很大，很多团队也在研究这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有趣的问题引发的就是平时大家按照货币政策规则，制定货币政策的人当然大概对通胀能够看得清楚，也不用做预测，因为世界就是按照常规在运转。在非常规的时候，很多专家还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导致认识不清。但是居民特别是进行日常生活购买的这些居民，他们要生活，他们的感受最为真切。

另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叫做“通胀自我实现机制”。通俗讲就是，人们认为要通胀了，就有可能真的来通胀了。根据这个理论，如果让老百姓天天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媒体天天宣扬通胀的状况，有可能世界真的就会迎来通胀。因此一些专家建议央行应该跟老百姓进行更好的沟通，说服他们相信通胀不会变。这个研究成果很可能把传统经济学中“预期”这个黑匣子打开，透视清楚通胀预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规律。

当然，在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智慧，而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规则化的延续。因此在解决未来两个变局加速期、关键期的很多问题时，可能需要一些创新型的智慧，对于世界通胀的这种认识也可能处于一个知识更新、预测范式革命的阶段。至少在这样一种变局阶段、大时代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研究和专业的态度才能够看得清未来。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历史相似性与全球进入高成本时代

现在美国7.9%的物价水平，欧元区5.8%的物价水平，都是创了近三十年的新高。历史的轮回会不会重现？我们经常说历史虽然会重现，但穿的是不一样的衣服，踏着不同的旋律，遵循不同的逻辑！在这一轮中俄乌战争导致的大宗商品的变化，与当年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以及70年代、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好像有相似之处。这里面我想谈，从表象来看，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社会大停摆是这次通胀发生的核心诱因，也是一个表象特征。这个表象特征来源于新冠疫情冲击产生的供需两端的不平衡，与常态状况下完全不一样。社会全面停摆后，供给和需求出现了深度下滑，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天量救助，采取非常规政策。这些非常规的政策，比如像欧美大量非常规政策给予到家庭、中小企业，从而使很多家庭的收入没有减少，从而导致美国在2020、2021年整体消费没有下降，这是所有国家中很难见到的一点。美国的消费还在持续增长，但供给出现断裂，如果疫情得到全面控制，需求就会井喷式出现，被疫情抑制的各种需求会大幅爆发。但由于供给瓶颈、地缘政治和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异，供需两端恢复的速度完全不匹配，从而导致目前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的状况。

事实上，如果深究，没有这场疫情，世界会怎样演变？我想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高成本时代：

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但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增加防护成本、健康成本，这个成本就像“9.11”恐怖主义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的急剧上涨，虽然这些成本在核算角度有些是GDP的收益，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就是一种成本。如果没有新冠，我们不会支付这些，不会有大量的物资人力进行这些领域的生产和服务。

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冲突全面拉响，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分工体系，也就是过去三十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提出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都在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会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会源源不断推出。这些举措一定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停止，也会看到逆全球化的现象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个加速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过去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通过成本显化进行技术替代，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干扰。因此所有的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之后才是一个技术创新概念，然后才是一个绿色转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很明显的就是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很多国家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很多国家把这项指标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但是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地缘政治恶化。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里，战争逐步减少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在短期会成为GDP，但是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此地缘政治恶化导致全球防务开支的急剧上扬，导致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活动，这个成本是无可限量的。

第五，高债务时期。高债务时期必须要有解决办法，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所看到的，而不仅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胀的概念。

在这种概念里，我们再来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就会得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充满希望的结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着独特地位。面对未来高成本和高通胀的时代，它的战略定位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最简单的来讲，俄罗斯现在12%的通货膨胀，欧洲5.8%的通货膨胀，美国7.9%的通货膨胀，土耳其南非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而我们的通货膨胀依然维持在2%。在这种竞合关系中，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战略性的思考。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结构性的冲击，也是必须考虑的，要考虑这种通胀过程对于弱势群体的冲击以及如何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我们在思考世界问题时首先要看到大趋势，以及大趋势背后的推动力，要看到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格局。

文稿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