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实践背后一定有精彩的故事。

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快速从贫穷走向了繁荣，无疑是人类最伟大的实践之一。如何解释中国发展奇迹，中国为什么能持续做“对”，存不存在“中国模式”，在国内外的讨论长期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尤盛。

然而，在解释“中国故事”时，国际上常常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倾向，一种是以“西方标准”作为标尺来衡量和评估中国的发展模式，另一种则是努力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或异质性上做文章。

从第一种倾向出发，讨论中国故事就变成了中国发展是否符合西方模式问题，可称为“中国学生论”。这一论调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成绩，正是中国学习西方搞市场经济，按照“华盛顿共识”搞改革的结果，没有什么新意，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如果中国能成功，那就是“华盛顿共识”和西方发展模式的成功；如果中国不成功，那就是中国学习不到位，学艺不精，有待改进，也不能证明西方发展模式的失败。甚至有人据此提出“中国崩溃论”。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真正成功的发达国家，都是西方式或准西方式民主国家，无一例外。由此认定，非西方民主制度不可能获得持续经济繁荣。中国制度与所谓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即便搞“国家资本主义”获得短暂的发展，中国自身制度与市场经济存在内在不自洽和不一致性，将转换为不适应和内部矛盾，最终必将走向崩溃。

从第二种倾向出发，讨论中国故事往往又变成了东方与西方模式的对立问题。首先以“中国例外论”的形式存在，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独特的历史文化、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产生了特殊的意外发展绩效，这些因素别的国家不可能具备。其他国家不能学，也学不来，因为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种极其特殊的东方例外，甚至是一种运气性巧合，对其他国家而言没有推广借鉴意义。在此逻辑下，进而提出“中国威胁论”“中西对立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市场经济与威权制度的结合，不符合西方传统，打破了西方规则，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然挑战西方标准模式，威胁西方所谓的主流制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维护所谓西方秩序和国际规则为由，对“中国例外”必须打压遏制。

从情感上，追求美好生活是全人类的共同向往，也是全人类天赋的权利。西方发达国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应该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历来信奉和而不同，为达到彼岸，西方人“划船”过了河，也应该允许中国人“架桥”过河。至于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选择划船，那是由中国自身实际决定的，也是中国人民的自由。而且为“过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又有什么不好呢？历史从未终结，也不会终结。多样性的世界会更美。

从理性上，西方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奇迹并非对立不相容，两种看似不同的制度背后应该还隐藏着更本质的因素。这也是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早在 2010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团队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性质进行了研究，核心是回答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高速增长期是否临近结束，中国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幸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深度参与了这项研究，并负责总结那些经历高速增长后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跳出现有的理论框架限制，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和整理历史文献，尤其是对欧洲经济史、美国经济史、拉美国家经济史、苏东国家和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史等进行了梳理。越是进入历史细节和事实，一种感觉就越强烈，那就是看似国家间千差万别，文化、制度和历史各有不同，但在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背后，其实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和条件。

而这些条件中，有两条是最根本的，或者是最重要的。一是国家秩序是否稳定，全社会是否有达成共识、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二是各类社会成员和经济要素是否能便利地参与经济活动过程。如果这两条都具备，经济就可能起飞并快速发展，而无论其背后是什么肤色的人种，信奉什么宗教，采取什么制度。在此基础上，我尝试提出经济可进入性（Economic Accessibility）与政治治理黏合度（Political Governance Cohesion）的分析框架，即 A—C理论。其核心观点强调，黏合型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结合，是推动一国经济走上繁荣之路，实现由穷到富的制度基础。其中，黏合型政治治理，通常是能形成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达成共识，并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冲突型政治治理。进入开放型经济制度是指能保证人们可以自愿参与经济活动机会的经济制度，与之相对应的是进入限制型经济制度。而根据占优政治集团的数量，政治治理又可分为多峰治理和单峰治理，进而形成多峰和解型、多峰冲突型、单峰无偏型、单峰有偏型四种政治治理形态。从结果看，多峰和解型治理和单峰无偏型治理，都属于黏合型政治治理，都有条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而在多峰冲突型或单峰有偏型政治治理下，经济可进入性往往受限，经济发展很难获得持续的繁荣。从发展实际绩效看，经济能否获得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能否持续改善，与政治治理形态是多峰还是单峰无关，与是否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无关。

如果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历程，那正是由冲突型政治治理转向黏合型政治治理，由进入受限型经济转向进入开放型经济，形成单峰无偏型政治治理与进入开放型经济的良性互动，成就了中国40多年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从贫穷逐步走向繁荣。即使把时间拓展到 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时期，也能得出一致性结论。后来，在多个学术论坛和国外访问演讲过程中，我就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并求教于很多专家学者，得到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和回应。

受此激励，我开始尝试用这个框架去分析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追赶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能得到崭新的启发。但是，这项研究需要收集的资料、挖掘的数据、整理的历史文献都是海量的，工作量很大，工作进展并不顺利。2015年以后，随着李承健、杨光普、辛星、陈啸等几位年轻的博士逐步参与到这项研究工作中，进度得以有所加快，尤其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处理和理论模型的完善。回头一算，从开始提出研究框架、发表工作论文、不断交流讨论和修改，到目前能以一本专著的形式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已整整经历了12 年时间。

在内容呈现形式上，除了提出A—C理论框架，并用其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外，我们还将此框架运用于对我国技术追赶进程、地方政府竞争、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消除绝对贫困、中等收入人群壮大、对新生事物态度、中国式经济决策过程等领域进行了分析。这些既与我国增长奇迹密切相关，也是中国发展经验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地方。同时，为了探讨这一框架的国际适用性，我们用全球 209 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数据对A—C理论进行了检验，并对新加坡、韩国、巴西、阿根廷等典型国家进行了长时间跨度的案例分析，总结了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识别了实现持续经济追赶的重要条件。为了便于阅读，书稿中我们把大量相对枯燥的技术性推导和数学模型都拿掉了。

当然，中国崛起是影响 21 世纪世界格局最重要的变量，加上中国自身的超大规模性，这个由贫穷走向繁荣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的历史性变迁。我们不敢奢望，我们的框架已经真正破译了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密码”。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所讲，“中国人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的人口是 13 亿左右，而中国的人口是14亿。近三百年以来，如何摆脱贫穷走向繁荣，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而现代化，两个人口规模相当的人群在不同时期都进行了伟大探索。不能简单用前者的成功否定后者，也不能因后者走向成功的道路有所不同而否定前者，放到人类发展的更大视野看，二者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共同为人类生活的改善拓展了认知边界。